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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 前苏联著名诗人，作家，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代表作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冬天的原野》及长诗《崇高的疾病》等，小说《日瓦戈医生》被译成多种语言传遍世界。 【人与事】（节选） 七 我不打算描述我跟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我们二人从不是莫逆之交。他的表白被夸大了。他对我的作品的看法被歪曲了。 他不喜欢《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认为我写这两部作品是个错误。他喜欢另外两本书，即《在街垒上》和《生活啊，我的姊妹》。 我不准备陈述我们每次会晤的经过和发生分歧的原因。我想尽自己所能给马雅可夫斯基做个总的评价，同时谈谈他的意义。诚然，这两个问题都带有我个人主观的色彩和偏见。 八 拣主要的事先谈。我们不理解他自杀前心灵的苦痛。肉体的折磨过甚，使他随时可以丧失理智，虐待的苦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忍受，这种感情本身也逼他走向末日。但一个人受尽刽子手的摧残，还不等于他已被消灭，他由于痛苦而狂乱时，他还存在于自己的末日；过去还属于他，他还能够回忆往事，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利用回忆，回忆能在死神面前助他一臂之力。 当一个人决定自杀时，就是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布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由于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由于孤傲而开枪自杀，由于他谴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的某些事，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叶赛宁自缢而死，他没有认真考虑后果，他心灵深处还以为——谁晓得，也许这还不是结局，时局不稳定，模棱两可。马丽娜·茨维塔耶娃（马·茨维塔耶娃（1892—1941），苏联俄罗斯女诗人。）一生中都用工作来逃避日常琐事，当她发现这样做下去是不能容忍的侈靡之举时，为了儿子她必须暂时放弃这种心甘情愿的活动，并用清醒的目光环视周围。这时她发现眼前是一片混乱，这是创作所对付不了的、停滞不动的、不习惯的、毫无生气的混乱；她在惊恐中躲避起来，在恐怖面前她不知所措，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我觉得帕奥洛·亚什维里（帕·亚什维里（1895—1937），苏联格鲁吉亚诗人、社会活动家。）什么也弄不清楚了，好像是被1937年什加廖夫活动弄昏了头脑。夜里，他望着酣睡中的女儿，想象自己再没脸看她，第二天清早他便去找几位同志，并用双管猎枪的霰弹打碎了自己的颅骨。我觉得法捷耶夫是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之中走了过来，在最后一刹那，在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可能说出类似的话来：“喏，一切都已结束。永别了，萨沙（萨沙，即法捷耶夫的名字亚历山大的爱称。）。” 不过，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为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九 言归正传。1914年，在阿尔巴特街一家咖啡馆里，两个文学小组应当发生一场冲突。我们这一方有我和包布罗夫。对方原计划是特列季亚可夫（谢·特列季亚可夫（1892—1939），苏联俄罗斯作家、剧作家。）和舍尔舍涅维奇（瓦·舍尔舍涅维奇（1893—1942），苏联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可是他们把马雅可夫斯基也带来了。 出乎我的意料，我见过这位青年人的外貌，在第五中学的走廊里我见过他，他在那儿上学时比我低两年级，在交响乐厅的休息室里也见过面，幕间休息时他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那次见面前不久，有一个他后来的盲目崇拜者，曾把报刊上发表的一篇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拿给我看。那时，那个人不仅不理解自己未来的上帝，而且是以嘲笑的口吻，愤慨地把他的东西拿给我看的，认为这显然是一篇庸才的无稽之谈。可我却非常喜欢那些诗。那是他最早的闪光之作，后来收入《平凡得如同牛叫集》中。 如今我们坐在咖啡馆里，诗的作者惹我喜爱不亚于其诗。我眼前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脸色阴沉，说话声音如同大辅祭唱经。长着一双拳击运动员的拳头，机灵过人，而且无时无刻不显示出来，他是个介乎亚历山大·格林（亚·格林（1880—1932），苏联俄罗斯作家。）的神话英雄和西班牙斗牛士之间的人物。 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漂亮、机灵、有才气，也许有超人的才气——这都不是他身上的主要品质，而主要的品质是铁一般的内在自制力，是高尚气度的某种遗风和道德基础，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他不允许自己是另一种样子，不能不如此漂亮，不能不如此机灵，不能不如此有才气。 