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简介：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书籍摘录：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节选）
温哲仙/译
无论如何，我发现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以自我为中心的指责实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他似乎对于周围的世界一清二楚，对身边人些微的情绪变化都关照有加。很难想象还有比他更善解人意而又健谈的人。他能立刻领会最难以捉摸的念头，与他交谈非常轻松，丝毫都不沉闷。帕斯捷尔纳克问起我父母，虽然他同他们只见过几面，却记得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乃至他们的喜好。对于他所喜欢的我父亲的一些诗歌，他的记忆惊人地准确。他想了解我认识的作家——巴黎的俄国人，以及法国人和美国人。他对美国文学表现出格外的兴趣，虽然他只知道几位重要作家的名字。不久我就发现，让他像我希望的那样谈谈自己，很难。
我们漫步在阳光之下，我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引发了人们何其浓厚的兴趣和狂热的崇拜；即便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英文译本并未完全再现他作品的本来面貌。
“是的，”他说，“我知道大家感兴趣，我格外地开心，并引以为荣。我收到了大量询问我作品的海外邮件。其实，这还真是不轻的负担，因为我得回复所有的信件，但为了保持同境外的联系，这又是不可或缺的。至于《日瓦戈医生》的译者，不要苛责他们。这不是他们的错。就像世界各地的译者一样，他们是要再现作品的字面意思，而非作品的格调——当然重要的恰恰是格调。实际上，唯一有趣的翻译是翻译经典作品，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当代作品而言，鲜有翻译的价值，尽管翻译起来也许不费什么力气。你说你是画家，好吧，那么翻译很像临摹。想像一下你在临摹马列维奇的一幅画，是不是很无聊？我在翻译捷克著名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奈兹瓦尔时，就感觉枯燥无味，如同嚼蜡。其实，奈兹瓦尔的作品并不差，只是这部二十年代的作品太过时了。我答应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再加上自己的往来信件，占用了我太多太多的时间。”
——奥尔佳·卡莱尔，一九六○年
《巴黎评论》：寄给您的邮件您能收到吗？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目前所有的邮件我都收到了，寄给我的每一样东西，我认为是这样。邮件好多——我很高兴，尽管太多了，还必须逐一回复，真是有些不堪重负。
你可以想象，有些关于《日瓦戈医生》的信是相当荒谬的。最近法国有位撰写关于《日瓦戈医生》评论的人，向我索要小说的写作计划。我猜想按部就班的法国人难以理解这部作品……这有多蠢，因为这部小说的构思是由附诗勾勒出来的。这也是我把诗歌与小说一并发表的部分原因。它们令小说更丰满，更充实。出于同样的考虑，我运用宗教象征的手法，让这本书读起来温暖而亲切。现在一些批评家沉迷于这些象征符号——其实它们在书中的作用跟屋里的炉子一样，是为了取暖，他们想让我公开表态，然后爬进炉子里去。
《巴黎评论》：您读过埃德蒙·威尔逊评论《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吗？
帕斯捷尔纳克：是的，我看过了，感谢他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不过你要知道这本小说不能按照神学原则来评判。我对世界的认知从未放弃。生活不断提供新的素材，作家要做到生命不息，笔耕不止。我厌恶不顾一切的固执己见。周围的生活在不断变化，我相信人们应该因此尽量改变自己的成见——至少每十年改变一次。像伟大的英雄一样献身于自己的成见不是我的特点——这是缺乏谦恭的表现。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因为他的傲慢无法顺应滋生于他体内或周遭的新生事物。
《巴黎评论》：日瓦戈怎么样？一九五七年您曾对我父母说，日瓦戈是您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您仍然这样认为吗？
帕斯捷尔纳克：我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感觉对同代人负有一笔巨债。写这本书就是试图偿还债务。在我缓慢创作的过程中，那种负债感一直在压迫着我。经过那么多年仅仅从事抒情诗创作或者翻译之后，我觉得我有责任记述我们的时代，记述那些虽已远去却仍与我们如此贴近的岁月。岁月不待人，时间是紧迫的。我想记录下过去，在《日瓦戈医生》中弘扬那些岁月中俄国人的美好和敏感的民族特质。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祖辈也无法复生，但我预见到，在繁花似锦的未来，他们的价值将会复苏。我试图描述它们。我不清楚《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完全成功，不过，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我觉得同我早期的诗作相比，还是小说更有价值，它比我年轻时的作品更加丰富，也更有人情味。
《巴黎评论》：二十年代的同代人中，您认为谁最具有生命力？
帕斯捷尔纳克：你知道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想法，在我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我用大量的篇幅详尽地叙述了我的感受。我对他后期的大部分作品不感兴趣，只有他最后一首未完成的诗“放开喉咙歌唱”除外。那个时期的诗歌形式松散，思想贫瘠，跌宕突兀，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但是也有例外。我喜欢叶赛宁所有的作品，他对俄国大地气息的捕捉恰到好处。我最推崇的是茨维塔耶娃，从一开始，她就注定是个遗世独立的诗人。在那个虚情假意的年代，她畅抒胸臆，写出了富有人性的文学经典。她是个有着男人气魄的女人。从日常生活的斗争中，她汲取了力量。她不懈努力，将诗歌臻于清澈明晰的完美境界。她是比阿赫玛托娃更伟大的诗人，虽然我一贯赞赏阿赫玛托娃的简约和抒情。茨维塔耶娃的离世是我平生最大的伤痛之一。
《巴黎评论》：那么您对那些年颇有影响的安德列·别雷作何感想呢？
帕斯捷尔纳克：别雷过于封闭，过于狭隘。他的创作可与室内乐相比，从未超出这个范围。假如他真正地体验过生活，也许会写出重大的作品，他具备这种才能。可是他从不接触现实生活。也许像别雷这样英年早逝的作家，命中注定要去追求新的形式，新的体裁？我始终无法理解关于这种新式语言的梦想，以及对一种完全原始的表达形式的追求。因为这个梦想的缘故，二十年代的大部分作品成了新文体的实验，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当艺术家渴望一吐胸中块垒时，才会做出最不寻常的发现。然后急切间他会使用旧式语言，旧式语言的变化是从自身内部发生的。即使在那些年中，人们也为别雷感到些许遗憾，因为他太脱离生活实际了，而生活本可以帮助他充分施展他的才华。
《巴黎评论》：您对如今的年轻诗人有何评价呢？
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似乎已经成为俄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此我印象极为深刻。年轻诗人的诗集印数达到两万册，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实际上诗歌在俄国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充满生气。仅限于一小批知识分子。今天的诗歌往往平淡无奇。它就像壁纸的图案，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是并没有实际存在的理由。当然，一些年轻人也显示出卓越的才华——譬如叶甫图申科。
《巴黎评论》：您是否认为，俄罗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大成就是诗歌而不是散文呢？
帕斯捷尔纳克：我不再那样认为了。我认为散文是今天的传播媒介——譬如福克纳的散文，构思精巧，内容丰富。今天的作品必须再现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是我在我的新剧本中试图要做到的。我说试图，是因为日常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对于任何成名作家而言都必然如此，但我尚未做好进入这个角色的准备。我不喜欢被剥夺了隐私和安宁的生活。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工作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照亮了其他的一切。如今我却必须为之奋斗了。对于学者、编辑、读者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不能置之不理，再加上翻译工作，耗尽了我的时间……你应该告诉海外关心我的人，我目前遇到的唯一严重问题是——时间太不够用了。
（原载《巴黎评论》第二十四期，一九六○年夏/秋季号）
题图为电影《日瓦戈医生》剧照，来自：豆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