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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F. Sennholz:大萧条

 天启而后知 2018-06-09

最后一炮 译 

 

尽管吞噬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过去已经很多年了,但它仍是年老者心中的梦魇和年轻人教科书上可怕的幽灵。大约1300万美国人失业,因为生产过程中”不需要“他们,每四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在大街上游荡,穷困潦倒,数以千计的银行,成千上万的企业,数百万农民破产或者彻底停止运作。

 

几乎每个人的财富和收入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很多美国人都相信大萧条反映了建构在自由放任的市场、肆无忌惮的竞争、投机、财产权和追求利润之上的旧的经济秩序的崩溃。在他们看来,大萧条证明了一个建构在政府干预、政治和官僚控制、人权,和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之上的新的经济秩序是必然的。这些受凯恩斯影响的人,指责商人是萧条的罪魁祸首,商人们应该花钱来保持和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但出于自私的原因他们拒绝这样做。因此他们鼓吹庞大的财政开支和赤字财政,而这导致了一个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的时代。

 

古典经济学认为,大萧条是四个一连串的阶段的四合一。四个阶段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经济停滞和失业。

 

商业周期

 

第一个阶段是繁荣和萧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周期),比如困扰美国经济的1819–1820, 1839–1843, 1857–1860, 1873–1878, 1893–1897, 1920–1921的商业周期。在每个时期中,政府都通过宽松的货币和信用来创造繁荣,但紧接着的就是不可避免的萧条。

 

1929年的崩溃是柯立芝政府之下的联邦储备系统五年的信用扩张的后果。1924年,在一个商业的急剧衰落之后,储备银行突然创造出大约5亿美元的新的信贷,此举导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银行出现了超过40亿美元的信用扩张。一个新的经济繁荣期开始,并挽救了1924年的衰退,这个新的强力的国家货币和信用的扩张的效果似乎立竿见影,但它的最终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正是货币政策导致了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和之后的萧条。事实上,1924年联邦储备的信用扩张构成了本杰明·安德森在他关于现时经济史的专著(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Welfare, D. Van Nostrand, 1949)中指称的“新政的开端”。

 

1924年联储的信用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援助英格兰银行保持它的战前汇率。坚挺的美元和疲软的英镑之间的战前汇率通过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英国国内的通货紧缩政策得以重新调整。

 

1927年,联邦储备系统推出了一个更加爆炸性的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是所有美国国内流通中的货币加上活期和定期存款从19246月底的445.1亿美元增加到了1929年的551.7亿美元。农村和城市的抵押贷款从1921年的168亿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271亿美元。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工业、金融、联邦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上。这场货币和信用的扩张还伴随着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急剧上升。标准普尔公司的普通股票指数显示,工业证券的价格从1922年6月的59.4上升到1929年9月的195.2,铁路股票从189.2攀升至446.0,公共事业股从82.0增加到375.1。

 

一系列错误信号

 

柯立芝政府制造的大量货币和信用扩张使1929成为必然。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促成了商业活动的失调和不当投资——这将在以后受到清算。扩张人为地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伪造)了利率,从而误导了商人们的投资决策。简单地说,利率的降低表明越来越多的资本储蓄供应被用到新的生产项目中,货币的增长引起了经济的繁荣,造成价格的上涨,特别是被用于商业扩张的资本品价格的上涨。但这些价格构成了商业成本,它们会一直上涨,直到商业活动无利可图,而此时衰落也就开始了。为了延长繁荣的时间,控制货币的当局会继续注入货币,直到最后他们对失控的通货膨胀的前景感到畏惧。建筑在通货膨胀的流沙之上的繁荣便戛然而止了。

 

随后的不景气其实是修复和调整的过程。此时价格和成本根据消费者的选择和偏好重新作出调整。

 

首先,利率重新调整,以再次反映真实储蓄的真正供给和需求。不良的商业投资将被废止或撤销。商业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将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管理效率的提升而降低,直到商业活动再次有利可图,资本投资有利可赚,市场经济再次顺利运作。

 

