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建武六年（340）说 道光二十八年刊刻的沈涛《交翠轩笔记》卷一认为，石刻年代为后赵建武六年（340），“以《晋书》考之，知为石虎时所刻。案《晋书·载记》，石勒以太兴二年称赵王元年……后廿二年为石虎之建武六年……是年，虎伐燕，不克而还，谒石勒墓，朝群臣于襄国建德前殿。至邺，设饮至之礼。由襄国至邺，广年（即今之永年）为必经之道，君臣会饮当在此时”。吴式芬《捃古录》亦将其列入后赵，樊彬《畿辅碑目》置于十六国之后、北魏之前。1982年7月23日，该石刻被列为第二批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也标注为“后赵”。 据《赵之谦集》第1册《悲盦序跋集存》转引，御史刘位坦（字宽夫）反对此说，“或谓为后赵石虎建武六年刻，窃不谓然。建武六年……八月有丙申无丙寅。此刻‘八月丙寅’，可知非是岁矣。且统计其前世为编年之数，近见西洋人或如此，金石刻未有此例也。咸康时遗刻，如石、如专（砖），世所不乏，其时字体罕有尚含篆法如此者”。同治十一年（1872）刊刻的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也认为沈涛之说“非也。石勒以太兴二年称赵王，后廿二年为石虎之建武六年。石虎篡立，自称‘建武’，必不仍冒勒之年数为纪。若当时刻石，宜称‘建武六年’，未必概称‘赵廿二年’。虎伐燕，不克，由襄国至邺，在是年冬。而此题‘八月丙寅’，亦与史不合”。光绪五年（1879），永年县举人胡景桂将石刻拓本赠于樊榕，十一月十五日，王树枏题跋曰：“虎伐燕在冬十月”，“八月为丁卯朔，以次推亦无丙寅之日。石虎在位既无廿二年之久，而月日乖谬，又大不符，其非石赵明甚。”俞樾《致汪曰桢函》认为沈涛之说“殊不足据”，其《春在堂随笔》卷二亦云：“沈西雍观察谓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并数之，故称‘赵廿二年’。然金石刻辞从无此例。”杨铎《函青阁金石记》卷二也表示沈涛此说“不足据也”。 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前158）说 据刘位坦考证，该石刻年代为西汉赵王刘遂（汉高祖刘邦之孙、赵幽王刘友之子）二十二年（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赵之谦集》第1册《悲盦序跋集存》转引刘位坦跋曰：“《五凤二年石刻》称‘鲁卅四年’，与此刻同一例。汉封国得自编年也……维赵王遂立凡廿六年。自文帝元年立国，至后元六年癸未，乃其廿二年……此西汉刻石也”。对“后赵建武六年说”进行反驳后，他还认为，虽然赵敬肃王刘彭祖立六十余年、赵共王刘充立五十六年、赵缪王刘元立廿五年、赵节王刘栩立四十年、赵顷王刘商立廿三年、赵惠王刘乾立四十八年，“凡此固皆得有廿二年之称。然彭祖之廿二年为武帝元光四年，其时朝廷已有年号纪年，何得不冠于首书之？其不书，知为文帝无年号时矣。若充、若元，更在彭祖后。若栩、若商、若乾，则其时字体变隶，此刻绝不在彼时也”。赵之谦按：“余来京师，首见此刻，即断为西汉人作，彼时但据书法字体得之……宽夫先生所考最精核，无以益之……此刻实为两汉祖石。” 原标题：南凯仁：朱山石刻国属与年代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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