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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人五行学说运用分析
五行学说历经数千年，在各方面都有广泛的运用。殷南根先生对古代五行学说的运用（1），进行了较为简要详细的概述。殷南根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的“五行”一词，最初应含有也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行用，言五行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五种物质，即水、火、木、金、土；二是行动、能动，言五种物质皆是能动的；三是行列、类别，言五种物质皆各有其性，故成五类。在这三层含义中，最基本的含义是行用，其他两层含义分别是对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五种物质（水火木金土）的状态（外在）和属性（内在）的说明。实际上，在五行说的整个发展中，这三层含义一直兼有。然而，我们对古代五行说的运用，作一番分析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古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直在运用五行来表达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使是静态的五行归类，也多是由五行的发展变化属性引伸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很牵强附会的。下面，我们就以殷南根先生总结的基本材料，对古人五行学说的实际运用，作一番分析认识，看一看是否与我们上述提出的五行学说的哲学实质相勿合。
（一）五行与方位、颜色关系的分析
以五行与方位、颜色的相配为例，春秋人普遍认为木配东方配青色、火配南方配赤色、土配中央配黄色、金配西方配白色、水配北方配黑色。为什么是这样的相配而不是其它呢？庞朴先生曾解释为（2），因为我们自祖宗以来栖息的这块北温带地区，春天多东风，草木复苏，万象更新，给人以“木”
和“青”的感觉；夏天多南风，烈日炎炎，昼长夜短，给人以“火”和“赤”的感觉；秋天多西风，草木凋零，天高气爽，给人以“金”和“白”的感觉；冬天多北风，天寒地冻，昼短夜长，给人以“水”和“黑”的感觉；至于中央属土，黄色，那显然是黄土高原的反映。庞朴先生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只是讲了一个表面现象，而并没有言中实质。按照我们提出的“五行”概念的哲学实质，不难看出，东南中西北和青赤黄白黑，这些看似静态的方位和颜色，实质上是由动态的太阳与地球相互作用的五行相生规律决定的，请见以上关于方位、颜色的五行归类的论述。
（二）五行与天文关系的分析
我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对天象进行观测和研究。对于行星的观测，他们发现共有五个，即辰星、荧惑、太白、岁星、填星，通称“五星”。在战国秦汉时期，人们对五星的认识逐步丰富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将五星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据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说：“东方木，其神上为岁星，岁处一国，是司岁”；“西方金，其神上为太白，是司日行”；“南方火，其神上为荧惑，
”；“中央土，其神上为填星，宾填州里”；“北方水，其神上为辰星，主正四时”。《汉书·律历志》也说：“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殷氏考证认为在战国秦汉人看来，五星是合于五行的，日月则分别合于火水。日月五星既都具有五行的属性，人们当然就可以根据五行之理对其运行进行推测了。为了要推测日月五星的运行，必须先确定日月五星运行的方位。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建立起确定日月五星运行方位的坐标系。这样，古人最终创立了二十八宿的星座系统。
所谓二十八宿，就是把天球黄赤道带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组，其名称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每一宿中取一颗星作为该宿的量度标志，称为该宿的距星。这样就建立了一个便于描述某一天象发生位置的较准确的参考系统。
二十八宿与五行的关系，自《史记·天官书》始，人们一直将二十八宿分成东南西北四组并分配以苍（青）、朱（赤）、白、玄（黑）四种颜色，即：
东方七宿（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南方七宿（朱鸟）：井、鬼、柳、星、张、翼、轸；
西方七宿（白虎）：奎、类、胃、昴、毕、觜、参；
北方七宿（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
从以上古人的五星和二十八宿的五行归类来看，这种归类也是从太阳与地球相互作用的五行相生规律中引伸出来的。正如殷氏说的那样，这种配法，显然是从五行方色说蜕化出来的。
