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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年，奥斯曼帝国摄影师帕斯卡·萨巴赫（Pascal Sébah）生于伊斯坦布尔，其父是叙利亚天主教徒，母亲则是亚美尼亚人。萨巴赫一生作品无数，为奥斯曼社会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素材。而其中有张1870年左右的大马士革妇女照，在中国人看来，则有那么一点异曲同工的熟悉感。 1870年左右的大马士革妇女照 相片最右边的妇女脚穿厚底鞋，乍看之下与满人的花盆底旗鞋十分类似，然而这其实是奥斯曼贵族妇女的流行鞋款，土耳其名为nalın，阿拉伯语则称قبقاب（Qabqab，模拟其走路发出的声音而来）。其本是浴室里的防滑拖鞋，后来才演变为贵族的装束，是突厥人继承罗马帝国遗产的变体；无独有偶，花盆底也是满人入关接触到汉文化后才催生的产物。 身穿元宝底旗鞋的完颜童记（左）与穿花盆底的闺蜜孟小冬（右） 厚底鞋的历史 纵观历史，厚底鞋不是东西任何一方的文化专利。 早在古希腊时代，悲剧演员便会在舞台上穿厚底鞋，以增加其庄严感；古罗马人则将厚底鞋作为浴室专用的防滑凉鞋。而文艺复兴初期，厚底鞋更作为威尼斯的特产，在欧洲各地流传，成为妇女的时尚鞋款。 各国王室中，则以西班牙贵族妇女最常穿厚底鞋，配上长裙，显得身材更为高聎；教会也十分赞成王室妇女穿厚底鞋，如此一来便可降低其＂放纵跳舞＂的机会。 15世纪末的素描图，左为纽伦堡妇女，右为威尼斯妇女。由于威尼斯妇女脚穿厚底鞋，故显得较为高大 16世纪的绿丝绸面料厚底鞋，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15世纪的威尼斯厚底鞋，现藏于斯德哥尔摩。威尼斯人喜欢将厚底鞋增厚，平均高度约在25-74厘米之间 而中国的厚底鞋始于木屐。其功能相当多元，不仅能充当雨鞋，也是名士与平民的日常装束，例如东晋便有谢安听闻淝水之战的捷报后，兴奋地踢断了木屐的记载；直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二十回、四十五回里也有描述宝玉穿木屐的情节。明代定陵的出土物中，孝靖皇后棺内便有尖足凤头高底鞋陪葬，足见中国穿厚底鞋的传统并非由满人原创。 明代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尖足凤头高底鞋 而人们一般认为清朝是由满人建立的游牧帝国，这恐怕是对满人游牧性的误解。早在明代，尚未入关的女真人就不全过游牧生活，海东女真（又称野人女真）的渔猎性较强，海西女真是半农牧的部落，建州女真则已开始农耕的定居生活，更与明朝有贸易关系。 其虽保有骑射传统，却与匈奴、鲜卑、蒙古等民族的生活型态不同，而正因其以农耕、定居型态储存实力，建州女真最后得以统一各部，并建立与蒙古等军事型游牧帝国不同的国家－清朝。 而满人入关后，不仅汉化进程加剧，也将关外的满文化带入中原，子弟书、京剧、相声皆为满汉融合的产物，高底旗鞋亦然。近年清宫剧十分流行，剧中从宫女到皇后皆穿高底旗鞋，人们因此有了刻板印象：＂高底旗鞋是满人的传统服饰之一＂，再加上少数民族自我东方化，因此网络上也出现一些穿凿附会的起源说，例如： ＂满族先民为渡泥塘夺回城池，故模仿白鹤在脚底绑树杈，后人为纪念这场胜仗，因此开始穿高底旗鞋。＂ 或是: ＂满族妇女常要上山劳动，为防蚊虫叮咬、弄湿鞋袜，所以就在鞋底绑木块。＂ 反驳上述传言的证据有很多，其中最有力的便是清代的档案记载。爬梳清初的赏赐文件，当时赏给格格或其他女眷的衣饰中，鞋子部分往往就是各类靴子；像花盆底这种高底旗鞋则是入关许久后才出现在档案里的产物。 而虽然档案没有明说，但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高底旗鞋的诞生既有区分阶级的用意，也蕴含了审美的潜意识。首先满人为彰显自己的身份，故将汉人的木屐加以改良成贵族妇女专用的旗鞋，还分出花盆底、元宝底等款式。 花盆底旗鞋 元宝底旗鞋 另外就是满人本无缠足习俗，故为遮掩天足，而将鞋底加高，使双脚隐于裙下，且穿高底鞋走路的步态与三寸金莲的摇曳生姿十分类似，故这种鞋在贵族间广为流传。 然而时间久了后，竟也出现高底旗鞋与缠足弓鞋的融合版，这显示了满人妇女也开始学着汉人缠足，以及汉人贵族妇女也有学着穿高底旗鞋的趋势，服饰上的满汉之分已是日渐模糊。 