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在什么地方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在什么地方

一、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现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哲学博士。国家教学名师的赵林，在《西方文化系列讲座之科学、宗教和哲学的关系》一文中，引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基督教徒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导论中的一段论述：“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

赵林教授并就此认为：“道可道，非常道也”——“道”如果可以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就是说道就是极其高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形而上”的真正含义，就是极其高深的学问，是关于事物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如果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那它就不叫哲学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式，事物的真假、对错都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但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不可以在经验中进行检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太适应形而上学的。”

笔者就此认为：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被称之为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在其思想方面的贡献，他还是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在其《西方哲学史》的导论中的这一段论述说明：西方哲学在“理性”方面依赖于自然科学，在“道德”方面依赖于神学，故“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倡导和组织世界和平运动的罗素，才是一个虔诚基督教徒。但西方哲学是无神论，西方哲学由此限入自相矛盾之中。于是以无神论自居的西方哲学，就抛弃“道德”而祟尚“科学”。与西方哲学相反，中国古代哲学则祟尚“道德”而蔑视“科学”，正是这一原因才出现“李瑟约难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由此可见，能解“李瑟约难题” ，就知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在什么地方，知其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在什么地方，“李瑟约难题” 就迎刃而解。

但哲学教授赵林并就此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之“道”是“极其高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把老庄所论之“道”称为“玄学”。赵教授引《老子》第一章开首句：“道可道，非常道” 并说：“道”如果可以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赵教授与历史上解老注老之大家一样，而不知《老子》五千言，就是论的可知不可说“常道”与“非常道”之关系。

历史上均把《老子》第一章开首句：“道，可道，非常道” ，逗成 “道可道，非常道” 而不能理解此句之意 。“道，可道，非常道” 这一句，《老子》是说：我所论的这个“道”，是可以论说的“道”，它就是“非常道”；只有“常道”才不可知不可说，而“非常道”，则可知不可说。“常道”无形而无名，易学将其叫“无极”，“非常道”有形而有名，易学将其叫“太极”。第一章开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紧接着第二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就是说：“有名”之“太极”，源于“无名”之“无极”；天下万物，源于“有名”之“太极”。虽然“无极”之“常道”不可知不可说，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个不可知不可说的“无极”之“常道”，主宰可知可说的“太极”之“非常道”。 “无极”之“常道”与“太极”之“非常道”之间的关系，就是道之“体用”关系，即无形之道“体”决定有无形之道“用”。无“体”则无“用”，无“用”则无以显示其“体”，“体、用”不离。这种“体、用”关系，其本质上就“终因”决定“终果”的一种因果关系。《老子》五千言所的“道”，就是论述的这种“道”之“体用”关系，即世间万物终因与终果之间的关系，并用这种“终因”决定“终果”之自然哲理，暗示人们道法“自然无为wèi，为而不争” ，为传统道德奠定哲理基础。知此，就知传统的“道德观”，源于自然而非人为。

可赵教授与历史上解老注老之大家一样，将此句理解为：“道”如果可以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而不知“常道”与“非常道”其关系，即“终因”决定“终果”的一种因果关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把老庄所论之“道”称为“玄学”之根源。《老子》第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 这说明老子所论之“道”并不“玄”，是最好理解的。“天下莫能知” ，是因为人们习惯追求的是“为学日益”，而不是追求的“为道日损” 。“为学日益”，其知识学问一天天的增多，而伴随其知识学问的“欲望”，也一天天的增高。 “为道日损” ，其 “欲望”一天天的减少，减少到 “适可而止”，故“损之又损，以致无为wèi”（《老子》第四十八章）。“欲望”达到“适可而止”就是“朴”，而“素朴”就是“道”之象征，故“甚易知”，谁不知“素朴”二字之意？并且筒易之极的“素朴”，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故“甚易行”，一切从筒从俭之“素朴”谁人不到？由于人们追求的“为学日益”，“欲望”之膨胀，不愿俯首于“素朴”之“道”，故“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懂得“素朴”二字之意，就知什么是“道”？否则，你永远不知“道”！