（三）五行与地表关系的分析
据殷氏考证，早在《禹贡》里，就已有“五色土”的记载。万国鼎先生说：“古代都城所在地的陕西与河南是黄土区域，南方有红壤，北方有黑色灰化土，都很明星，西方有盐渍土，干燥时土面现白色，西北大面积的沙丘、灰钙土、漠钙土等颜色也较浅，东方则湿润时土呈青灰色，也还勉强说得通（3）”。对于这种土色因地方不同而不同的现象，我国古人早就注意到了。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我国古代帝王才有用“五色土”作封建仪式的做法。现在在北京中山公园里还有保存完好的“五色土”之坛。该坛为明朝所建，称“社稷坛”，为明清两朝所共用。其图如下（图2）。
这种土色的五方配置，显然是在五行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即：东方土色青，属木；南方土色赤，属火；中央土色黄，属土；西方土色白，属金；北方土色黑，属水。
土的颜色为什么在不同的方位上有不同的现象，其原因尚需科学发展的揭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这种不同方位颜色的现象，是太阳与地球在数十亿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前已述及，太阳与地球相互作用是遵循五行相生规律的，因此，古人把五色土五行归类，对于认识自然界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当然，这种归类具有很大的机械论色彩。
（四）五行与物候关系的分析
物候即季节的周期变化，前已论述，它完全是太阳与地球相互作用的结果。季节变化自古以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其变化也非常明显和直观，因此，古人一直非常重视季节变化，并最早用五行说来说明季节变化的规律。
《管子·五行篇》说：“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这就将一年三百六十日分成五个七十二日，并分别用木、火、土、金、水五行与之相配，构成木季、火季、土季、金季和水季。《管子》并对各季的特性做了很精彩的说明：木季时，冰解而冻释，草木萌幼，是万物萌生的季节；火季时，地气发，天无疾风，草木发奋，郁气息，是万物成长的季节；土季时，天散其郁结之气，草木养长，谷物蕃实修大，六富兴旺，是万物养长的季节；金季时，凉风至，白露下，五谷熟，草木茂实，是万物遭煞的季节；水季时，气候寒冷，河水结冰，是万物归藏的季节。一年之中，万物由生经长、养、煞归于藏，全是与其相配的木、火、土、金、水五行依次用事的结果。
《淮南子·天文训》说：“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也说：“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气燥浊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气惨阳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气温浊而黄；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气惨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气清寒而黑”。
《吕氏春秋·十二纪》则既继承了《管子》一书中的有关思想，又有所不同。它将一年分成木、火、土、金、水五季，认为木配春（包括孟春、仲春、季春三个月）、火配夏（包括孟夏、仲夏、季夏三个月）、土配中央、金配秋（包括孟秋、仲秋、季秋三个月）、水配冬（包括孟冬、仲冬、季冬三个月）。与《管子·五行篇》不同的是，《十二纪》虽将土配中，但并无具体月份与之相配；与《管子·五行篇》相同的是，《十二纪》也认为物候现象的周期变化是由于木、火、土、金、水五行依次用事所致。
上述古人对季节的五行归类，虽稍有差异，但始终坚持了木火土金水配春夏长夏秋冬这样的顺序，这与我们提出的“五行”概念哲学实质和运用它对季节更迭的五种基本发展形态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五）五行与四时教令关系的分析
大自然的运动变化是遵循五行规律的。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类也必然遵循五行规律，顺应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我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非常适用的四时教令，以指导人们的生活和生产。
据殷先生考证，据我国一些古书记载的传说讲，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人们就已建立“明堂”，作为布政之宫，施行严格的四时教令，如《礼记外传》说：“明堂，古之天子布政之宫，在国南十里之内、七里之外，黄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用五行之理解释人类活动的四时宜忌的，当推《管子》一书中的几篇文字，包括《四时》、《五行》、《幼官》等。这几篇文字都将一切天文地象和人事活动纳入五行相生系统中，要求统治者所施之政与五行相生之理相应。具体内容是：
