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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可能是大木的转型之作。人们常常笼统地说“文史哲不分家”，但是实际从感性的文学到严谨的史学，是有很长的路途要走的。我记得我最初读到大木的书是他二十几岁时写的《尘埃的独白》，那是一本纯粹的青春之书，有着无尽的感伤，即使是琳琅满目的书评，也是随性而为，并没有严谨的章法，我刚好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读到，立即就引发了共鸣。后来，又读到他二十几岁时写的一些短篇小说，文字漂亮得不像男生的手笔。那时，我觉得这位作者真是十足的感性，甚至有一些优柔寡断，我觉得他太适合去写漂亮的感伤的打动人心的小说。但是好像他早就放弃了自己所擅长的小说写作，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搬弄文字的作家，他对自己的人生有另外的一些期待。在这以后的八年里，我没有看到他的新作，直到今年出版这本《火堆上的晚清帝国》，可以说这是大木由文学而史学的转型之作。从《火堆上的清王朝》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漂亮的文字，但已经不是当初的那种清澈温柔的漂亮，而是一种疾劲而硬朗的清俊。同样，从《火堆上的晚清帝国》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让人拍案叫绝的情节，但已经不是当初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捕捉，而是对历史的秉笔书写。例如写中山先生的英伦之行，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同时，大木将之写出了历险侦探故事的惊心动魄。这里的“精彩”诚然有历史本身的魅力，但一块精美的布料要做成衣服，裁缝之功不可小觑，若要呈现衣服的贵重价值，裁缝的技术是关键。 历史的写作，应该是功底与才华共同支撑的。才华是玄之又玄的东西，外行人不好妄加评判。而从时间上来看，大木的历史写作算是比较晚的。但是循着《火堆上的晚清帝国》阅读，读者可以看到作者的历史考据之功。在私下和大木的讨论中，我得知，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大木也深入研究过历史写作的方法，司马迁的《史记》、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雅克·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等书他都曾作为历史写作的范本深入研究过它们的结构、史观、体例、语言甚至标题。印象深刻的是某一段时间，他曾经很兴奋的告诉我，雨果的《九三年》实际是非常好的历史写作范本，不应该单纯当小说来读……从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时间来看，他确乎是起步晚了，现在所呈现出来的这本《火堆上的晚清帝国》确实有功力不够的嫌疑，比如有朋友所批评的材料堆砌得太多，让人应接不暇，读起来很有压迫感，但是这本书究竟如何，不妨交给时间去淘洗，看它能在时间之海中浮沉多久。相信即使这本书难逃沉入大海的命运，大木的历史写作也会继续下去。毕竟一切才刚开始。 写作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终极的疑惑——我写这些是干嘛的？文学的写作很容易就走向虚妄，但历史的写作会落到实处。在这个物质充裕的快消时代，写作者们，尤其是严肃作品的写作者们在承担知识传承责任的同时，其实还应考虑，如何让自己的作品走进浮躁的人心？无论从作者写作此书的初心来看，还是从史料的呈现来看，《火堆上的晚清帝国》都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与这种严肃不匹配的是大木用了小说的笔法来写史，使纷至沓来的历史资料变成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并细致还原了与读者隔了好多层的历史人物的幽微心理，使历史人物变得真实立体起来，极大的勾起了读者的阅读欲望。如写到隆裕太后时，他用了“苦命的妇道人家”的标题，诸多内心的白描和处境的刻画，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末世当国太后的悲惨命运。严肃的历史学者当然不会介意去阅读浩瀚的历史资料，但文化的传承不应该只面向某一方面的精英，喜闻乐见的普罗大众其实有非常广泛的阅读历史的需求，如果有严肃又有趣的历史著作可以读，是不是比读胡编乱造的野史、看将历史人物扭曲得不成样子的影视作品要有意义得多呢？从这个层面来讲，大木这种与严肃的历史写作不匹配的写作手法是有功德的。 因有私心，所以会有偏见，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也仅仅是个人观读之感，具体如何，不妨读者诸君自己一读痛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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