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柳柳州，种柳在沙洲。东门做宣化，邀酒上城楼。这是今早九哥做的半阙诗。昔日的“柳柳州”专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有昔日当然也应该有“今日”，今日的“柳柳州”特指我们即将开发的一瓶酒，希望这瓶以柳柳州命名的酒能够成为柳州市的城市名片，这瓶酒成为柳州历史文化名酒，所以这首诗的后半阙会落在“酒”上。
想必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惑——柳宗元在湖南永州做了10年司马、刺史，为什么没有过一个别号叫柳永州，在柳州任刺史不过4年，却有了一个“柳柳州”的别号？这就得从“永贞革新”说起了。
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时年32岁的柳宗元走上了他人生事业的巅峰，被提拔担任礼部员外郎。唐朝的官制源于隋，尚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尚书省下设礼（主要职能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和教育部）、户（财政部）、兵（国防部）、吏（组织部）、工（工信委、发改委、建设部和商务部）、刑（最高法院）六部，六部的主官是尚书，但明显比今天的部级干部大，相当于今天副国级的副总理国务委员这种级别起，大多数尚书可以达到正国级的级别（正一品）。六部的副部长叫做“侍郎”，侍郎为正二品，如果从一品介于今天正、副国级之间的话，正二品的侍郎就是妥妥的副国级。
六部之下各设4个司，共24个司。司的主官叫做郎中，副主官叫做员外郎。郎中显然是正三品起（正部级没有一点问题），部分享受从二品待遇（相当于享受副国级待遇），而柳宗元这个员外郎至少是正四品（有可能是从三品），换句话说32岁的柳宗元已经走上了省部级的领导岗位（副部级）。
但因为李诵身子骨太弱，很快就被架空禅位，永贞革新只持续了146天，之后上位的唐宪宗李淳将包括柳宗元在内的改革派统统贬官到了远离京城的地方，柳宗元被贬到了今天的湖南永州，他的政治盟友和私人挚友，另外一位唐宋八大家刘禹锡被贬到了今天的湖南常德（当时叫郎州），分别担任当地的司马（相当于今天的地方公安局局长）。刺史是正六品，也称“太守”，是介于今天市级和县级之间的一个行政单位。作为刺史下属的司马，充其量也就是从六品。这二位从此远离了京城，远离了权力中枢，他们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精通儒释道的柳宗元甚至一度产生了遁世的想法：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绝大多数朋友耳熟能详的《江雪》就是明证。诗中的柳宗元流露出了远离尘世喧嚣，遁隐荒野自修的想法。但修行是需要一大笔钱的，不但自己吃喝要花钱，雇几个人打理日常生活也需要钱。更大的开销还在于炼丹，那个时候修行和炼丹几乎是同义词，炼丹更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炼丹的两大主材水银和朱砂可都是很贵的东西，至于长成人形的何首乌和小孩胳膊一样粗的人参就更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了，而柳宗元终其一生都没发过财，甚至可以说经济上就没宽裕过。所以只好继续做朝廷的官，好歹算是铁饭碗，有一份俸禄。
唐宪宗上位十年后，忽然想起了自己继位之初贬黜的“二王八司马”（大家自己百度一下），就把还活着的都召回了京城，柳宗元和刘禹锡均在召回之列。《唐书》记载刘禹锡差点就留在的京城，而柳宗元则被贬到了距离京城更远的柳州。史书中没有记载宪宗皇帝为什么这么不待见柳宗元，但刘禹锡再次被贬黜京城是有记载的。刘禹锡是因为被人发现在诗文中有浓厚的怨气，还饱含讥讽，结果宪宗一怒之下将刘禹锡贬到了播州。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柳州虽然在中原政权看来属于未成开化的蛮荒之地，但并非是最糟糕的地方。譬如刘禹锡被贬的这个播州，在时人看来环境就比柳州更坏。因为这个原因，柳宗元还曾给皇帝上疏，说刘禹锡的老母亲年过八旬，如果不和儿子一起上任，此时一别必然永诀，倘若老母亲和刘禹锡一同赴任，极有可能死在途中。柳宗元因此要求与刘禹锡调换任所，但皇帝没有同意，而是将刘禹锡换到了连州（今天广东省与江西省交界的地方，韶关市下面的连州县）。
与在永州不同，柳宗元到柳州固然离京城更远了，但也是柳州地方上的党政军最高首脑了，作为一个曾经有着很高政治抱负的人，柳宗元在柳州做了大量的工作。柳州民风彪悍尚赌，没钱了就把孩子质押换钱，赌输了，孩子就成为了奴隶。柳宗元为了扭转这一风气，不惜用自己微薄的俸禄赎人。四年后，当柳宗元客死柳州的时候，柳州的风气已经面貌一新。
柳州自打唐朝筑城以来，面对柳江的东门城楼，就是进出柳州的最重要的门户。柳宗元经常在此给过往的百姓介绍中原的先进文化，还不时邀请一些父老登上城楼畅饮。九哥目前做的这款柳府酒论起来就是打那会儿传承下来的（有已经注册的柳宗元头像标志为证），只是由于柳州历史上除了柳宗元，一千多年中就再没有文化名人了，地方志的记载也多有断代，但柳宗元晚年嗜酒是有诗为证的：“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举觞酹酒先，为我驱忧烦。”这几句诗出自柳宗元的《饮酒》。
柳州当地方言桂柳话多用倒装句，譬如我先吃饭，桂柳话的说法是“我吃饭先”，我先喝酒是我喝酒先，我先洗个澡是我洗澡先，……桂柳方言中把这个“先”放在一句话的末尾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烦忧用桂柳话说一定是忧烦。“举杯酹酒先”的酒先应该是“先酒”的倒装，这句的意思是，举起了酒杯先祭奠一下发明酒的祖师爷。根据桂柳话“倒装句”的特点，九哥可以证明这首诗出自柳宗元柳州任上。
另外，柳宗元的《黔之驴》也是出自柳州，只是他老人家断然想不到直到1200多年后的今天，有九哥这么一号人重新解读了他的寓言。
此前传统的解读，《黔之驴》是讽刺朝廷和朝廷上层的，没什么本事，又不会学着低调，被看出了破绽，最后葬身虎口。其实柳宗元虽身处晚唐，但他死的时候离唐朝灭亡还有好几十年，这个《黔之驴》虽然放到今天来看仍然很有意义，但当年柳宗元其实只是用这个寓言对自己做了一个反省和总结。
黔之驴的悲剧实则是柳宗元的悲剧，更是中国文人群体的悲剧。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触目可见文人的悲剧史。从屈原开始，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然后就到了柳宗元、刘禹锡。韩愈也是，尽管与刘柳二人由好友而成为仇敌，但这是私仇，韩愈一样不顺，屡遭贬黜。再往后，苏轼、辛弃疾、李贽，等等，名单实在太长。他们的共同特点：有才、刚正、桀骜不驯，也有得意时改不了的自高自大、自吹自擂。这是一种“驴性”气质，“驴性”精神，有几位还颇跟驴有渊源，王粲、孙楚喜欢“驴叫”，自己也学“驴叫”。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更是喜欢乘驴出游，而且往往不问方向，全凭驴的心情，其实是自己率意的真性情。这些人做做诗，写写文章，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搞起政治无一不是惨败。
文人自大最多只是耽误了自己的前程，皇*上好大喜功可就会坏了一个国家！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哎呀！外形庞大好像有德行，声音宏亮好像有能耐，假使不使出它的技能，老虎虽然凶猛，（但）多疑、畏惧，终究不敢猎取( 驴子) 。如今像这样的下场，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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