高底旗鞋与弓鞋的混合鞋款 高底旗鞋的出现，揭示了满人入关后，在文化上逐渐与汉人交融的现象；而奥斯曼的厚底鞋也是类似的逻辑。 突厥人的去游牧化 阿拉伯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曾在名著《历史绪论》中提到，帝国周围往往围绕着野蛮部落，然而这些野蛮人因所谓的Asabbiyah精神（在阿拉伯历史的语境下指部落主义、宗族主义），故拥有比帝国内部更为强大的凝聚力、组织力、向心力，将能在帝国衰弱时取而代之。 然而当这些野蛮部落继承帝国的遗产后，将不可避免地被定居文化同化，导致当初赖以崛起的asabbiyah精神逐渐消亡，最后步上前一帝国的后尘，被周围的其他野蛮部落消灭。而新的帝国继承者也将继续相同的宿命，如此情节往复上演，因而造就了历史的循环。 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 伊本·赫勒敦的理论出自他对历史的观察及体会，时至今日，针对中东古代史仍有一定的解释力。而突厥人去游牧化的起点并非奥斯曼帝国，这段进程早在塞尔柱时代便已揭开序幕。 塞尔柱本是中亚大草原的部落，后其逐渐统一伊斯兰世界东部的破碎格局，建立了横跨中亚与西亚的帝国。而凡是发源于中亚的游牧政体，皆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波斯的官僚、文化、政治体制，形成了突厥－波斯共生的文化传统，塞尔柱帝国的建立便是确立了这种传统的制度化，并让波斯文化逐渐取代伊斯兰版图内的阿拉伯内涵，阿拉伯文化的中心从此由巴格达移往开罗。 而往后的奥斯曼帝国更可说是突厥－波斯文化复合体的巅峰期，其宫廷诗歌受古典波斯文学的影响，许多波斯语词汇更成为突厥语借词，直到凯末尔推行文字改革时才被大量删去。波斯语是奥斯曼帝国中的强势语言之一，帝国更采用波斯官阶、头衔名称，并大量引入波斯料理，成就今日土耳其菜的盛名。 除波斯文化外，奥斯曼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与巴尔干地区后，也吸纳了大量希腊与罗马的文化传统，浴场（hamam, حمّام）即为一例。由于伊斯兰教本身有大净小净的习惯，故奥斯曼人日后还将其融入清真寺附属建筑群的一环，供穆斯林礼拜前净身用，罗马浴场也换上另一种名字－＂土耳其浴＂。 土耳其浴改良罗马浴场配置，成了奥斯曼人社交生活的一环，母亲会在澡堂中为儿子相亲，男人也在澡堂中谈生意，功能就像今日的咖啡馆。而源于罗马的诸多浴场配件也被奥斯曼帝国继承，厚底鞋nalın即是一例。其本是浴室的凉鞋，日后渐成奥斯曼贵族妇女的装束之一，才有了萨巴赫那张照片中的＂花盆底＂。
身穿nalın的奥斯曼贵族妇女，左手拿的是烟管
贝母装饰的nalın 奥斯曼与清朝的类似命运 今日的花盆底与nalın角色类似，都是人们缅怀过往情怀的特殊配件，只会出现在古装剧、或一些cosplay场合中，现实生活几乎已无人使用。而由历史脉络观之，两者都是游牧民族成为帝国继承者后，改良定居民族的传统而来，由此照见东西两大帝国的类似命运： 清朝由已初步汉化、过定居生活的女真人建立，其在政治上承袭汉人制度、也保留些许游牧建置；而在文化上则大量汉化，但也将满人的部分传统引入关内，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奥斯曼帝国由已与波斯文化共生已久的突厥人建立，更吸纳了罗马与希腊传统，化为欧亚交界的荟萃一景。帝国的统治阶层虽有突厥人，却也大量依赖其余非穆斯林、非突厥的官僚与学者来运作，更融铸罗马、阿拉伯、波斯、希腊底蕴，化为今日的土耳其文化。 两大帝国日后皆在西方列强的铁蹄下解体，并在此之上建立现代史的主体。其中奥斯曼崩解为无数小国，只剩土耳其还坚称自己是帝国的继承人，其余国家则以否定帝国遗产为国家历史的书写方向；中国则保留了大部分的原有版图，只是满人已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然而透过花盆底与nalın的图片档案，仍可稍见游牧民族成为帝国继承人的过往痕迹，彷佛夜空一隅，仍有天星的光芒在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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