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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至宣德十年，（元月病逝）仅仅九年零七个月，却给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的宣德官窑瓷器，是后世文人墨客最喜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其中宣德宫廷曾贮养过的蟋蟀罐堪称一绝，且最为稀有。在清宫旧藏的1774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没有一件这样的虫罐。相关的文献记载也表明，宣窑虫罐自明代起就非常珍贵。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今宣窑蟋蟀罐，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近人徐珂辑（清稗类抄、着述鉴赏）王丹思条说，“（宣德）宫中贮养蟋蟀之具，精细绝论，故后人得宣窑蟋蟀盆者，视若其珍。”又说，王丹思购得的宣德戗金蟋蟀罐，为清初诗人吴伟业的旧藏。朱琰的（陶录）也说有“戗金蟋蟀盆。”
然而，引起人们对此关注的是，已故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刘新园先生编着的（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其中披露了景德镇明御厂故址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宣德虫罐。1982年11月，景德镇考古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厂故址南院的东墙边，发现了大量的宣徳官窑残片。计有青花、祭红、蓝釉等，绝大多数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时曾拼合出一鼓形盖罐，据此可以确认，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盖罐为蟋蟀罐。1993年春，考古所又在明御厂东门故址附近探开的一条沟的北端，距地表深约1,5米的宣德窑渣中发现一呈窝状堆积的青花残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圏足与盖的内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单行青花楷书款。罐底款竖排，盖内底款横排。而且又在下层褐黄色的沙渣与祭红、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盘废品堆积中，发现了另一窝青花瓷片，经复原，亦为蟋蟀罐。同时发现了一件置于蟋蟀罐中的青花折枝花过笼。这件过笼虽然缺盖、无款，但它无疑是文献中所说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在明御厂故址出土修复的21件宣德青花蟋蟀罐中，属于文人画稿粉本的作品仅见6件，其中尤以4件浙派画风的青花虫罐最夺人眼球。它们分别是，青花芦汀鸳鸯纹、青花芦洲鹡鸰纹、青花洲渚水禽纹、青花杜甫诗意图。对于这批特殊题材的纹样，刘新园先生认为，“出土物中的一组有浙派画风的青花花鸟纹虫罐，其纹饰的粉本，可能出自宣宗本人或仁智殿御用画家之手，也有可能是宣宗派浙江画家到景德镇御器厂绘制；其年款的粉本当由沈度书写，御器厂工匠照粉本临摹。该组瓷器是宣窑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制品，不仅仅是研究明代宫廷生活，而且也是研究中国陶瓷艺术史、中国绘画史的非常可靠、非常新颖的资料。”（见（明宣德官窑蟋蟀罐））
笔者以为，这批气息浓重的文人画珍贵粉本，可以说，代表了明初士大夫在结束了97年元蒙统治汉人地位后，如获初释的安逸心情。同时，也反映了自明朝开辟伊始，历经了太祖平定北元、成祖改宪永乐、此时宣宗朝国泰民顺的生活状态，着实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宗室文人画的高度境界，得到了宣宗皇帝的极力赏识。明初文人画应用予宗室赏玩的虫罐及虫具用品上，对中国陶瓷艺术来讲，仅此宣窑所见，决无后来者所能媲美。
明逸精舍收藏的两件宣窑青花文人画虫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文玩市塲偶然所遇。从两件虫罐的纹样来看，其中一件与明御厂宣德地层出土的所谓“鹰犬纹”完全一致。根据刘新园先生对这件虫罐的描述，“罐外壁绘一鹰追逐两只天鹅，一鹅向下，一鹅向前方惊慌逃窜。罐的另一面绘一土坡，坡上的芦苇与枯草在风中摇曳，草间有两只小鸟，一只向下飞去，一只站在芦苇上正准备起飞；罐盖绘老树一枝，枝上一巨鹰视线向下，望着土坡上杂草间的一只小犬，小犬望大鹰竖耳聆听，显得十分机灵。”刘新园先生同时考证，“虫罐外壁所画之飞鹰，当以朝鲜进贡的海东青为摹本，而罐盖纹样则是来自中亚的一则传闻，即能‘产狗’的皂雕和所谓‘鹰背狗’。虫罐上的两组纹样，显然是宣德帝有‘鹰犬之好’的实证。”由上，不难看出，收藏件与出土件二者青花“鹰犬纹”虫罐上的纹样，出自宣宗室浙派画家的同一粉本是毫无疑问的了。另外一件青花虫罐，其盖与身似乎不为一套。通过比较中华路出土的青花芦洲鹡鸰纹虫罐和青花芦汀鸳鸯纹虫罐，可知收集的这件虫罐的器身应该属于青花芦汀鸳鸯纹，而器盖则为青花芦洲鹡鸰纹。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件虫罐的盖子边缘一圏似乎有经敲打后而变小的痕迹。说明器盖原先大过器身而无法放入止口内。因此，器盖和器身实际并不是原配是合二为一的青花文人画虫罐。同时证明这件虫罐的原盖巳遗失，它们曾经被使用过的依据显然很充分。
明逸精舍收藏的这两件虫罐，型制与中华路出土的蟋蟀罐完全一致。经刘新园对照李石孙的（蟋蟀谱），这种青花罐即是所谓的“坐盖式”虫罐，而珠山路出土的青釉罐则被称作“平盖式”虫罐。通过中华路和珠山路出土伴生物的比较，刘新园先生将“坐盖式”虫罐考证为，上限在洪熙元年九月，下限在宣德六年（1425一1430）左右，而“平盖式”虫罐的烧造时间为宣徳八年至十年的晚期制品。笔者对刘新园先生将珠山路出土的青釉“平盖式”虫罐，与日本户粟美术馆所藏青花怪兽纹“平盖式”虫罐，同视为宣德晚期的制品，而将索斯比目录刋出的，黄地青花瓜叶纹“坐盖式”虫罐当作宣德早期的考证，提出不同看法。笔者以为，即使青釉“平盖式”虫罐与其伴生物，确实存在于宣德较晚的地层，但这并不能证明青釉虫罐一定就是该时期的制品，因为早期制品存在于晚期地层也相当合理。从青釉虫罐器内无釉和粗糙的宽深圏足来看，它与中华路下层出土的无款“坐盖式”虫罐在工艺制作上的传承性相当接近，而无款的“坐盖式”虫罐除器内底无釉外，其圈足的宽深程度也与青釉虫罐比较相似。如果我们将宣窑虫罐的创烧时间确定在宣徳元年，那么青釉“平盖式”虫罐要比其它“坐盖式”虫罐更具原始性。也可以这么说，它似乎与珠山永乐地层出土的，永乐晚期仿龙永泉青釉瓶是一个路子的器物。如果说青釉瓶又与署“永乐贰拾壹年岁次癸卯”款黑釉双耳鬲式炉的时间差距不远，那么这件青釉虫罐的时间为宣德初年的可能很大，而且宣德早期的官窑制品也崇尚素色。至于索斯比目录中刋出的黄地青花瓜叶纹“坐盖式”虫罐，应该是一件非常成熟的宣德晚期制品，这样华丽的作品是不可能产自宣德早期的。而日本户粟美术馆收藏的青花怪兽纹虫罐的时间，应与中华路上层出土的虫罐相近戓略晚。之所以将这些弄颠倒，是因为“坐盖式”与“平盖式”，至少在宣德时期的烧制时间上并没有前后关系，两者在初期的烧造中都巳存在，并且延伸至宣德晚期。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一件收藏旳，元末明初青花凤纹“平盖式”蟋蟀斗罐中，展露的非常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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