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全运会棋类冉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时黑龙江队还未正式成立，依旧是在赛前两个月集训，比完赛就解散的活动形式。
这次比赛的预赛是在上海举行，我记得有90多人参加，所有参赛的中国象棋棋手被分为六个小组，以单循环的方式决出小组前两名，参加在北京进行的决赛。
我所在的小组没有成名的高手，虽然小伙子们一个个年轻气盛、体力充沛，可我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自认为出线不成问题，姜还是老的辣嘛。前几轮形势如我所想，面对经验不足的年轻棋手，我连连获胜。可能是我和全国冠军无缘吧，意外总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发生，这次也不例外。当时中国正在搞为工农兵服务的运动，所以这次比赛规定每个棋手都有一场比赛是要到乡下进行表演的，而有的表演就在市区内。但不知何故，本来是每人去一场的比赛却给我安排了三场，并且都是在乡下，这样一来我就十分的不适应。
首先，体现在比赛时间的安排上，平时我都是上午下棋，可是去乡下路途遥远，几个小时的车路颠簸下来，到了地方就要吃午饭了。吃完午饭才能下棋，下棋之前还要和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下乡服务工农兵嘛!等到下完棋一般是下午四点多了，一天下来疲惫不堪。其次是我的身体不太好，这样折腾就觉得精力不够。就这样，坏运气降临了。
与赵明的一盘棋就是在一个小县城下的，在开局时我就中了一个圈套，这个布局不是赵明研究的，而是朱亮在前几天刚下出来的，我没看到记录，心理也没准备，这盘棋就输了。下完棋本来要安排在当地吃饭，我实在吃不下去，心情很坏，就先回了上海。没想到回了上海通报批评我，说我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跟农民没有感情。当时正赶上“批林批孔”的运动，因为这件事，拿我当了个典型。大会要我写检查，我说:“我下完棋挺累的，在那吃饭要等一个多小时，再说我是工人出身，还受什么农民再教育。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当时我并非职业棋手，而是从工厂借调的关系。话虽这么说，可是迫于压力，我只好写了检查，这还不算完，不知谁出的主意，要我再去一次乡下，面对面地向农民检讨，于是我又被迫去了乡下，结果人家农民根本不记得吃饭的事儿，我却被搞得精疲力尽。
最后一场比赛我只要和棋就可以出线，比赛又被安排到了乡下。心情不好，棋也没下好，输了以后小组仅获第三，没能出线，回想起来也是个笑话。
几年后见到胡荣华，提起这事，胡荣华说:“对不起了老王，那时批林批孔，受四人帮的毒害，连累你了。”我说:“什么四人帮的毒害!规定好了每人下乡下一盘棋，怎么安排我下三场呢?我身体不好，坐几个小时的车累的慌，你们上海也太不像话了，对外人搞名堂，不就是想让上海队多上去几个人吗?”
1976年的全国赛没有下完，在兰州举行完预赛后，我和杨官璘、胡荣华等老对手都进入了决赛，但后来决赛被取消了(因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后象棋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只有菲律宾来个访问团，我代表国家队参加了两场友谊赛。
1977年，黑龙江开始筹划建立棋队的事，负责黑龙江省文体事务的常务副省长苏民是个围棋迷，此时正值1975年聂卫平在全国赛上夺冠，苏民就指示正式恢复黑龙江棋队。围棋队聂卫平任教练兼队员，中国象棋由我任教练兼队员，队里除了赵国荣外，还调来了孙志伟。
1977年内蒙古办了个邀请赛，请去的都是东北棋手，当时赵国荣获得了冠军，他在比赛中不但保持了不败记录，还战胜了名将赵庆阁。
1977年全国赛先举行的是团体赛，黑龙江队获得第二名，这里还有个故事。这次黑龙江队共有五人参赛，我、赵国荣、孙志伟、王春凯、孙铁瑞。最后决赛是黑龙江队对广东队，由王春凯对邓颂宏。王春凯下着下着忘了看时间，当还有两步棋要走的时候，时间就剩下两秒钟了，于是裁判员就判王春凯超时负。我当时在场，就过去问:“这不还有两秒钟吗?怎么能判超时呢?”裁判说:“还剩两秒钟，走不完两步棋了。”当时王春凯的棋形势大好，赢定了的，我就找裁判长，我问:“这好比一个人快死了，但只要没咽气，就不能火化，对不对?”裁判长无话可说，就宣布封盘，等下午再下。我就对王春凯说，你的棋只要能在两秒钟内走完两步棋，就能赢了，你看他不论走什么，马上进兵，尽快按计时钟。”王春凯点头。
到了下午，比赛重新开始。王春凯当时17岁，长得少年老成，他的对手邓颂宏也是个小孩，机灵活泼，王春凯见对手走了一步棋，就照我说的马上进了一步兵，另一只手就拍上了计时钟，表针颤了一下，竟没有动，这一步棋一秒钟都没用。邓颂宏一看，眼睛转了转，不走棋了，东看看，西看看，发现王春凯有些分神，飞快地走了一步棋，王春凯手忙脚乱，进兵来不及了，老将离手比较近，就上了一步将，结果白丢了一个兵。这时看计时钟，时间刚刚只剩下一秒，这盘棋最后成为一盘和棋。(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