1928年上半年稳定的尝试未遂后,联邦储备系统终于在1929年年初放弃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出售了政府证券,从而停止了银行的信用扩张。1929年8月,联储将贴现率提高到6%,将定期存款利率提升到8%,将商业票据利率提高到6%,并将拆借利率提高到痛苦的15%和20%,美国经济由此开始了重新调整。到1929年6月,商业活动开始退烧,到7月,商品价格也开始下降。

 

证券市场在919号触顶,在过早卖空的压力之下,证券交易缓慢地开始衰落。五周以后,公众仍趁着下跌大量买入。9月份,超过1亿美元的股份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被交易。到最后,越来越多的股票持有者意识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从1929年10月24日开始,成千上万的人争相出售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他们无意在价格上计较,只求早点卖掉。人们抛售的声音像雪崩一样湮没了收发机的鸣响。价格轰然崩塌。

 

清算和调整

 

股票市场的崩溃标志着早就被延误的调整的开始。这本就该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清算和调整,只有这样才会出现一个正常的经济复苏。毕竟,商业活动的金融构架还是很坚实的。在企业偿还了大量发行的债券,并通过出售股票减少了银行债务之后,固定成本降低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大部分的商业收益表现出了合理的态势。1930年的失业人数平均下来在400万以下,占总劳动力人口数的7.8%。

 

在现代的术语中,1930年的美国经济不过是一个轻微不足道的不景气而已。如果没有新的引起萧条的因素出现,那么到第二年经济就会复苏,就像之前的历次不景气那样。1921年到1922年,美国经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全复苏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1929年后无可挽回的崩溃呢?是什么阻止了价格和成本的调整从而导向了大萧条的第二个阶段呢?

 

世界经济的解体

 

胡佛政府反对任何的重新调整。在提倡政府计划的“新经济学”的影响之下,总统不是敦促商人们降低价格和减少工资,而是要求他们增加资本投入、工资和其他支出,以保持购买力。他实行赤字财政,还呼吁市政当局为公共工程增加他们的借贷。通过胡佛在1929年秋组建的联邦农业委员会,联邦政府试图努力保持小麦、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加强对农业的进口限制是共和党一贯的传统了。

 

19306月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进口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在事实上组织了外国商品的进入。在大部分经济史学家看来,这是1920年到1933年间最最愚蠢的事情,也是真正的萧条的开端。“一旦我们提高关税,”本杰明·安德森写道:“世界范围内提高关税、树立贸易壁垒(包括限额)的不可抗拒的活动就开始了。保护主义在全球大行其道,市场被隔离开来,贸易通道被阻塞,出口国的失业人口急剧增长。虽然美国的农产品价格在整个1930年都急剧下跌,但是下跌最快则是在关税法案通过以后。

 

当胡佛总统宣布他将签署该法案时,工业股票一天内跌了20点——股票市场准确地预测了萧条。

 

保护主义者们从来不知道,对进口的限制必将阻碍出口。即便外国没有立即就伤害他们的贸易限制作出报复性行动,他们也会很快意识到出口受限将影响他们的进口。这就是为什么阻止外国产品进入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同样阻止了产品的出口。美国的出口从1929年的55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7亿美元。在之前的通常情况下,美国农业能出口超过20%的小麦,55%的棉花,40%的烟草和猪油,以及很多其他产品,但当国际间的贸易和商业被破坏以后,美国农业崩溃了。事实上,贸易限制的快速发展(包括关税、限额、外汇控制和其他手段)造成了世界性的萧条。

 

农产品的价格在危机之前,远远高于1926年的基数,但在1932年夏天跌到了47的低水平。每英担猪肉为2.50美元,牛肉为3.28美元,每蒲式耳小麦32美分,诸如此类的价格让成千上万的农民跌入破产的深渊。农产抵押赎回的要求被拒绝,直到各个州通过了延期偿还法,就这样,破产被转移给了无数的债权人。

 

困境中的乡村银行

 

