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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时期的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是严格划分开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两者所描述的事物，表达的风格，甚至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 01 民间文学使用的是较为纯正的突厥语言，这和现代土耳其语较为接近，用词口语化，平白朴实。其实，奥斯曼时期的民间文学就是一种口头文学，在那一时期很少有形成系统的收集和整理。 因此，这种口口相传的文学自然就在历史的长河中丢失不少，以至于今天我们所知的民间文学作品并不多。凯奥朗Keloğlan，纳斯雷丁Nasreddin Hoca，先祖阔尔库特书Dede Korkut，灰狼传说Bozkurt Efsanesi，额尔格那昆Ergenekon和皮影戏Karagöz veHacivat是今天大部分人耳熟能详的少有几个例子。需要注意的是，上面所列的作品，大部分源自比奥斯曼帝国更早的，可以说是早得多的，历史时期。不过由于现存的文学版本显然是经过奥斯曼时期的说书人大量加工的，所以我们可以视之为奥斯曼帝国的遗存。 本文，通讯君要探讨的宫廷文学，使用的则是上层社会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其中杂糅了大量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词，语法习惯也更倾向于阿语、波语而非突厥语族的语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领属格词缀的顺序，如奥斯曼语中海军大臣一词Kaptan-ı Derya，用现代土耳其语转写应该是Derya’nın Kaptanı，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 部分奥斯曼的宫廷文学更是直接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创作，以体现创作者的文学修养以及社会地位。波斯文学与奥斯曼文学属于继承性的关系，如果对波斯文学没有基本的了解的话，就近乎无法理解丝毫的奥斯曼文学，我们甚至可以把奥斯曼宫廷文学视为波斯文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奥斯曼宫廷文学都是严格效仿波斯文学的清规戒律的。 同波斯文学一样，奥斯曼文学也是以诗歌（şiir，或曰manzume）为主，甚至我们说奥斯曼宫廷文学，实际上指代的也就是这一时期的诗歌文学。
通常，一位作家的诗歌合集被称作迪万（Divan），因此，在土耳其语中，奥斯曼宫廷文学被称为迪万文学（Divan Edebiyatı）。而如果一位作家写了一本长诗合集的话，这部作品会被称为玛斯纳维（Mesnevi），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要数梅乌拉那·鲁米（Mevlana Celaleddin Rumi）的玛斯纳维了。 有趣的是，鲁米一生中的所有诗歌作品都是用波斯语写成，伊朗视他为波斯文学一位集大成者。土耳其人却也将其视为土耳其古典文学的象征而顶礼膜拜，在鲁米生活及逝世的城市科尼亚（Konya）修建了梅乌拉那博物馆进行纪念。这个趣闻可以作为两国文学历史同宗同源的一个表征。诗歌的一行被称为一个密斯拉或者一个迪则（mısra；dize），两行则为一联（beyit），短篇的四行诗（dörtlük）高度盛行。四行的小诗被称为柔巴依（Ruba’i），诗歌的韵格（aruz）完全采取波斯文学的式样，因为大部分突厥语词没有办法押这种波斯韵格的韵，所以在奥斯曼诗歌当中，诗人们很少使用突厥字词，这也就体现了奥斯曼诗人对波斯文学的盲目崇拜。此外，波斯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诗歌类型---加扎勒gazel在奥斯曼诗歌文学中也同样至关重要。 02 奥斯曼诗歌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分别为从14世纪到15世纪的诞生期，16世纪到18世纪的成熟期，18世纪以后则为衰落期。 第一个时期：诞生期，该时期的文学作品乏善可陈。在16世纪以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文化不是很发达，处于游牧文明刚刚向定居文明过度的阶段，普通民众多以劫掠和放牧为生。