1．春三月，木用事，统治者须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以顺应万物之生（“赢育”）。五政分别是：（1）“论幼孤，赦有罪”；（2）“赋爵列，授禄位”；（3）“冻解修沟渎，复亡人”；（4）“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佰”；（5）“无杀麂夭，毋蹇华绝萼”。只有行此五政，才能使春雨来；不然，“行冬政则
，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郁”。
2．夏三月，火用事，统治者须以丙丁之日发五政，以顺应万物之长（“长养”）。五政分别是：（1）“求有功，发劳力者而举之”；（2）“开久积，发故屋，辟故窌以假贷”；（3）“令禁扇去笠，毋
免，除急漏田庐”；（4）“求有德赐布施于民者而赏之”；（5）“令禁置设禽兽；毋杀飞鸟”。只有行此五政，才能使夏雨至；不然，“行春政则风，行冬政则水，行秋政则落”。
3．秋三月，金用事，统治者须以庚辛之日发五政，以顺应万物之收（“聚收”）。五政分别是：（1）“禁博塞，圉小辩，释忌斗”；（2）“毋见五兵之刃”；（3）“慎旅农，趣聚收”；（4）“补缺塞坼”；（5）“修墙垣，周门闾”。只有行此五政，才能“五谷皆入”；不然，“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
4．冬三月，水用事，统治者须以壬癸之日发五政，以顺应万物之藏（“闭藏”）。五政分别是：（1）“论孤独，恤长老”；（2）“善顺阴，修神祀，赋爵禄，授备位”；（3）“效会计，毋发山川之藏”；（4）“摄奸遁，得盗贼者有赏”；（5）“禁迁徒，止流民，圉分异”。只有行此五政，才能“冬事不过，所求必得，所恶必伏”；不然，“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
上述讲得很明白，每一行必须按每一行的既定要求行事，否则就发生不侧。例如，春季为木行，为一年的新生形态，人类活动必须按新生形态的要求行事，才能成就业绩。如果在新生形态实施其它形态的要求，必然发生对抗而事业受挫。这就足以说明，我国古人早已认识到了大自然运动变化和人类活动的五行相生规律了。
《吕氏春秋·十二纪》运用五行之理解释人类活动的四时宜忌更加详细。它紧紧抓住春夏秋冬的运动变化特点既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提出了作为人间统治者的“天子”所施教令必须与用事之行相合，即春季三月所行之令应配合万物之生，夏季三月所行之令应配合万物之长，秋季三月所行之令应配合万物之收，冬季三月所行之令应配合万物之藏。对此，《十二纪》中有详细的论述：
1．“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竞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击，首种不入”。
2．“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煗气早来，虫螟为害”。
3．“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竞起”。
4．“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雨来格，秀草不实”。
5．“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6．“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欬，人乃迁徒；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寒气不时，鹰隼早鸷，四鄙入保”。
7．“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不实；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8．“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9．“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堕，师旅必兴”。
10．“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11．“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气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泽，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
12．“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邻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殷先生注解，为了免除灾殃，人类衣食住行等均须合乎自然之变，也就是要顺应五行相生之理。
《十二纪》的各纪首之文后来被汉儒编进《礼记》，称为《月令》。因而《月令》跟《十二纪》一样，也将天、地、人之各种现象纳入五行相生的系统里。它也认为，五行盛衰产生四时之变。
关于四时教令后来还有较详细的论述，但其基本思想与上述是一样，这可谓是古人一贯遵守的五行哲理。
