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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蓉 抗战爆发后，卞僧慧先生由清华大学返回津门故里，1940年春，受业于吴玉如先生，数十年间，不仅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而且与吴玉老哲嗣吴小如先生，也成为学术知友。 20世纪80年代，由卞老引见，我有幸拜访了吴小如先生。在此后二十余年的通信中，吴先生对卞老多有谈及。1985年元旦前夕，他在回信中说：“我同卞老久未通信，最近我忙得也实在够戗，所以顾不上写信，请代我向卞老致意。”在1985年1月10日的信中，再次叮嘱：“卞老前请代致意。我近奇忙，内人又患病，很少写信。”这种请代问候卞老的事情，已为常事。 吴先生对卞老孜孜不倦从事陈寅恪研究，尤其予以关注。1990年3月25日，他来信说：“陈寅恪先生学术论文纪念集已见到（乃敝单位所编，故人手一本），中有卞老大作，已拜读。见时乞转告。写得很好，文体亦很别致，颇有陈寅老文字遗风。”文章得到老友称赏，卞老也很高兴，毕竟学术知音难遇。 1991年初，《文史知识》编辑部请吴先生“代约卞老写有关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卞老大作《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在当年《文史知识》第6、7期上连载。而在约稿和发稿之间，杂志编辑竟然“把卞老天津地址弄丢了”，又向吴先生求助。8月6日，吴先生来信说：“恰值四、五月份我偕内人到上海住院治病，我从上海给他们回了信。而编辑部的人胡涂之至，竟把我上海小儿处的地址当成卞老的地址，卞老大作的校样是我在上海代校的，他要修改的地方只好留着无法改动。最近听说又把信和书寄上海，已由小儿转我，闻已寄出，我收到后即转给卞老。如晤及卞老，望代为说明。” 1991年底至次年3月，为给夫人治目疾，吴小如夫妇去香港住了八十多天。其间，卞老请吴先生代买几本有关寅恪师的书。1992年4月21日，吴先生来信说：“卞老托我买书，我遍烦熟人，一本也未买到。已把书目留港，继续托人物色，望转告卞老。” 1999年夏，吴先生辛劳成疾，他说：“突患眩晕呕吐，与十年前所患美尼尔症相似，医言仍是疲劳过度（前一阵子照看内人太辛苦），脑供血不足。”由此，他想到了“卞老久未通信，不知他身体怎样？他的《陈寅老年谱》是否比蒋书详尽而更真实？近读蒋书，虽已增补，仍吞吞吐吐。如陆键东书中据档案材料写定者，卞谱应列入。如通电话，望代致意”。吴先生希望卞老的《陈寅老年谱》能够吸纳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所披露的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使之更加完备。 1999年夏秋之间，卞老从《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吴先生《读〈龙榆生年谱〉（未刊本）》一文后，即向他“询及南京大学张晖君《龙榆生年谱》稿中有无录存陈寅老佚诗”，因为《年谱》稿本被人借去，吴先生无法查复。事隔月余，吴先生来信告知张晖通信地址，并让我转告：“如卞老拟访寅师遗作，不妨径函询之，或向彼索年谱稿本一读，彼当不会拒绝也。” 2010年4月，《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前夕，卞老请老友吴小如作序。序中写道：“僧慧长僕十岁龄，谊兼师友，今年九十有八矣。以世纪老人艰难著述而卒底于成，视今之以逐利竞名为贤者，其风操学问为南辕北辙，固无待僕覼缕指陈也。”充分肯定了卞老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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