由此可见，是否能理解老庄之经典，其决定者不在于学问之高低，而在于“欲望”之高低。“欲望”之高低，又是 “道德”之标准。“欲望”驱使向前看，越向前，离“道”越远，永远都不知“道”；停止“欲望”向后看，“道”在身边！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赵教授说:道就是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形而上”的真正含义，就是极其高深的学问，是关于事物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事物最一般规律” ，是人们认识事物之常识，怎么又成了“极其高深的学问” ？这是当代中国学者，用西方的哲学思维，看中国古代哲学之范例，才有如此自相矛盾之说。这并非是赵教授所说的“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太适应形而上学” ，相反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适应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只适应“形而下”之器，而不适应“形而上”之道。中国古代哲学并非“是极其高深的学问” ，而是人人能懂的筒易学问，其哲学原理筒明捏要，那就是终因决定终果即道“体”决定道“用”，的一个道之“体用”关系问题。要知道能掌握中国古代哲学中，其道之“体用”关系，并能熟练的运用，就能解决古今中外天下一切难题。

赵教授说: “哲学如果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那它就不叫哲学了。”这只能是所谓的西方哲学，而中国古代先哲认为，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才不叫哲学。正因为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故霍金才说“哲学已死”而寿终正寝。可以说：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它不但不是哲学，也是一种无用的知识 。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不但能正确解释人类社会的过去，还能正确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及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还能正确预测人类社会之未来，为其指明航向，这才叫真正的哲学。遗憾的是思想被西化的当今学者，无人所知。

赵教授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式，事物的真假、对错都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但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不可以在经验中进行检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太适应形而上学的。” 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式” ，这个“中国人”应是受西方形式逻辑及科学影响者，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者，其思维方式则绝不是“经验式”。因为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以物、时、空之线形为基础的平面思维方式，而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则是以物、时、空三位一体的立体思维方式。平面思维方式，离不开形式逻辑，而立体思维方式，离不开类推。形式逻辑的平面思维方式，是抓住“实在”之物象，由表入里浅入深出得出对事物的认识结论，而离不开形式地、辩证的逻辑推理。传统类推的立体思维方式，是抓住“虚无”之物本，由里出表深入浅出得出对事物的认识结论，而离不开类推，中国古代哲学的“八卦类象”，就是类推学之依据。类推方式简明捏要，得出的结论是必然性，形式逻辑方式得出的结论则是或然性，再加上辩证的逻辑，得出的结论也仅是较高的盖然性而已。因为万事万物之变化均遵循一个“因果律”，万事万物分若干层次，而其“因果”也相应地分若干层次，所以才出现：“有因必有果”、“有因未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有果未必有因”、“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因中之因”、“果中之果” ，种种 纵横交错之复杂局面。“有因必然有果”、“有果必有因” ，这种“因果”之因是“终因”，其果是“终果”，而“有因未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一因多果”、“一果多因” 、“因中之因”、“果中之果” ，则非其是“终因”、“终果”。只有“终因”、“终果”其“因果”关系，才具有其必然性，其余之“因果”则仅是其偶然性、或然性而已。具有其必然性其 “因果”关系之理，才是绝对真理，只具其偶然性、或然性其 “因果”关系之理，则是相对真理。研究世界局域之各门科学结论就是相对真理，只有研究世界整体之哲学结论才是绝对真理。西方哲学不知构成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而不能把握世界之整体，所以西方哲学争论之结果而无结论。

中国古代哲学的“八卦类象”，就是寻求“终因”、“终果”的，形式地、辩证的逻辑推理，是永远找不到“终因”、“终果”的。所以西方哲学家才认为“大自然无规律可寻” 。中国古代哲学的道之“体用”关系，就是针对的“终因”、“终果”关系，赵教授对此则不知，他先说“千差万别的世界，包括精神世界，最后都统一于物质”，我们把它当成是“绝对真理”；但他又说“对哲学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真理” ，才出现其前后矛盾之说。中国古代哲学认识到，“终因”决定“终果”，就认识到“绝对的真理”。只有西方哲学不知“终因”决定“终果”，才未找到“绝对的真理”。

二、浮士德的精神

赵教授说：人永远都在追求那永无答案的东西，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西方浮士德”的精神。《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这说明我们的老袓宗，对“永无答案的东西” 的追求是反对的。《老子》“为学日益”究竟说的什么？看一下“浮士德的精神” 是什么？就知道了。