（六）五行与儒学关系的分析
五行学说只是在西汉中期，才受到了儒学大师们的普遍重视和利用，他们把五行之理引进了自已的学说里。其中首推西汉儒学的一代宗师董仲舒。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一书。在此书中，董仲舒援用了不少五行家的东西，仅“五行”一词见于其书目录者，就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共九篇。
董仲舒在援用五行学说时，也认为五行的排列顺序是木火土金水。《五行之义》云：“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气之序也。”同时，他还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比相生而间相胜”的关系。“比”即相邻，“比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间”即相隔，“间相胜”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经提出五行相生说和五行相胜说，但将二说统一起来，却是董仲舒完成的。董仲舒坚持了木火土金水五行排列顺序，并发展了五行相生相胜论，这无疑是对五行论及其健康发展的一大贡献。但是他用五行来解释人伦关系，或用人伦关系来佐证五行，就开始偏离五行真谛了。
《五行之义》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据《五行对》记载，董仲舒曾回答过河间献王提出的一个问题。河间献王问《孝经》为什么说孝是天之经，董仲舒答道：“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是故父子所生，其子长之；父子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
董仲舒的思想是汉代官方儒家哲学，是适应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董仲舒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另一方面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对五行学说加以了唯心主义的改造。所以对董仲舒的“五行论”，要一分为二看待。
董仲舒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关系，比喻作父子相生关系，这就坚持了五行由初级到高级，由高级到初级的运动变化的观点。特别是他总结提出的“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是对五行相生相胜关系的精彩的、辩证的描述。木行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新生形态，此时阳长阴消，发展下去就是火行—上升形态，此时阳胜于阴，阳正在走向极盛，所以“火乐木而养以阳”；土行为中转形态，此时，阴阳物极必反，阳从极盛开始走向反面，阴开始上升，继续发展就是金行—下降形态，此时阴长阳消，阴正在走向极盛，发展到水行—衰亡形态，阴胜于阳，所以“金已死而水藏之”。不管董仲舒的原意如何，他对五行关系的这些描述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董仲舒提出的五行相生相胜理论以及天（自然界）通过阴阳五行创造世界万物并指导人类，人必须效法五行办事以符合天意，即符合自然规律，否则人就一事无成，或可受到惩罚，等等，这些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加以肯定。
由于董仲舒的最终意图是论证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确性，因此他在孟子五种人类德性的基础上，把人类德性与五行相配，即木配仁，火配智，土配信，金配义，水配礼。更把统治者的貌言视听思五事与金木水火土五行联系起来，这不仅完全违背了他自已坚持和发展了的五行相生相胜规律，把变化运动的五行观又异化为静止、分离的五种事物，而且由于五行之理的引进，与以前儒学相比，董儒更具有了一些理论思辩的色彩，而且看起来又好象比以前儒学更具有事实根据。因此，董仲舒的事业得到了后儒的继承和光大，并终于由《白虎通义》集大成。
按《白虎通义》所说，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既相生又相胜的，并且这种关系决定了五行休旺。五行休旺就是五行随着四时的变化而分别处于旺、相、休、囚、死的不同状态之中。详看表3。《白虎通义》将五行学说引进儒学，所运用的就是这套五行生胜及休旺之理。
由于《白虎通义》完全是为封建政治统治及其思想服务的，所以，五行学说在这里尽管词句上没有多大改变，而在实质上是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完全被异化了。如果说父子之间有相生相胜关系，尚且说的过去，而仁义礼智信之间或貌言视听思之间也有相生相胜关系，那纯粹是一种诡辩。
在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提到的五行休旺说。这一论说提出了事物变化的五种状态，其概念是这样的：
旺：处于旺盛的状态；
相：处于次旺的状态；
休：处于休然无事的状态；
囚：处于衰落被囚的状态；