塞尔柱帝国帝国灭亡后，蒙古人短暂的占据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但从未有效地施行严格的中央统治，安纳托利亚长期处于多个邦国互相混战的状态，政治上极不稳定，故而在文学上就很难有什么建树。 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把奥斯曼帝国的建立等同于一个辉煌时代的开始，却忽略了从奥斯曼一世创业直到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伊斯坦布尔之间经历了多少反复与变迁。在这一期间，奥斯曼帝国必须要和其他势力相近的汗国进行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其间还经历了一次帖木儿的入侵，甚至在安卡拉战役中彻底击溃了苏丹巴耶济德二世的军队，俘虏了苏丹本人。直到穆罕默德二世灭亡卡拉曼汗国（Karaman Beyliği），统一整个安纳托利亚高原，这片土地的环境可以用黑暗来形容，普通民众时刻生活在战争和劫掠的恐惧当中，除了继承塞尔柱时代传承下来的苏非主义、发展起众多宗教教团以外，文化上面的成就显然并不突出。 这一时期整个突厥世界并非没有迪万文学创作者，比如两位文坛巨匠：伊玛达丁·纳西米（Imadaddin Nasimi）(?–1417?) 和纳沃伊（Ali Şír Navai）(1441–1501)。显然他们并不属于奥斯曼作家，前者用阿塞拜疆语写作，生活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之下的阿勒颇；后者用中亚的察合台语写作，为呼罗珊地区的封建主效力。不过他们的作品对于奥斯曼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前者，几位最著名的早期奥斯曼文学代表人富祖里（Fuzulli）和皮里·阿布达苏丹（Pir Sultan Abdal）都可以说直接继承了他的宗教思想与诗歌写作风格。 第二个时期：16至18世纪奥斯曼文学的成熟期。 16世纪的奥斯曼正处于其黄金时期，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统治着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并且不断向欧洲和地中海扩张，与哈布斯堡家族争雄，其光辉远远掩盖住了整个欧洲文明，任何身处这一时代的人都不会只会惊叹于奥斯曼帝国高度严密的政治组织，高效的军事动员，和灿烂耀眼的文化成就，而绝不敢料想到几百年之后西方文明会如何全面反超这个无比庞大又在不断扩张的辉煌帝国。 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诗歌文学诞生了两位名扬后世的天才人物富祖里（Fuzuli）和巴基（Baki）。 富祖里（1494 – 1556）可称的上是奥斯曼文学的一位代表，论知名度，他在整个奥斯曼历史上也是无出其右的。今天，富祖里被阿塞拜疆视为其文学史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使用阿塞拜疆语（或者说方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三种语言创作，并且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富祖里最著名的作品是《莱依拉与梅吉农》（Leyla ile Mecnun），波斯文学及其所影响的突厥文学有一个颇为有趣的传统，即对同一个主题，后人会不断改写前人的作品，一方面表达对前人大师的尊敬，一方面也是借机“炫耀”自己的能力。比如《莱伊拉与梅吉农》这首长诗，曾经是乌兹别克的突厥文学大师纳沃伊（Ali Şír Navai）的著作，富祖里是以纳沃伊的作品为灵感，重新创作。同样的例子还有波斯诗人尼扎米的著作《胡斯莱夫与席琳》（Hüsrev ile Şírin）就成为纳沃伊的作品《费尔哈特与席琳》（Ferhat ile Şírin）的灵感来源。 巴基(1526 –1600)，也是生活于苏莱曼大帝黄金时代的一位代表性诗人，他原名Mahmud Abdülbâkî，被后世称作Sultanüş-suarâ，诗人之王。相比于富祖里，巴基的一生则显得一番风顺，他在宫廷中仕途顺利，与苏莱曼大帝本人都保有良好的私交，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便是为苏莱曼大帝去世所写的悼词（Mersiye-i Hazret-i Süleymân Hân） 。