“歌德所塑造的浮士德的精神：浮士德和魔鬼打了一个赌，魔鬼说：如果你永不满足，那么我将尽力满足你的一切欲望，而一旦有一天你满足了，我就将带走你的灵魂。果然，浮士德得到了爱情，达到了权利的顶峰，获得了智识，但是他永不满足。无论他得到什么，他都还在追求。魔鬼毫无办法。最后，浮士德来到海边，看到无数的人在担土填海，他终于意识到全人类全社会的觉悟是一种多么好的景象。于是他感叹到：生活多么美好的，请停留一下！满足了。于是，魔鬼马上带走了他的灵魂。” 由此可见，“浮士德的精神” ，就是永远没有满足感，一旦有了满足感就失去其灵魂。为了保住其灵魂，只有去追求那永无止境的满足感。殊不知这样的灵魂，不是人的灵魂，而是魔鬼的灵魂。

这说明“欲望就是魔鬼”，事实上古往今来，人世间魔鬼四布，这就是人们相信鬼神的原因。什么是鬼？什么又是神？人之欲望没有满足感就是鬼！有了满足感就是神！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真伟大，在其《浮士德》这部不朽之作品中，告诉人们什么是鬼？什么又是神？遗憾的是人们总喜欢鬼而不喜欢神，怕鬼总喜欢与鬼交往，敬神则总喜欢疏远神，而不将神与“适可而止”的欲望满足感捆在一起。知此，就知什么是“道德”，就知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之根源。西文化中所谓的“知识”，就是实现对满足感追求的工具，所以“人永远都在追求那永无答案的东西”，赵教授说：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这种“人之为人的根本” ，就是西文化的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则是以“适可而止”的欲望满足感为基础的，“适可而止”是中国传统“道德”基石，中国传统“道德”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由此可见，西方文化的精神，就是浮士德的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则是“适可而止的“道德”精神，其差异就体现在对人之欲望满足感上面。

三、差异之认识

任何一种有价值之文化，都是以其哲理为基础的，文化精神表现为一种文化观念，文化观念是源于哲学理念的，有什么样的哲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西方唯物“象”哲学强调的是事物之对立面，主张“同而不和”的斗争哲学，所以强调奋斗而“相争”。为实现欲望之满足不奋斗而“相争”，行吗？“相争”就不择手段，而藐视道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直到魔鬼收去灵魂才罢休。中国古代唯物“本”哲学强调的是事物之“统一”面，主张“和而不同”的和谐哲学，所以强调尽力为之而“不争”。“适可而止”之欲望极易满足才“不争”！更为重要的是“适可而止”之欲望，体现在简俭其素朴之上，人只要能行简俭素朴之道，需求不多，就用不着去不择手段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并以道德自我约束 。没有不择手段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的斗争哲学理念，就没有浮士德的精神，有了和谐哲学理念，就有为而不争的道德精神。“相争”哲理源于其“人性恶”，而“不争”哲理源于其“大自然”。源于其“人性恶”之“相争”哲理，是人为伪之哲理，源于其“大自然”之“不争”哲理，是“大自然”之哲理。《庄子缮性》“道，理也”，中国古代哲学把这种“大自然”所折谢出的 “不争”之哲理，叫做“天道”，把源于其“人性恶”人为伪之“相争”哲理，叫做“人道”。《老子》才主张“道法自然”，才在其五千言结束语中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所以《老子》五千言被后世取名为《道德经》。《老子》开篇首句的“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全篇论说的这个“非常道”，是在其不可知不可说的“常道”主使支配下运行的，并运用道之“体用关系”，去认识解决环宇的所有自然现象，发现大自然之有序运行，是因这个“天道无亲”所致。而人间之撕杀，其社会运行无序而动乱，其严刑酷法则又不管用，人效法这个“天道无亲”，天下自然公平、公正，社会有序运行才能与大自然一样之和谐。“天道无情，人有情” ，天下不公、不平、不正，就是“人有情”使然，而人之欲望就是“人有情”之体现。《老子》用“常道”主使支配“非常道”之自然哲理，去论述其人文道德时，首先抓住导致天下不公、不平、不正，这个“人有情”其人之欲望，去解决人之行为该怎么作，运用道之“体用关系”原理，导出人之“欲决”定人之“行为”的道之“体用关系”哲理，使已传承了五千多年源自于母系社会的传统道理，建立了理论依据。纵观古今横观中外的人类历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抑欲为万善之本，纵欲为万恶之源” ，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相对安定繁荣的，都是其统治者带头抑欲之结果，相反都是其统治者带头纵欲之结果。当今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就雄辩的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