死：处于全无生气而死亡的状态。
这一论说认为，在每一个季节中都有一个五行处于旺，一个五行处于相，一个五行处于休，一个五行处于囚，一个五行处于死的状态。亦即是当令的旺，我生的相，生我的休，克我的囚，我克的死。如表2204。以木为例，春天木正当令，故木处于旺的状态，旺木生出的火自然是相的状态，水是生木的母亲，现木以成旺盛之势，作为母亲的水便可退居一旁，所以是休的状态，而春木旺盛，衰金难以克伐，故金处于囚的状态，木气势强旺，被木所克的土必死无疑，自然土处于死的状态。
表4
五
行
休
旺
关
系
春
木旺，火相，水休，金囚，土死
夏
火旺，土相，木休，水囚，金死
秋
金旺，水相，土休，火囚，木死
冬
水旺，木相，金休，土囚，火死
四季
土旺，金相，火休，木囚，水死
不难看出，旺、相、休、囚、死也是讲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再由高级向低级的运动发展过程的。按照旺、相、休、囚、死概念，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旺、相、休、囚、死各态在事物的五行运动发展中所处的位置。
相态====新生形态====木行
旺态====上升形态====火行
休态====中转形态====土行
囚态====下降形态====金行
死态====衰亡形态====水形
古人并没有按上述排列顺序去对应五行排列旺、相、休、囚、死五态的顺序，而是专用此五态来说明五行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相、旺、休、囚、死五态是五行中之五行，是五行生克规律的进一步描述。为了进一步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按照表2204所列五行与相、旺、休、囚、死的关系列图如下，见图2203。据图2203可知；1、相、旺、休、囚、死五态的排列顺序正好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排列顺序相反；2、五行升降相对固定，而相、旺、休、囚、死五态活动于五行之中，以此来进一步说明五行生克关系。关于五行与相、旺、休、囚、死的关系是否具有科学性，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然而，相、旺、休、囚、死五态的提出和运用不就进一步证明了五行就是事物运动发展的五种基本形态吗？
在这里我们还要顺便一提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董仲舒五行论的批判驳斥。王夫之在《尚书引义》一书中，借对《尚书·洪范篇》“初一曰五行”一语的解释发挥自已的观点说：“五行者何？行之为言也，用也。天之化，行乎人以阴骘下民，人资其用于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他认为所谓“五行”就是自然界中可以供人利用的五种基本物质。自然界靠它来生养化育万物，人类靠它来生活，君主靠它来治理国家。王夫之认为董仲舒“五行”说的荒谬就在于，“比之拟之，推其显者而隐之，舍其为功为效者而神之，略其真体实用而以形似配合之”，即把本来是属于自然现象的东西牵强附会地与人事活动相比附，不是按照自然界本来的面貌去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而是把它神秘化，说成是超自然的东西。王夫之认为，整个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总法则，一般万物有一般万物的法则，人事有人事的法则，“三累固有不同之道器”，如果把它们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则罔于所通矣”。因此，董仲舒之流的“五行”说本来就是无稽之谈，他揭露说“以貌、言、视、听、思配五行，为比拟之说以实之，似矣，而实不然也，欲为之辞，奚患无辞哉！”他认为董仲舒的学说揭穿来看不过是“口给而实无所致”的骗术，与江湖上的“星命、相术、日者葬师之言”没有什么区别。在王夫之看来，“五行”不过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的来认识，而是象董仲舒之流“凿智以侮五行”，即抛开“五行”的“真体实用”而不顾，牵强附会地把“五行”跟人的貌、言、视、听、思等相比附，认为人应该“取鉴”于“五行”以行事，那么“五行”对人也就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了。
在这里王夫之对董仲舒的批判驳斥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当董仲舒把五行运用到为封建统治思想服务的时候，他就抛弃了他自已坚持和发展了的五行相生相胜哲理，而偷梁换柱式地把五行看作五种物质去“比之拟之”了。可惜的是王夫之对“五行”的认识，并不比董仲舒高明。董仲舒尚且认为五行是相互运动变化的，五行之间具有相生相胜关系。而王夫之仅仅把五行看作是五种物质，毫无哲理可言。因此，王夫之对董仲舒五行论的批判驳斥，也仅仅局限在董仲舒的封建统治思想五行论方面是合理的。
在历史上，“五行”被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是导致五行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源之一。