他的果断精神和他用五指拂弄蓬松的长发，使我一下子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青年恐怖分子——地下工作者和外省比他年龄小的人物的综合形象。 接受不良的影响，外省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落后于首都。当几个主要中心都走下坡路时，偏僻的角落有时反而被那里保持着的乐善好施的古风拯救了。正是如此，马雅可夫斯基从偏僻的南高加索林区，即他的出生地，把一种信念带到了探戈舞和滑轮游戏的世界。这种信念在穷乡僻壤中还根深蒂固，即认为俄国的教育只能是革命的。 不修边幅的艺术风度，很好地点缀了这位年轻人的天然的表面特征。他津津有味地佯装那种样子，扮演着那种角色，使自己巨大的心灵和体态显得有些粗犷和散漫，使自己有一种捣乱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特点。 十 我当时非常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抒情诗。诗中那笨拙的、威严的、哀怨的严肃性，在当时一片扭捏作态的背景前，显得极不寻常。这是精雕细刻的诗，有些傲气，又具有魔鬼精神，同 时显得无限绝望，奄奄一息，几乎是在呼救。 时间啊！跛腿的神像画匠，请你： 把我——世纪的畸形儿——的形象画在神龛里， 我孤独得很，如同接近失明的 人的最后一只眼睛！ 时间听从了他的话，做了他要求做的事。他的面孔被画进世纪的神龛里了。但要看到这一点，识破这一点，需要有何等的本领啊！ 他又说： 你们是否能够理解我， 为什么会如此安静地 能把一堆堆的霹雳般的嘲笑的灵魂， 摆在盘子上 端到即将来临的岁月的饭桌前……无法摆脱弥撒仪式中的各种类似现象。“人的血，人的肉，默默不语，战战兢兢地伫立，它们考虑的是他身上非人间的一切。在朝的皇帝，主宰的王，他们会到来，并把食物赐予忠诚者。” 勃洛克（亚·勃洛克（1880—1921），苏联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这三位诗人与古典作家不同，古典作家关心的是赞美歌和祈祷文的内容；与普希金也不同，普希金在《遁世的神甫》中重述叶夫列莫·希林的话；与阿列克赛·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1883—1945），苏联俄罗斯作家。）也不同，阿·托尔斯泰把达马斯金的挽歌的自然发声改成诗句。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珍视的是教堂里唱经和诵读的片断的字面意义，他们把这些视为活生生的生活中的片段，如同街头巷尾，万户人家及任何讲话中的词汇一样。 古代创作中的这些积累向马雅可夫斯基提示了他长诗讽刺式的模仿结构；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合乎规范概念的类比。这些类比有的不明显，有的则突出。这一切都要求作品规模必须宏大，必须有强壮的手驾驭，同时也就培养了诗人的勇气。 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没有放弃他们自幼熟悉和牢记的东西，他们掘开了司空见惯的地层，运用了孕育在其中的美，使美没有久埋地下而不用，这太棒了。 十一 当我对马雅可夫斯基有了更多的了解时，发现我们二人有不少预先没有料到的技巧上的吻合，相似的形象结构，近似的韵律。我喜欢他诗中的美、他的成功。除此我没有更大的要求。为了不重复他，不成为他的模仿者，我开始遏制自己那些与他相互呼应的气质，不使用英雄主义的腔调，因为我用这种腔调时就会显得虚假，被视为单纯追求效果。这样做，缩小了自己的手法，同时也使它净化了。 马雅可夫斯基有人为邻。他在诗歌天地里并非单枪匹马，他不是在荒原上。革命前，在舞台上，他的对手是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伊·谢维里亚宁（1887—1941），俄罗斯诗人。）；在人民革命的舞台上，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对手是谢尔盖·叶赛宁。 谢维里亚宁善于控制演出大厅，用舞台演员的行话来说，他能做到座无虚席。他按法国歌剧中的两三种流行曲调吟唱他的诗，这样做不显得俗气，也不会使听众倒胃口。 他的智力不发达，趣味鄙俗，革新的文字粗陋乏味，这一切和他朗诵诗歌时那种令人羡慕的纯洁的、流畅的发音配合在一起时，形成一种独树一帜的、奇怪的风格，在平庸的掩护下，像是屠格涅夫文体在诗歌中姗姗来迟。 自柯尔卓夫（阿·柯尔卓夫（1809—1842），俄罗斯诗人。）时期起，俄国土地上就再也没有产生比谢尔盖·叶赛宁更土生土长的、自然状态的、恰合时宜的、故乡故土的人了。大地以无与伦比的自由把他献给了时代，献出这个包含着民粹主义辛勤的厚礼并没有使大地感到吃力。与此同时，叶赛宁是位高超技艺用之不竭的生机勃勃的人。我们继普希金之后，也把这种技艺称之为“莫扎特因素”，或“莫扎特的天然力”。 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伊万王子是俄罗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他曾经不避艰险骑着灰狼去捉火鸟。）一把抓住了艾赛多拉·邓肯（艾·邓肯（1878—1927），美国舞蹈家，曾一度与叶赛宁结为夫妻。），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写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相比，前者的才能就显得笨拙而粗野，不过也许更深刻更博大。叶赛宁的风景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中为现代大都市的迷宫所代替。一个当代人的孤独的灵魂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方向，破坏了道德，他描绘的正是这灵魂的激动的、非人的悲惨状态。 