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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故乡的“场活”总与一个场景相联系：一个夏日的清晨，母亲从深沟里担回了水，喊我们姐弟起床，一睁眼，门前沟里清脆的“算黄算割”的叫声就飞上山沟，越过墙头，扑到我的耳中，我就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场活”来了！ 正如所有大的战役开始之前，总需要一个隆重而又不同寻常的序幕一样。在我的印象中，故乡的“场活”这场大战役开始之前，总有一个欢乐的节日——端午节作为盛大的序幕：母亲在忙碌的日子里熬夜为我们做好各种各样的荷包，端午节前一晚给荷包撒上“香草草”，放在外面的窗台上，让露水把“香草草”沾到荷包上。第二天母亲半夜就起来，把那些荷包给我们姐弟一个个用针线缝在衣服上，又把搓好的花花绳给我们悄悄的戴在手腕和脚腕上。等我们早晨睁开眼，惊喜夹杂着欢叫响成一片。这时，母亲会笑着让我们去大门外用草叶上的露水洗眼睛，说是洗了之后就心明眼亮了。过后，母亲就让我们姐弟给左邻右舍端去她昨晚熬夜包好煮好的粽子。送粽子的过程中，我们总和那些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比谁的荷包多，谁的好看，似乎每一年都是我们像凯旋的将军一样得意洋洋的回来了，然后吃着香甜的粽子，让母亲把雄黄擦在我们耳朵眼上，尻渠渠里。 似乎端午刚一过完，“场活”马上就打响了。 “场活”的第一场硬仗就是割麦和拉麦。清晨起来，母亲已磨好镰刃，我们按照母亲的吩咐，准备好一天的水和干粮，收拾好架子车，吃过早饭就奔赴麦地。我家住在半山上，割河滩的麦子要下山，割山上和塬上的麦子要上山。上山的坡有五六十度陡，一个人在前面埋头拉，两三个人在后面拼命推，这样的路要爬上近一个小时。等到了地里，早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母亲说，割麦必须在太阳最热的时候割，因为这个时候，露水蒸干了，麦秆被晒脆了，好割。母亲一头扎进了麦海之中，只听到镰刀割麦的嚓嚓声和母亲粗重的喘息。我们姐弟跟在后面，先蹲着割，一会儿就腿疼得不行了，又毛着腰割，一会儿又腰疼的不行了，然后又跪着割，不久膝盖又疼的不行了。反复折腾，几个人合起来和母亲一个人割的一样宽，还被母亲远远的甩在了后面。毒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汗水淌进眼睛里，又酸又涩，流进嘴里，又咸又苦。衣服已经湿透，紧紧的黏在身上。手指被麦秆磨得血淋淋的，脸、脖子和胳膊被麦芒扎起了一片片的红疹子，又疼又痒。那个时候，多想一头扎进麦地中的大核桃树下凉快凉快。可母亲似乎没有感觉到热，一声不响，齐整整的麦子在她面前倒下，麦捆子在她身后排成了长队。母亲看我们太热了，就让我们和父亲一起把麦捆子装车往回拉。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熬过那杀人的太阳的，只知道她中途喝水的时候嘴里一吐全是血。 架子车装的像小山一样，父亲完全被埋在车辕上装的麦子下面。下山的时候，他要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的撑着车辕，然后一步一步小心的倒着走。我们姐弟趴在车后面的麦堆上，按父亲的大声吆喝不断左右移动身体以保证车子的平衡。一趟麦子拉下来，父亲和我们的腿都在发抖。卸完麦子，又在杀人的太阳下开始拉着车子爬山了。 龙口夺食，十八亩麦子每天从中午割到晚上，一刻也不敢停，一天紧接着一天的割完了，拉回来了。这个时候人才能稍微松一口气，可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满嘴燎泡，声音嘶哑的说不出话来，人黑瘦了一圈。 “场活”的第二场硬仗就是碾场。趁大好的晴天，我们姐弟早上先“摊场”——把麦捆破开，麦子乱抖在场里让太阳晒。等晒得差不多的时候，全家上阵“圆场”——把麦子用木槎围着场中心整理成一个厚厚的“大园饼”。园好之后，就开始碾场。以前，用牲口碾，自家的牛和邻家的牛合套在一起，两家轮着碾。