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诗12首

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1960年5月30日），男，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1890年2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主要作品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星》《生活是我的姐妹》等。1957年，发表《日瓦戈医生》，并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因受到苏联文坛的猛烈攻击，被迫拒绝诺贝尔奖。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1982年起，苏联开始逐步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坚持个性写作的作家，其精神的独立性首先表现在创作的主题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就蛮声诗坛，但由于他的诗歌多以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为描摹对象，与轰轰烈烈的外部世界总是有反差。他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就是其典型例证。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日瓦戈医生在短短40年的人生中所遭遇的一切来展示俄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命运问题。这部小说是作者用自己的笔与心灵发出的对现实社会理智而动情地思考，如作家所说：“《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然而，在苏联文化“解冻”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小说的内容和主题与苏维埃的主流意识形态下所倡导的“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的人和事”创作精神不相适应，而且创作方法与苏维埃官方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唯一的创作方法”不相吻合。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中不拘泥于当时一统文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的束缚，大胆地运用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以超越现实的眼光，把自己对国家、社会、人生等种种思考和感受倾注到长篇小说中，写出了“超乎寻常、引人瞩目的作品，这不仅使俄罗斯本土作家震撼，而且令此时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的西方文学世界惊叹”。

革 命 浪 漫 主 义 和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简称“两结合”，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1958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工作会议上，对新诗创作提出了如下要求：“形式是民歌，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随后周扬在1958年6月1日《红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文中首次传达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其中他提到：“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而在1960年7月，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则正式确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为正式的创作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两结合”创作方法是在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的现实背景下被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以超越现实的方式调动了全民的幻觉，新民歌集中表达了这一时期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浮夸。而“两结合”的主张恰好适应了“大跃进”的激进形势。“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主张文学是对现实的认识和反映，必须灌注着革命理想。现实是理想烛照下的现实，理想是现实基础上的理想，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文学用社会主义思想陶冶人们灵魂、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目的。因此，虽说是“两结合”，但在两者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革命浪漫主义”。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在阐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时，更是明确提出“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的思想，从而将“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本质显露无遗。

其实，从“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伊始到现在，学术界对其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其中的原因除了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的理解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左”倾思想对这个口号的歪曲和利用，从而使“两结合”离开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时事的表意符号。对此，有评论家说道：“关于这个口号的解释，也是苦心孤诣地为它寻找理论的根据，概念上的混乱，对作品的误解，不完全是理解和认识上的原因，其中有曲意迎合附会的因素。而且，对'两结合’的解释，与苏联文艺界以及我国文艺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基本相同。实际上，'两结合’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外的新内容。”  因此，作为当时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两结合”承担了同苏联意识形态分歧后的表意形式，而以它为分界线，则标志着中国与苏联文艺理论的疏离关系。“它既谕示了中国重建独立文化身份的决心，也在权宜之计中暴露了理论积累的不充分，它所有的资源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政治文化一步。在它的引导下，中国文学陷入了更加政治化的境地之中，或者说，是在国内国际政治力量的角逐中，文学被作为代价支付了——它并没有被当做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范畴，而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敏感的反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