毫无疑问,乡村银行是美国农民的主要债权人。当农业崩溃时,这些银行关门大吉。有大约2000家银行在1931年8月和1932年2月之间处于停业状态,它们的存款负债超过了15亿美元。那些继续营业的银行被迫大幅度地限制它们的业务,它们清算客户的证券抵押贷款、收缩房地产贷款、敦促人们偿还旧的贷款,并拒绝再开展新的业务。最后,它们向已经萧条了的市场抛售它们最畅销的债券。吞噬了美国农业的恐慌也降临到了银行系统和它数以百万计的顾客头上。

 

欧洲的一系列事件加剧了美国银行危机。当世界经济开始解体,经济国家主义不断滋生的时候,欧洲的债务国家陷入了偿付危机中。奥地利和德国停止向外国偿付,并冻结了英国和美国的大规模的信贷;当英国在1931年9月最终中止黄金偿付时,危机蔓延到了美国。外国债券价值的下降引发了一般债券市场的崩溃,它冲击了美国银行最薄弱的一环——他们的组合投资。

 

萧条的恶化

 

1931年是悲剧性的一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整个世界)陷入了绝望和萧条的大灾难中。美国的失业数猛增至800万以上并持续增长。胡佛政府拒绝承认自己是灾难的始作俑者,且费尽心机将责任推给商人和投机者。胡佛总统召集本国的工业界领袖,承诺他将采取措施保持工资率、扩大建设。他给所有州的州长发电报,敦促他们协助公共工程计划的扩张。他解释了联邦公共工程,并批准给造船业提供援助。出于维护受损农民利益的考虑,一大堆联邦机构实施了价格稳定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了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剩余,而这反过来愈发压低了产品价格。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932年的失业人口平均达到了1240万。

 

在这个贫困和苦难的黑暗年代里,联邦政府成了那根最后压垮一切的稻草。1932年的税收法案将政府税收收入提高到了原来的两倍,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快的税负增长。免税范围缩小,“劳动收入税收减免”被取消,正常税率由原来的1.5%-5%升高到4%-8%,附加税率从20%提高到55%的最高值,企业税税率从12%猛增至13.75%和14.5%,房产税提高了,赠与税税率从0.75%升至33.5%,燃油税为10%,汽车税为3%,电报和电话也要交税,还有2美分的支票税,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消费税。最后,邮政资费也大幅增加。

 

当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面临税收缩水的时候,他们也加入到了联邦政府增加税收的行列中。所得税和商业税的税率提高了,针对商业收入、财产、销售、烟草、酒类和其他产品的新税种层出不穷。

 

Murray Rothbard在他的权威性著作《美国大萧条》(Van Nostrand 1963)中估计,这一时期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了差不多一倍,从原来占净私人产品的16%上升到29%。这样的风暴使任何经济在它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同时也使大萧条源自经济自由的传统观点破产。

 

全国复兴署(NRA)和农业调整法案(AAA

 

私有制市场体系能够克服几乎所有阻碍,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是它最重要的属性之一。通过价格成本调整、管理效率、劳动生产率、新的储蓄和投资,市场经济会趋向再次均衡,并重新开始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毫无疑问,如果不再有进一步的干预,市场就能在胡佛政府的干预之后迅速恢复过来。

 

然而,当F.D.罗斯福担任总统后,他仍自始自终干预经济。在他担任总统的头一个一百天里,罗斯福对市场秩序重拳出击。他不但没有清除他的前任留下的繁荣的障碍,反而树立了新的障碍。他采用一切已知的办法来打击美元的信用——美元的量的增加和质的恶化。他收缴人们手上的黄金,接着将美元贬值了40%。

 

为解决第三产业工人的失业问题,罗斯福全力阻碍产业的重组。他说服国会通过了全国工业复兴法(NIRA),并根据此法建立了全国复兴署(NRA)。此举的目的是实现商业的自我规范,但却无视反托拉斯法,他还建立起价格、工资和工作环境的公平法规。总统的再就业协议要求达到40美分/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规模较小的团体为12-15美元/周),35小时/周的产业工人工作时间,40小时/周的白领工作时间,并禁止使用童工。

 