（八）五行与气、阴阳关系的分析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气”主要是指一种极其细微的物质。这个观念的形成晚于“五行”。西周末年，伯阳甫提出“天地之气”一词，最早用“气”来解释自然界的某些变动。气说与五行说发生关系，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左传》昭公元年记有医和的话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二十五年也记有类似的说法：“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这里所谓六气，指的是“阴阳风雨晦明”六种天气；五行，指的是地上的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五味、五色、五声，指的是五行的属性等，都是由于六气的降生和散发所致。春秋末叶，道家老子提出道为天地万物之源；到了战国末叶，宋尹学派明确指出“道”即气。于是在当时人看来，天地万物的生成和演化都是可以用气来加以说明的，五行当然也不例外。由于五行的产生和变化都是由于气的相互作用，所以便有“五行之气”的说法产生。战国末叶，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其基本内容就是“土气胜—木气胜—金气胜—火气胜—水气胜—土气胜”的循环系统。到了这个时期，五行已被人们视为五气，水火木金土都不过是“气”的一种存在形式。
“气”是什么？历来争论不休。我们认为古人提出的“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气”，即指“系统的流通质”（见第二章第一节“气哲学实质”）。物质和运动在古人眼里始终是统一的；狭义的“气”，即指物质运动的某种形态。这样的解释是否正确，姑且不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古人提出的“气”始终是与物质运动变化相联系的。因此，至少可说明，五行是物质运动即“气”的五种存在形式。这与我们提出的五行是五种运动形态是一致的。
五行说与阴阳说。在我国历史上，阴阳说形成的时候，原始五行说已经产生。略考原始五行说，并未发现其中有任何阴阳说的意蕴。那么，五行是从何时被赋予了阴阳属性呢？殷先生认为是从战国中期始。《管子·四时篇》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在《管子》中，时、方都是与五行相配的：南、夏与火相配；西、秋与金相配；……。既然南、夏之气为阳，那么火就当然属阳了；而西、秋之气既为阴，与之相配的金当然也就属阴了。木、土、水三者属性如何？《管子》尚未道及。不过，其将阴阳和五行相配的做法，得到了后人的继承和发展。战国末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创立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就将五行说与阴阳说结合了起来，后来，《黄帝内经》也将五行说与阴阳说结合了起来。它认为，五行之中，木火为阳，金水为阴。董仲舒《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说得更具体：“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在这里，阳有少阳、太阳之分，阴有少阴、太阴之别。五行之中，木为少阳，火为太阳，金为少阴，水为太阴。这种配法为《白虎通义》继承了。《白虎通义·五行篇》说：“少阳见于寅，盛于卯，衰于辰，其日甲乙，……时为春，……位在东方，其色青，……其神勾芒，……其精青龙；太阳见于巳，壮盛于午，衰于未，其日丙丁，……时为夏，……位在南方，其色赤，……其神祝融，其精朱鸟；少阴见于申，壮于酉，衰于戌，其日庚辛，时为秋，其位西方，其色白，其神蓐收，其精白虎；太阴见于亥，壮于子，衰于丑，其日壬癸，时为冬，其位在北方，其神玄冥，其精玄武；土为中宫，其日戊己，其神后土。”《白虎通义》以春（木）为少阳、夏（火）为太阳、秋（金）为少阴、冬（水）为太阴，乃汉章帝所钦定。它的出现，标志着五行与阴阳相配模式的最终确定。顾文炳先生考证认为（4），两宋时期是阴阳五行气化学说成熟期，阴阳两气统一于“浑元”，阴阳二气的变合而生五行，“阴极而生寒，寒极而生水”；“阳极而生热，热生火”；“阳动以散而生风，风生木”；“阴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阴阳交而生湿，湿生土。”“阴阳”二气生化“五行”的过程，由此而成。由五行互相作用而产生事物的形状、性情、气质、颜色、声音、味道等各不相同。五行在构成纷繁、复杂的万物时，亦构成人的形体，给“人”以生命与意识。这是古代“阴阳”、“五行”妙合生物的说法。（和飞派理论相合用于斗数实践）
阴阳与五行的关系及其实质，我们在前面已阐述清楚。从上述古人对阴阳与五行关系的研究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虽然古人尚未认识到阴阳和五行的哲学实质，但他们已很精确地说明了阴阳与五行的关系，与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的哲学实质的揭示及其二者的关系的阐述是完全一致的。请看下列关系：
木==少阳==新生形态（阳长阴消）→
火==太阳==上升形态（阳胜于阴）→土==？==中转形态（阴阳转化）→
金==少阴==下降形态（阴长阳消）
→水==太阴==衰亡形态（阴胜于阳）