他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做过宗教法官，历经苏莱曼大帝、塞里姆二世、穆拉德三世这三代苏丹，一直位居高位，也算是功成名就。他作品的主要主题包括歌颂爱情、歌颂生命的乐趣与自然，这些诗歌描摹了当时社会经济繁荣，上层阶级生活悠闲的风俗风貌。 另外，苏莱曼大帝本人就是一位诗歌的爱好者，他自己以Muhhibi（爱人）的笔名进行创作，为他的妻子许莱姆苏丹写下了不少爱情诗歌。 我们观察这一个时代的奥斯曼诗歌文学，倒可以将之与我国唐代诗歌相对比。苏莱曼大帝时期对比开元盛世，富祖里、巴基对比李白、杜甫，甚至苏莱曼和唐玄宗本人，也都可视为爱好文学艺术的开明君主的典范，并且两人也都有各自诗作传世，纵使各处亚洲东西两端，历史的发展有时便是这般惊人的相似。 苏莱曼大帝去世后，奥斯曼帝国就陷入了漫长的发展停滞期，政治制度腐化，扩张受阻，通货膨胀导致禁卫军专政，乃至决定废立苏丹制。 不过在文学上，衰落期倒并没有马上来临，相反的，由于宫廷文化的繁荣，奥斯曼帝国的维齐尔和帕夏们对文学赞助热情高涨，以体现自己的文化修养，奥斯曼的诗歌文学进一步发展成熟。 奥斯曼帝国另外三位比较有影响力的诗人，Nef’i，Nabi和Nedim，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Nef’i的主要成就在于写一些颂诗（kaside），但是他也由于创作的一些讽刺诗而最终被苏丹处决。Nabi的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他的作品多批判奥斯曼帝国停滞期的社会问题，Nedim则是奥斯曼帝国18世纪初郁金香时代（Lale Devri）（1718-1730）的文坛代表。
艾哈迈德三世时期（III Ahmed）奥斯曼帝国掀起了一场崇尚法国文明，在社会风俗掀起了西化的浪潮，这一场宫廷上层的“文化运动”，给上流社会带来了某种浮华奢侈的风气。但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帝国的西化与进步，比如建立了帝国最早的奥斯曼语印刷厂，模仿了西方的巴洛克建筑，并将其融入进了奥斯曼古典建筑，复兴了奥斯曼细密画的传统，以及体现在文学上。 可惜，郁金香时代在奥斯曼历史当中不过是昙花一现，毕竟这一文化现象仅仅局限于宫廷上层少数“崇洋媚外”的西化贵族（也包括苏丹本人）。在当时封闭、保守、落后的奥斯曼社会上则被视为腐朽、堕落、缺乏信仰的体现，最终奥斯曼的禁卫军（Yeniçeri），发动叛乱，将郁金香文化的代表人物大维齐尔（丞相）易卜拉欣帕夏折磨致死。
总体而言，Nedim仍不能算是一个诗歌的改革者，因为他仍然严格遵守传统的文学格式，他依旧没有跳出波斯文学形式的框架。所以，16世纪至18世纪的奥斯曼文学，在突厥与波斯的传统当中维持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并没有盲目模仿，或过于拘泥于格式和韵律。由于这一个时期的奥斯曼诗歌文学保有一定程度的本民族语言特色，又能够借鉴波斯文学的长处，取长补短，加以融合，我们把这两个世纪视为奥斯曼诗歌文学的黄金时期。 第三时期：18世纪以后的衰落期，这一时期的典型标志就是波斯文学传统再度在奥斯曼的诗歌当中占据主流乃至于使得突厥文学的特质近乎消失。Şeyh Gâlib(1757–1799）是奥斯曼诗歌衰落期的最著名代表，他的诗歌同时代表了当时很具影响力的文学形式“印度体”（sebk-i hindî）。 印度体的特点就是辞藻华丽，注重韵律节奏，相对忽略内容的完整和质量，有些“以辞害意”的意味。Şeyh Gâlib 本人是这一文学形式的代表人物和高峰，他个人的文学成就很高，有不少名传后世的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Hüsn-ü Aşk，《美人与爱情》。这首叙事性长诗与富祖里的《蕾伊拉和梅吉农》并称为奥斯曼文学中玛斯纳维体叙事诗的“双璧”。 可惜，由于他的诗歌在其生活的时代影响力太大，后人逐渐盲目模仿他的诗作，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性，模糊了突厥文学的传统，导致这种华丽的“印度体”诗歌妨碍了本土文学的发展，从此奥斯曼诗歌文学再次生活在了波斯文学的阴影之下，处于停滞之中，鲜有发展创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初。 03 除了诗歌文学外，这里也简要介绍一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文学形式。严格意义上，它们不能和宫廷文学划等号，不过基于这些作品全都由奥斯曼土耳其语写成来看，他们显然也不能归于民间文学的范畴，而是局限在上层知识分子的阶层。 