通过增加就业来提高购买力的尝试是幼稚可笑的。通过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率来无限地增加企业成本,这显然是反复兴的行为。在法案通过以后,失业人口升至大约1300万。特别是在南方,最低工资条款导致了严重的问题,50万黑人失去了工作。

 

罗斯福总统也忽视了美国农业遭受的灾难。他通过农业救济法——即广为人知的第一农业调整法案——来解决问题。它的目标是通过减少种植面积,销毁农田中的作物,补偿农民来停止耕作,以及签订改善分配的市场协议,来增加农民收入。该计划很快便覆盖了棉花、基本农作物、肉制品和主要经济作物。对已经萧条了的工业所征收的“加工税”,被用于支持这项计划的花销。

 

NRA法规和AAA加工税分别于19337月和8月生效。又一次,已经在大限之前惶惶不安的经济生产急剧衰落。联邦储备指数从本年度7月份的100跌至11月份的72。

 

经济刺激的手段

 

当看到自己的计划事与愿违时,经济计划者们只是简单地扩大经济刺激。罗斯福先生在他1934年1月份的预算报告中承诺1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而当时的政府收入是30亿美元。经济复兴失败了;商业指数在1934年5月升至86,又在9月再次跌落到71。而且,开支计划引发了债券市场的混乱,这给美国货币和银行带来了新的疑虑。

 

1933年的税收立法陡然将所得税率提高到更高的档次,并对企业红利征收5%的预扣税。1932年,税率再次上升。联邦房产税高居世界第一位。1935年,联邦房产税和所得税再次被提高,尽管额外的收益相当可观。看来,税率明显是冲着财富的再分配去的。

 

根据本杰明·安德森的说法,这些施于困惑中的工业和金融之上的手段——工业的、农业的、金融的、货币的、等等——影响深远。还有总统的那些持续让人不安的言论,他曾在就职演说中批评了美国的银行家,还在1934年夏天将英国和美国的银行家做了一个含糊的比较,等等。但私人企业能够最终在如此大乱中存活和凝聚,显示了私人企业的惊人的活力。

 

接着,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传来了福音。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通过一致决定,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取缔了NRA和AAA。法院坚持认为联邦的立法权力在被行使的时候出现了违宪,州的权力遭到了侵犯。这两个决议清除了压在经济运行之上的两个可怕的障碍。特别是NRA,简直就是一个噩梦,一个在一群政府官僚左右之下变化无常的噩梦。总而言之,该法案的失灵立即减少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这恰恰是当初它出台时信誓旦旦所承诺的。AAA的废止则减轻了农业的负担,并停止了对农作物的破坏。失业人口逐渐减少,到1935年,减少到了950万人(或劳动力总数的18.4%),到1936年,失业人口仅为760万(14.5%)。

 

劳工新政

 

大萧条的第三个阶段是它的尾声。但别高兴得太早,因为1937年的崩溃正在被酝酿,萧条一直阴魂不散地徘徊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一天。1938年,超过1000万的人失业,1939年,这个数字超过900万。

 

最高法院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真是好景不长。华盛顿的计划者们是不会对经济撒手的;他们不得不想办法获得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这对后面的选举至关重要。

 

193575日的瓦格纳法案,为政府收买了劳工的人心。这项法律是美国劳资关系的革命。它将劳资纠纷从法庭转移到了新冒出来的联邦机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一个集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员于一身的机构。他们中的工会同情者继续滥用已经给工会以豁免权和特权的法律。美国由此抛弃了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瓦格纳法案(或全国劳资关系法案)的通过,是对最高法院取缔NRA及其劳资条款的反应。它的目的是迫使所有资方反抗工会。资方作出的任何自卫行为都会被视作是“不当劳动行为”而面临委员会的处罚。这项法律不仅迫使资方和被制定为工人代表的工会进行交易以及讨价还价;到后来,委员会的决定甚至将拒绝工会领袖的要求的行为视作是非法的。

 

1936年的选举之后,工会开始充分利用他们的新权力。通过威胁、抵制、罢工、控制工厂以及有违法律尊严的直接的暴力行为,工会强迫数百万工人成为了他们的成员。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而工资则被迫上升。劳资矛盾和骚乱横行,静坐罢工使生产停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经济活动开始衰退,失业人口再次上升超过了1000万。

