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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 莫斯科是帕斯捷尔纳克文学事业的发源地。他生于莫斯科，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该城市及市郊。在《我的回忆：自传概要》(1958)中，帕斯捷尔纳克观察到他的出生地在世纪的转折点“兴起一种新的俄罗斯艺术，这是一种大城市的艺术，是年轻的现代的、新型的艺术”。这种新艺术吸引着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俄国。 要是能介绍表现在里尔克、史文朋、波德莱尔作品中那种完全新型的诗，那该多好。这种诗通过亚历山大·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示范而进入了俄国的诗歌。它的意象、主题和韵律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诗歌表达方式。它孕育了许多文学流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派等。这些流派主宰着莫斯科的文学生命。 帕斯捷尔纳克最初的诗歌选集《在云雾中的双星子座》(1914)和《在街垒之上》(1917)，有着这种年轻的现代艺术的勃勃雄心的回响。它们追求创新独特，每一首诗都包含着新观念或者描绘出一幅新图景。它们力图超越物质的制约：诗人要具备矛盾的创造力，要使沉默的书页发出声音，要使黑色的墨汁放射光彩。后来帕斯捷尔纳克把这些诗看作是不成熟的作品，充满着关于花园、高山、城市的有先入之见的感情碎片。 经历了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5年时间过去了。帕斯捷尔纳克又开始出版诗集。《生活啊，我的妹妹》(1922)、《主题与变调》(1923)呈现了一种新的审美观，马上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帕斯捷尔纳克把意义建立在强烈的对比、微妙的音调效果上，同时在紧凑的诗歌结构中灵活地运用着各种令人吃惊的比喻。 帕斯捷尔纳克把《生活啊，我的妹妹》题献给19世纪诗人莱蒙托夫，暗示了一种新的贴近。诗不光是一种实践技巧，而是生活“通过人的嘴巴显示它的存在”。诗对个体经验有着直接、本质性的理解。通过诗，作者和读者能以满腔激情参与内在超越的存在方式去面对生活，而不是重复日常生活习惯的俗套。 从1917年到1922年帕斯捷尔纳克那些写于国家动乱不安岁月中的诗作，被人当作希望、慰藉和对破碎灵魂的滋养加以阅读。 在20年代，莫斯科年轻的现代艺术改弦易辙了，共产党指示所有的力量都必须投入建设在十月革命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号召作家丢掉以往年代遗留下来的美学原则，以歌颂革命英雄和塑造新的苏维埃人物形象帮助树立无产阶级的意识。许多作家注意到了、或努力去注意这一号召。 20年代中期，帕斯捷尔纳克尝试写几首直接反映现实激变的长诗，这就是史诗性诗篇《热病》(1924)、《1905》(1926)、《施密特中尉》(1927)和《斯倍克托尔斯基》(1931)。这些诗涉及到十月革命前夕12年的动乱岁月。长诗叙述了许多发生在重大事件中的英雄业绩，清楚地表明帕斯捷尔纳克对革命的必要性并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在深层之中却隐含着一位艺术家对于观念或许会成为生活的对立面的忧虑。如果这样，那么将是宣传——而不是诗——通过人的嘴巴表达自己，而艺术家将从热情的宣传人退缩到仅仅充当“词句工匠”的角色。 1925年，帕斯捷尔纳克尝试另一种写作方式，创作了一部题为《空中路》(1925)的短篇小说集，他用写诗的审美观来写散文。这些故事缺少传统的情节结构。它们远离背景，刻画人物更多的用的是中心人物的感觉而较少使用叙述者的口气。集子中最好的故事是《柳威尔斯的童年》，通过对几个不为人注意的非常关键的心理转折点的考察，叙述了一个少女的成熟。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女主人公的感觉，而不是她在社会中的发展。在他的自传和唯一的小说中，帕斯捷尔纳克又回到成人感觉的雏形——儿童内心世界的主题。 帕斯捷尔纳克没能把自己的作品局限于年轻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艺术中，这点在他的第一本自传作品《安全证书》(1931)中表现出来。帕斯捷尔纳克把注意力集中在使他成为一个诗人的早年经历上。前半部记载了他在马堡大学的那些日子，在那里他接触了哲学上的唯心论，并经历了浪漫的爱情。后半部描叙了他与马雅可夫斯基长期的交往，后者是战前俄国重要的未来主义诗人，又是20年代中领头的理想主义诗人。 在强调马雅可夫斯基对他影响的同时，帕斯捷尔纳克也强调了与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小团体决裂的必要。帕斯捷尔纳克表示他仍然看重自己革命前的艺术生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文学道路。官方机构觉得《安全证书》不那么中听，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1931年，帕斯捷尔纳克到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高加索山区旅行。这次游历有两方面的巨大收获。第一，他结识了几位和他一样充满生气和具有个性的格鲁吉亚诗人，他开始把他们的作品译成俄文，作为介绍苏维埃联盟成员优秀文学的文化交流努力的一部分。 从这以后，帕斯捷尔纳克逐渐把精力转入文学翻译工作。第二，这次访问使帕斯捷尔纳克重新找到曾经活跃于《生活啊，我的妹妹》和《主题与变奏》中的诗的想像和风格，他很快又写作并出版了《第二次诞生》(1932)。这组抒情诗妥帖地把几个各不相干的个人主题组合在一起：诗人对于观念的反感，对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身亡的悲悼，同自己第一个妻子的离异。