十二 我前边已经提到了，人们把我们俩的密切关系夸大了。有一次，我跟他在阿谢耶夫家中交谈，我们的分歧越谈越尖锐，阿谢耶夫用素来不露笑的幽默对我们的不同点作了如下的概括：“喏，好吧。我们的确是两类人。你们喜欢天空中的电光，而我喜欢熨斗里的电力。” 我当时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对宣传工作那么卖力，硬把自己和伙伴们往社会意识中灌输，我不能理解他的哥们儿义气、行帮思想，为什么他要让歌喉服从于迫切的现实。 以他为首的《列夫》杂志（列夫（全称左翼艺术阵线），1922年在莫斯科出现的文学团体，创办过《列夫》（1923—1925）和《新列夫》（1927—1928）杂志。1929年改组。），该刊的成员以及该刊所维护的思想体系，使我更是无法理解。这个否定一切的小组中唯一一个始终如一的、真诚的人是谢尔盖·特列季亚可夫，他使自己的否定达到自然的程序。特列季亚可夫和普拉顿都认为，艺术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没有地位的，起码在它诞生时期是如此。至于《列夫》中极盛行的、为符合时代需要而改得一塌糊涂的非创作性的、匠气的艺术半成品，根本不值得花费那么多的关心和气力，扬弃它是轻而易举的事。 马雅可夫斯基的后期作品，除了死前写的那部不朽的大作《放开喉咙唱》以外，从《宗教滑稽剧》开始，我就不能理解。对那些拙劣的押韵的东西，那满篇的空话，那些人云亦云的玩意儿和老生常谈的大实话——写得做作、混乱而又不俏皮，我已经无动于衷了。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什么马雅可夫斯基了，是个不存在的马雅可夫斯基。奇怪的是，什么也不是的马雅可夫斯基居然被视为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 可是别人错把我们视为朋友，比方说，当叶赛宁对意象派不满意时，曾要求我把他引荐给马雅可夫斯基，并进行调解，他以为我办这事最合适。 虽然我跟马雅可夫斯基相互以“您”相称，而跟叶赛宁以“你”相称，但我与后者的会晤次数要更少一些。几次会晤，屈指可数，每次会晤都是以大闹一场宣告结束。我俩或者闹得热泪横飞，互相赌咒忠贞不渝，或者动武斗殴，打得头破血流，路人凭武力把我们分开，拖向两边。 十三 马雅可夫斯基生平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那时，一句话，文学停滞了，因为《静静的顿河》的开端也是诗，还有皮里尼亚克（鲍·皮里尼亚克（1894—1941），苏联俄罗斯作家。）和巴别尔（伊·巴别尔（1894—1941），苏联俄罗斯作家。）、费定（康·费定（1892—1977），苏联俄罗斯作家。）和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符·伊万诺夫（1895—1963），苏联俄罗斯作家。）的写作初期也是诗——在那几年里，阿谢耶夫——一位聪明的、有天才的出色同志，内心自由的和不为任何事物所迷惑的人，曾在志向上是他的朋友和主要支柱。 我终于跟他分道扬镳。我和马雅可夫斯基断绝关系是由于下述原因。我已声明退出《列夫》编辑部，不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可是我的名字还印在同人的名单中。为此，我给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这封信准把他气炸了。 更早一些时候，当我还受他炽烈的感情、他内在力量的魔力的支配，当我还处于他那巨大的创作权力和能力的影响之下，而他同时对我报以温暖时，我在赠给他的《生活啊，我的姊妹》一书上的题词中有这么几句话： 您潜心研究我国的收支平衡， 处理经委会的场场悲剧， 您，像个飞行的荷兰歌手， 可以在任何诗的领域上空歌唱！ 我晓得，您走过的道路无法效仿， 但怎么竟然会从您那真诚的路程上， 把您引到 养尊处优的地方。 十四 关于时间，有两句名言。生活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愉快，还有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时代最优秀的最天才的诗人。第二句话使我亲自写了信，感谢这句话的作者，因为这句话使我摆脱了对我的意义的吹捧，而这吹捧出现在三十年代，出现在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时期。我爱我的生活，并满足于这种生活。我不需要为它贴金。我不能设想没有秘密的生活，不为人所注意的生活，我也不能设想展览橱窗的玻璃后的生活。 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强制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于他。 乌兰汉译 【品评鉴赏】 一位活着的诗人想要恰当地写下对自杀或其他任何一类死于非命的同行的怀念文字是异常艰难的。因为尤其是对诗人而言，这种死亡有一种过于崇高的光辉。死者压迫着生者，因为死者已不负生活的责任不被追问，对他们的考察也仅停留在形而上的范围之内。死亡成了人生真相的屏障，对于生者，它是一种太过严酷的逼视。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使我们感觉到，死者是值得怀念的——尤其是在杀人的年代里成批死去的诗人，然而毁弃肉身并不一定能使人注目其心灵，并且，即使死亡本身不被歪曲，死也不仅仅是人生的屏障而更有可能是诗歌的屏障。帕斯捷尔纳克本人辛酸而矜持的生活也犹如一种暗示：幸存者有其自身的任务，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喋喋不休的死者之死亡或自己之不能死亡的解释者。 择自【世界最美的散文：外国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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