牛拉着碌碡慢腾腾的吱吱呀呀的转着圈圈，父亲在场中心拉着缰绳，跟着转圈圈，不时“得儿秋”的吆喝一声，我们姐弟总有一个人扛着铁锹跟在牛屁股后面转圈圈，随时准备接牛屎，转的头晕脑胀，昏昏欲睡。就这样慢腾腾的碾过一个小时左右，全家上阵“翻场”，如此反复，一场麦子能碾到天黑。后来，村里的白蛋买了手扶拖拉机碾场，整村只有这一台，家家都想趁早碾，所以各家派出一个孩子跟着白蛋的拖拉机满村子跑，要把他叫到自家场里。白蛋从早碾到黑，头脸被扬起的麦尘熏的只剩下牙是白的。但即便如此，也比原先快多了。再后来，我们家买了拖拉机，父亲学会了开拖拉机，我们和左邻右舍们碾场快多了。整个碾场的过程中，母亲是最辛苦的，她除了不停的“做场活”，还要给全家人做饭，每天从场里到庄院要上上下下跑几十趟。 碾完之后就是“起场”，大人们用木槎一遍又一遍的撇去麦草，抖尽里面的麦粒。我们这些孩子把抖出的麦粒推成麦堆。 碾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蹋场”。那时候基本没有什么媒介能让人预知天气，常常是赤日炎炎，突然就从东西南北任意一个方向滚过来一排黑云，后面紧跟着大风。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慌了神，男女老少齐上阵，如同进行最后的决战，要赶在暴雨来临之前把场“起”起来，这个时候，如果左邻右舍没碾场，总是全家上下齐帮忙。转眼的功夫，场就被“起”起来了，这时，人们才会长长的松一口气。 碾场结束之后，就要“扬场”了。这个是大人的活，我们不会。父亲母亲坐在场边，望着树梢等风。树梢动了，风来了，赶紧拿起木锨扬场——把麦粒洒向空中，让风把麦衣子（麦壳、碎秸秆等）和尘土吹远，让干净的麦粒落下来堆成堆。父亲扬麦子，母亲挥动着大竹扫帚，左右开弓，把那些遗漏下来的麦衣子还有小土坷垃等扫到一边。 等所有的麦子都碾完、扬完了，就进入了我们小孩子最快乐的“节日”了：晒麦看场。颜色鲜亮、颗粒饱满的麦粒铺满场院，我们姐弟们在大树下铺开蛇皮袋子，或躺或坐，或聚成一堆打扑克、玩各种游戏，也不顾母亲每半小时就要扒一次麦子的规定，想起来了去潦草扒一下接着玩。那时杏子已黄，我们爬上杏树，摘下又圆又大、饱满多汁的杏子，坐在凉树下敞开了肚子吃。晚上，都不愿回屋里去睡，抢着要睡到场里看场。架子车厢拿蛇皮袋子一铺，躺下随便盖个褥子。这时候天高地阔，明月高悬，稀疏的星星眨着眼睛，我们在成群蚊子的亲吻中沉入梦乡。有时也和邻居家看场的孩子聚在一起彻夜打扑克。最好的是下连阴雨，麦子堆进场边硷畔下挖好的小窑里，用塑料布捂严实，上面放个门板，我们睡在门板上，只睡得天昏地暗，把一季“场活”积攒的所有累和乏都给睡掉了。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一个个离开了家乡出外谋生。家乡的田地大部分也按国家要求退耕还林了。再后来，大型联合收割机来了，轰鸣的机器声中，为数不多的麦地两三天就全部收完了。人喊马嘶、忙碌劳累、紧张激烈的“场活”已难觅踪迹，人们收麦晒麦更像是一场休闲娱乐活动。现在，我的故乡，年轻人绝大多数外出打工，村子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大部分也搬进了新房。我的左邻右舍或者在塬上买了地迁走了，或者在县城买了房子搬走了。我母亲没有等到“场活”变得悠闲轻松的那一天，她在劳碌中轰然倒下，长眠于故乡的山野。不久我们家搬到了县城，再也没有种地，也就没有了“场活”。如今，回到故乡，老场院衰草离披，一片荒芜，老庄院垣墙破败，满目凄凉。我庆幸于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不用受我们当年所受过的苦了，他们甚至连“场活”这个词也没听过。可是，我却无数次在梦中回到故乡，回到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奔跑于故乡的田野。 那一年母亲的祭日，我站在故乡的山野，茫然四望，突然想，故乡的每一条路，每一面坡，每一块地，一定印着母亲匆匆的脚印，也渗透了她数不清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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