奥斯曼帝国时期大部分有名的诗人都有散文作品传世，比如富祖里除了其诗歌以外，也以其著作散文的质朴流畅而闻名于世。可惜的是大部分宝贵的散文作品由于缺乏整理（在奥斯曼时期，散文的文学价值常常受到忽视），都已经散佚或遗失了；历史典籍，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一种值得一书的文学形式。 最著名的两位史学家则是15世纪的Aşıkpaşazade与17世纪的Katib Çelebi。其中Aşıkpaşazade的奥斯曼史记录了奥斯曼帝国自建国直到穆罕默德二世100多年的历史进程，并详细描述了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战争，今天的史学家研究这一段历史，常常会把这本书当作第一手史料来使用。它从突厥人的视角，提供了早期奥斯曼史的很多宝贵的线索。 值得一说的还有“游记”（seyahatname）这种文学类型，尤其是埃夫里亚.切勒比（Evliya Çelebi）的游记影响力最大，在伊斯兰世界当中，这本著作大略与伊本巴图塔的游记齐名。埃夫里亚·切勒比是18世纪的一位文学家、游客，他的足迹遍览整个中东、高加索和欧洲。就今天来看，他的作品可信度不高，里面的不少内容都是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资料，他对一些地区的描述也显得多少有些荒诞不稽，或者说充满偏见，不过对那个时代的奥斯曼人来说，他的作品提供了有关世界各地的种种趣闻和信息。Sefaretname是一种外交记录，奥斯曼帝国的使臣出使他国时，会记录出使经历，以咨他人借鉴或参考，Yirmisekiz Çelebi曾著有《出使巴黎行记》（Paris Sefaretnamesi），为一时称赞。 治国策Siyasetname，是一种政治论文集，这种文体起源于塞尔柱时期的大臣尼扎木尔克的《治国策》，（这本书有中文译本）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尼扎木尔克也可称当上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他本为波斯人，为波斯化的突厥人王朝塞尔柱王朝效力，他的《治国策》影响深远，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也备受模仿。Tezkire是一种短篇的人物传记。另外，Münazara是一种宗教或者哲学辩论的合集。 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直到19世纪，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之下才出现，不是奥斯曼文学的典型代表，土耳其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小说是Şemsettin Sami于1872年创作的《恋爱中的塔拉特与菲特玛特》（Taaşuk-u Talat ve Fitamat）这部作品是当时流行的模仿法国文学的产物，在坦齐马特时期，小说翻译作品数目繁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内部小说的发展。不过这已经接近于土耳其现代文学的范畴，也不包括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在上文中，笔者谨慎地使用“奥斯曼宫廷诗歌文学”这个词汇，并没有将之等同于“土耳其诗歌文学”，乃是因为奥斯曼时期，一个明确的“土耳其”的概念还没有诞生，奥斯曼帝国所处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前民族主义时代”，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来去判断那个时期普通民众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认知，奥斯曼不能等同于土耳其。如同本文开头提到的，奥斯曼文学包括从属于上层阶级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宫廷里的迪万文学，也包括“不入大雅之堂”，甚至从未见诸于纸上的民间文学，这两者如同平行线一样，没有多少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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