（九）五行与中医关系的分析
中医的基础理论就是阴阳五行理论。作为中医理论渊薮的《黄帝内经》，就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集大成的，并且又发展了阴阳五行理论。
《黄帝内经》将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分为五类，然后根据“取象归类”的原则，将所分五类与木火土金水五行一一相配，于是乎，时有五，候有五，方位有五，色有五，味有五，音有五，就连事物的生化过程也有五。而这些自然现象又都可和五行一一相配，这便有春、风、东、青、酸、角、生等与五行之木相配；夏、暑、南、赤、苦、征、长等与五行之火相配；长夏、温、中、黄、甘、宫、化等与五行之土相配；秋、燥、西、白、辛、商、收等与五行之金相配；冬、寒、北、黑、咸、羽、藏等与五行之水相配。人体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当然也不例外。《黄帝内经》认为，人的内脏有五，即肝、心、脾、肺、肾。这五脏与五行之间有何联系呢？《金匮真言论》说：“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分别说来就是：“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舌，藏精于心”，“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其类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其类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其类水”。这里明白无疑地将肝说成木类，将心说成火类，将脾说成土类，将肺说成金类，将肾说成水类。此种说法一经提出，就成了我国古代医学的一贯思想。中医认为：肝喜条达，木有生发，故以肝属“木”；心阳温煦，火有阳热，故以心属“火”；脾为生化之源，土能生化万物，故以脾属“土”；肺主肃降，金有清肃，故以肺属“金”；肾主水藏精，水有润下，故以肾属“水”。在《黄帝内经》中，不仅人的五脏与五行相配，人体生理的其它现象也都和五行相配。如，人的形体可分为筋、脉、肉、皮毛、骨五者，这五者都是可和五行相配的，即筋配木，脉配火，肉配土，皮毛配金，骨配水。现依据《金匮真言论》和《阴阳应象大论》两篇文字将人体与五行相配的情况列表如下（表5）：
表5
人
体
与
五
行
相
配
五
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人体
脏
肝
心
脾
肺
肾
腑
胆
小肠
胃
大肠
膀胱
形体
筋
脉
肉
皮毛
骨
五官
目
舌
口
鼻
耳
五声
呼
笑
歌
哭
呻
变动
握
忧
哕
咳
栗
情态
怒
喜
忧
悲
恐
五行既普遍存在于人体之中，人的生理、病理和疗理当然就都可以运用五行之理来加以解释了。
《黄帝内经》所运用的五行之理包括生、克、乘、侮四种含义。生即五行相生，含有资生、助长、促进之意，其相生之序与自然生化之序相应，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克即五行相胜，含有克制、压抑、约束之意，其相克之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乘指相克太过；侮指反克为害。乘、侮都是讲五行生克关系的反常，其所包含的仍是五行生克的观念。五行之间既都存在一定的生克关系，那么从相生关系看，任何一“行”当然就都具有“生我”、“我生”两个方面的关系了。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所以这种关系又可称为母子关系；而从相克关系看，任何一“行”又都具有“克我”、“我克”两个方面的关系，我克者为我所胜，克我者为我所不胜，所以这种关系又可称为“所胜”与“所不胜”的关系。对于任何事物来说，生和克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展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事物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平衡与协调。《内经》将五行学说引进医学，所运用的就是这套理论。
以五脏说为例。《内经》认为，五行中的任何一行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生克关系，所以与五行相配的人的五脏中的任何一脏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它们之间也都存在着一定的生克关系。从相生的母子关系看，肾（水）之精可以养肝（木），肝（木）藏血可以养心（火），心（火）之热可以温脾（土），脾（土）化生水谷精微可以充肺（金），肺（金）清肃可以助肾（水）。从相克关系看，肺（金）清肃下降可以抑制肝（木）的上亢，肝（木）的条达可以疏泄脾（土）的壅郁，脾（土）的运化可以制止肾（水）的泛滥，肾（水）的滋润可以防止心（火）的亢热，心（火）的阳热可以制约肺（金）肃降太过。由于五脏之间有生有克，各有各的功能，它们之间才保持正常的协调关系，形成一种有规律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结构联系，从而使人体保持正常的动态平衡状态。