和以往的诗集一样，《第二次诞生》用活泼的语言和严谨的诗歌形式组合成独特的诗的声音。不同的是，诗人现在懂得把自然作为精神复活的不竭源泉。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在整个30年代不断地被印售，虽然文化部门对他作品中的“个人倾向”、“形式主义”和“自我纵容”越来越不满。1934年，斯大林为加强中央政府同艺术家的联系，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宣布了官方的美学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协会要求作家接近社会，根据党的思想观念，积极地描绘苏维埃生活。帕斯捷尔纳克没有顺从此原则，1937年他移居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居住地，这是他与莫斯科现代艺术相脱离的恰当的象征。 在《第二次诞生》和《日瓦戈医生》之间，帕斯捷尔纳克只出版了两册薄薄的诗集《在早班车上》(1943)和《辽阔的大地》(1945)，印行于检查制度松弛和反抗纳粹的卫国战争期间，作品表达了诗人对俄罗斯土地和人民的热爱。这段时间里帕斯捷尔纳克在翻译方面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他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主要悲剧和席勒的剧作。此外还进行诗歌翻译的尝试，力图做到既能传达原诗的感情又不失去原诗的精神和韵律。有趣的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诗常被视为是不自然的和颓废的，而他翻译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成为学校里必读的课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重申了文学原则，在日丹诺夫主持下通过严厉的文艺政策，禁止苏联作家接触、喜爱非苏作家的作品。作为对这激进、荒谬观念的反击，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后来成为《日瓦戈医生》的小说的写作。他的目的在于评说他这一代诗人所遇到的磨难：战争、革命、受压、又一次战争。 1954年，俄罗斯的读者得到了这本书的一点信息，有家文学杂志刊登了尤利·日瓦戈的一部分诗。紧接着正统的评论家以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以往诗歌的同样理由对这些诗进行批判，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了不祥的预兆。 莫斯科最大胆的期刊《新世界》因为作家对十月革命的消极描写，退回了他的稿子。眼下，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战后一代诗人的精神导师，并非没有同盟，但是他们很难改变当局的观点。帕斯捷尔纳克一怒之下把手稿交给了一位外国记者，通过他又把手稿给了一位亲共的意大利出版商菲尔特里涅利。他不顾苏联作家协会的激烈反对，在1957年年底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版，在文学界引起轰动，整个欧洲和美国很快又出现了其他许多语种的版本。 《日瓦戈医生》在国外的出版，使帕斯捷尔纳克想看到小说在国内出版的希望破灭了，同时也给他带来国际上的认可，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作为优秀的诗人和正直的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称颂，但他又不得不向赫鲁晓夫恳求不要把他驱逐出境。他的请求被批准了，但对他的骚扰仍在继续。当《日瓦戈医生》的稿酬开始寄给帕斯捷尔纳克时，当局威吓要以非法经营外汇的罪名对他起诉，甚至在帕斯捷尔纳克死后这种迫害也没停止：他亲爱的伊文斯卡娅因涉嫌倒卖外汇受到起诉并被监禁，她就是日瓦戈医生的被人诋毁的忠诚情侣拉莉萨的原型。 诺贝尔奖所引起的争论，激起人们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兴趣。几乎所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和散文作品都被译成英文和欧洲大部分语种出版。这些版本给了西方读者和评论家欣赏帕斯捷尔纳克一生成就和总结《日瓦戈医生》的便利。作为一部在不同的独特标准之中产生的特定的作品，人们现在并不是把它作为有缺陷的《战争与和平》来欣赏，而是把它作为关于艺术创造的行为和对人类的终极神秘性的深入思考来加以欣赏。 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两位伟大的前苏联现代作家中的一个(另一位是索尔仁尼琴)，以自己的成就鼓舞了下一代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杰出的世界性作家的行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促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部分原因是那种对文学的时事属性的浅薄评估，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诗所拥有的良好声誉，尽管它的整体还没有被广泛地阅读。不管当时的理由是多么地不可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帕斯捷尔纳克在全世界范围的认可，诺贝尔奖委员会也讽刺性地证实了它当初选择的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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