 

但是瓦格纳法案并不是1937年危机的唯一凶手。罗斯福总统给最高法院施压的耸人尝试如果成果的话,将使司法成为行政的附庸。在美国国会里,总统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占大多数的民主党人,对大萧条感到迷惑和恐惧,他们盲目地在领袖身后亦步亦趋。但当总统企图控制司法的时候,这个国家团结起来反对他,他在国会大厅里的首场政治战斗以失败告终。

 

同时,罗斯福还试图通过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断的监管和指导来控制股票市场。“内部”交易被禁止,高昂和不灵活的保证金和卖空限制则是为了避免重蹈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覆辙。事与愿违,股票市场从1937年8月到1938年3月下挫了将近50%。美国经济又一次遭受了可怕的惩罚。

 

其他税收和控制

 

其他因素也助长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新的和最快的消沉。1936年的未分配利润税沉重打击了用于商业的留存利润。然而通过没收个人所得和房产税来摧毁富人的财富并不能令政府满意,政府意图通过强制手段将企业储蓄进行分配,作为隶属于高所得税税率的红利。尽管最终的未分配利润税税率“只有”27%而已,但该项新税已成功地将企业储蓄从雇佣和生产环节中转移到了红利收入上。

 

在新的停滞和失业中,总统和国会采取了另一个危险的新政立法:1938年的工资和工时法,或公平劳动标准法。该法提高了最低工资,并将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44、42和40小时,并规定超过40小时的工作报酬为40小时内的1.5倍,同时还对其他工作条件作出了规范。就这样,联邦政府再一次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成本,为更严重的萧条和失业提供了余地。

 

在这段时期里,联邦政府通过它的货币武器——联邦储备系统——竭力制造又一次的通胀。1934年到1941年的货币扩张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欧洲的货币黄金为了躲避政治的动荡(而大量涌向美国),将美国的银行储备提升到了一个反常的水平,储备余额从1934年1月的29亿美元上升到1941年1月的144亿美元。随着联邦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的储备的增加,利率下降了到一个难以置信的水平。商业票据经常降到1%以下,银行承兑汇票的利率则在0.125%到0.25%之间,短期国库券的利率跌到0.1%到1%,长期国债则在2%左右,短期贷款的利率被限定在1%,主要客户的贷款利率则为1.5%。货币市场如洪水般泛滥,利率低到不能再低。

 

根深蒂固的根源

 

经过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冲击之后,美国经济已经无法恢复了。作为史无前例的收入和财富主要来源的私人企业毫无出头之日。

 

终于,大萧条的灾难让位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超过1000万的健壮男子被征召到部队服役时,失业不再成为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当美元的购买力因为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而减半时,美国的商业开始努力适应胡佛—罗斯福“新政”造成的高成本,而激进的通胀在事实上减少了真正的劳动力成本,由此,在战后新的就业被创造出来。

 

把所有的罪恶都归到那些造成这个暗无天日的年代的人的头上,这是愚蠢的。大萧条的终极根源其实在美国人民的心灵和头脑中。没错,他们憎恶巨大的困境造成的痛苦症状,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又倾向于并将选票投给了那些造成灾难——通货膨胀、信用扩张、保护性关税、对富人的高税收和对他们财富的重新分配——不可逆转的政治家。我们的学者和教师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更早的时候为大萧条播下了种子,当时对私有制的传统和私人企业抱持敌意的社会和经济意识形态征服了高等院校。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教授们和政治领袖一样有罪。

 

社会和经济的衰落助长了道德的沦丧。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对他人巨大财富的贪婪和嫉妒的增长,没有对公共援助和支持的持续性愿望,大萧条就不会发生。同样,个人独立和自立——总结起来就是从人的奴隶中解放出来,面对着上帝,独自承担责任——的丧失也是大萧条的帮凶。

 

大萧条会再次发生吗?无情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重复造成大萧条的可怕错误,那它就会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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