但在五脏相生相克的联系中，也难免有反常之时。《内经》将五脏功能反常分为“太过”（偏盛）和“不及”（偏衰）两大类。当太过或不及出现的时候，正常的生克关系便为乘侮关系所代替，此时五脏功能就会发生病变了，而且这种病变还会相互影响。从五行观点看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可以概括为相生关系传变和相克关系传变：相生关系传变包括“母病及子”和“子病犯母”两个方面，如肝病传心，称为母病及子，肝病传肾，称为子病犯母，余可类推；相克关系传变包括“相乖”和“反侮”两个方面，如肝病传脾，称为“木乘土”，肝病传肺，称为“木侮金”，余可类推。这就用五行的生克乘侮概括地解释了人体内脏的相互联系及其病变的内在机制和演变趋向。
人的生理、病理既都与五行之理相合，那么对人体出现的病变进行治疗，当然就应依据五行之理了。由于人的生理和病理都有一定的模式存在，所以人们可以通过认识其模式而做到防病于未然。《内经·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四气调神大论》也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何为治未病？元人朱震亨著《丹溪心法》解释道：“见肝之病，先实其脾脏之虚，则木邪不能传；见有颊之赤，先泻其肺经之热，则金邪不能盛。此乃治未病之法”。就是说，在人的五脏发生病变的情况下，过虚者应补，过盛者应运用它与其它各脏之间的生克关系加以压抑，为了阻止病势传变，还必须有意识地采取防范措施。我国古代医学将五行之理运用于疾病治疗，就是根据五行生克规律对望、闻、问、切四诊所得材料进行诊断。如胃病者属土病，若兼犯酸，则属肝（木）犯胃（土）的病证。与此相应，治疗和用药都应依据与五行相配的五脏的生克关系。中医中许多常用的治疗方法如“培土生金”、“滋水涵木”、“扶土抑木”、“壮水治火”等等，都是五行生克学说的具体应用。这种病在本脏、治在他脏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医学所具有的整体治疗的特点。此外如药物的五色、五味入五脏等疗法，也都是五行之理的搬用。
对上述中医五行理论及其运用，历来有许多争议，特别是由于近代西医科学的发展和运用，使本来就模糊不清的中医五行理论被泛为玄医巫术。一些“有识之士”妄自尊大，站在西医科学的角度，用运自以为是唯一正确的分析科学方法的观点，发出了全面废止中医五行理论的喊叫。一时间，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医五行理论面临着被赶出历史舞台的地步。然而，实践终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五行理论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和实践运用的有效性，不容置疑地存在了下来。仅就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应该相信中医五行理论具有不容否定的科学性。
通过上述中医五行理论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医将各种事物连同人体的各种结构和功能，统统按五行归了类，这无疑是一种机械的套用。然而，中医在运用五行理论方面，却是一直坚持了唯物辩证的观点。这首先反映在中医五行理论方面。中医并没有明确给出“五行”的含义，但中医把“五行”看作是动态的、具有生克乘侮之理的方法而运用到人体生理、病理和疗理方面，这确实是我国古代医学的精秒之处，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医是把“五行”及其生克乘侮看作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五种运行状态及其相互作用的哲理而运用的，并作为了指导思想。其次，中医坚持了木火土金水之顺序的五行运行观，认为木火土金水之间具有母子相生相胜关系，这说明“五行”并不是相互无关联的五种物质。这与我们提出的五行哲学实质是一致的。第三，中医五行相配，虽然也还没有越出机械套用的历史局限性，但对肝心脾肺肾的五行相配及其认识和运用，具有很深的哲理。因为中医所言人体五脏并不是今天西医解剖学意义上的五脏，他是存在于人体之内的五个功能系统。这五个功能系统的相互作用，就是按照五行生克乘侮之理运转着，从而维持着人体生命系统。关于五行在医学方面的运用我们将在以后章节中专门论述。第四，在治疗方面，中医运用五行的生克之理创造了许多病在本脏，治在他脏的常用治疗方法，如“培土生金”、“滋水涵木”、“扶土抑木”、“壮水治火”等等。这不仅说明人体确实存在着五个具有相生相胜关系的功能系统，而且也佐证了“五行”哲学实质的科学性。
古代五行学说被运用到医学中，不仅指导发展了中医理论，而且比起在其它领域方面，五行理论也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五行学说仍有许多谬误之处；由于同样的原因，直到今天我们对五行理论的合理部分，仍没有彻底搞清楚。对没有搞清楚的东西，企图以一管之见全面否定，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治学态度。在对中医五行理论尚未彻底搞清楚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承认五行理论的发展观、运动观和生克乘侮的辩证哲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