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皇帝性情大变，手下大臣个个噤若寒蝉

作者：金满楼

乾隆当政初期，大体而言还是比较惬意的，而其中也有孝贤皇后的功劳。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贤内助，皇宫内宁静和谐，乾隆也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理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看似圆满的开局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后戛然而止。

随着孝贤皇后的去世，乾隆的脾性也随之大变，执政风格由原来的宽容转为严苛，皇后的葬礼问题更是演变成一场宫里宫外的全国性灾难。

首触霉头的是皇长子永璜。

当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孝贤皇后逝后的第四天，永璜迎驾至天津。父子相见后，大阿哥对母后去世的反应让乾隆十分恼火。

八天后，在孝贤皇后的丧仪初定之时，乾隆颁下谕旨对大阿哥的师傅大加指责，其中称：

“阿哥之师傅谙达”，平日里对阿哥应“诱掖训诲，教阿哥以孝道礼仪者”，孰知“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

乾隆气愤地说，这样的事，难道还要亲身经历后才懂得如何做吗？究其原因，这都是大阿哥的师傅谙达们平时未尽心教导所致。

为此，乾隆宣布处罚措施，“伊等深负朕倚用之恩，阿哥经朕训饬外，和亲王、来保、鄂容安，著各罚食俸三年，其余师傅谙达著各罚俸一年。”

至于另外两个师傅张廷玉与梁诗正，因为“俱非专师，著免其罚俸。”

孝贤皇后的死令乾隆悲哀烦躁，动辄发怒，许多大臣官员在丧仪问题上接连受到严厉叱责与治罪。

当年四月，翰林院所奏大行皇后册文中“皇妣”二字译成满文时错译为“先太后”，乾隆发现后大发雷霆，说翰林院官员事务清简，如此草率行事，这不是“无心之过，文意不通”；

更有甚者，待他看出其中“大不敬背谬之处”而欲传旨询问时，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等人皆已散去，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要知道，向来“呈览之本留中而未降谕旨”，请旨大臣却弃而他往，试问有此先例乎？

乾隆说，众大臣中，大学士张廷玉尚可说是年老，难道阿克敦也老迈了吗？当然不是！这都是因为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协办大学士而心怀怨望所致。

试想“伊于皇考时获罪后复起用，朕用伊至尚书。数年来实无出众宣猷之处，而每以文学老成自命，不得升用，辄怀怏怏。人臣无将，此之谓也。阿克敦著革职，交刑部问罪。”

最后，阿克敦被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加恩宽释），侍郎盛安等官员也受到革职留任的处罚。

斩监候虽然未必致死，但因为文字上的一点小过失即将刑部尚书这样的大员予以如此重罚，乾隆之躁怒可想而知。

可怕的是，因孝贤皇后病逝而引发的“丧葬风波”，这还仅仅开了个头。

当月，乾隆前往静安庄祭奠孝贤皇后时，发现各王公、满汉文武四品以上官员远未到齐，其发旨切责，说：

“齐集乃礼制攸关”，“试思朕车驾亲临，而诸臣若罔闻知，偃息在床，有是理乎？抚心自问，于汝安乎？……此次朕复从宽，免其议处。若再靦不知耻，侥幸求逸，国法具在，毋冀屡邀！”

乾隆痛失爱妻，其内心的悲痛毋庸置言，而让他感到失望乃至痛恨的是，手下的那些大臣们不能理解他的心情，几无人能与他君臣对泣，同气相悲。

由此，对那些办理丧仪欠妥、不敬皇后的人，乾隆是绝不放过的。

五月间，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属粗陋”而遭诫责，尚书哈达哈等人革职留任，侍郎索柱连降三级。光禄寺办理祭奠事务时，因所用桌子不够“洁净鲜明”，负责官员一律降级调用。

其后，礼部官员办理册谥皇后事务时因未议王公行礼之处而被斥“办事糊涂”，尚书海望、王安国被交部查议。

这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一时被责罚的大臣比之前执政十三年的还要多，这在乾隆初期是少见的。

而更悲催的是，之前一向主张宽容、反对父皇雍正过于严苛的乾隆，此后执政风格大变，而变得越来越不宽容、越来也不讲情面了。

这一切，大概和孝贤皇后的去世有着直接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