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槐：漕溪路上的上海电影制片厂

    

 　对王诗槐而言，以漕溪北路上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圆心的这块区域似有魔力，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受外界干扰的场域。只要来到这里，看到这里的景致，他就又像那个初次来到上海的青年，怀揣着对艺术的初心。

　　解放日报记者　沈轶伦

　　30年前王诗槐骑车出行。30年后王诗槐开车出行。
　　交通工具的变化带来出行体验的变化，窗外的风景也让人意识到，城市已经历许多改变。但有趣的是，只要一进入漕溪北路这一带，王诗槐的感受就穿越了时空。
　　以漕溪北路上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圆心，这块区域似有魔力，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受外界干扰的场域。他每次到这里，就会想到自己第一次到这里的情景。
　　1977年，他从安徽考入上海戏剧学院。1984年，他从安徽省话剧团正式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
　　此后的人生见过许多风景，也去过上海各个角落。但对他来说，上海的核心位置永远在这里，像一部历久弥新的电影，只要来到这里，看到这里的景致，他就又像那个初次来到上海的青年，怀揣着对艺术的初心。

　　上海电影制片厂

　　《上海电影志》　资料显示，1949年3月，在上海剧影协会筹委会的领导下，先后秘密组成了40多个迎接解放的演出队，由吕复任演出队总队长。电影界的演出队由昆仑、文华、国泰、大同、清华等电影公司分别组成。
　　5月27日上海解放。南下工作队进入上海市区。第二天，夏衍、于伶等前往上海剧影协会(筹)进行慰问。6月初，于伶代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召见“中电”负责人陈锡芳，宣布军事接管，敦促办理移交手续。陆续接管的有中电一厂、中电二厂、中制、上海实验电影工场(简称“上实”)、中华电影工业制片厂、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制片厂驻沪办事处、电影发行服务公司、国民政府内政部电影检查处、远东制片厂、海光大戏院(1950年撤销)、文化会堂(今解放剧场)、民光大戏院(今胜利电影院)、国际大戏院(今国际电影院)等。由当时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夏衍负责，着手进行上海的社会主义国营电影制片机构的筹建工作。
　　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厂址梵皇渡路（万航渡路）618号，后迁移到漕溪北路595号。于伶、钟敬之任正、副厂长，徐韬、蔡贲为正、副秘书长，陈白尘、张骏祥任艺术委员会正、副主任。下设5个摄影场，以摄制故事片为主，同时摄制美术片、科教片和译制片。
　　1950年至1952年，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昆仑影业公司、文华影业公司、国泰影业公司等8家私营电影企业联合组建为国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1953年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与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合并，仍沿用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名。于伶任厂长，叶以群、蔡贲任副厂长。其间，上影创作了《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家》　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1957年4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组为联合企业性质的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下设3个故事片厂：江南电影制片厂(简称“江南”)、海燕电影制片厂(简称“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简称“天马”)。与此同时，原属上海电影制片厂领导的上海美术片组、译制片组和洗印部门，分别改组扩建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简称“美影”)、上海电影译制厂(简称“译影”)和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1958年10月，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改为上海市电影局。同年，为支援华东各省新建电影厂，江南厂建制撤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海燕、天马两厂停止生产。1972年后，在恢复拍摄影片时，曾使用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名。1977年，海燕、天马两厂合并。正式恢复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之后相继担任厂长的还有吴贻弓、于本正、朱永德等。
　　当年没有明星和流量的概念，在王诗槐眼里，进出上影厂大门的演职人员是文艺工作者，自带光环，神圣而超脱于凡俗。
　　1981年正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习之时，上影厂就选中王诗槐，想让他担任电影主演。但阴差阳错，正在排毕业大戏的王诗槐失去机会，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话剧团任演员。好在随后，王诗槐在电视剧《华罗庚》中的演出声名鹊起，并在根据艾芜名著《南行记》改编的影片《漂泊奇遇》中饰演男主人公漂泊者。1984年，他正式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
　　上海，真正成了他的家。上影厂的大门，正式向他打开。

　　与大师同行

　　早在1977年第一次到上海，在上戏报到时，王诗槐就隐隐觉得，上海这个地方，会成为自己的福地。
　　这种对上海的好感，源自在老家安徽巢湖地区文工团时的经历。为了逃避“上山下乡”，他从合肥懵懵懂懂进入巢湖地区的文工团。起初，他对话剧、舞剧、歌剧等艺术门类并不熟悉。团里有一些从上海过来的文工团员，还有一些从上海到安徽插队后考入文工团的知识青年。这些同龄人，为文工团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息。
　　从外在看，上海人总是在穿着方面非常注意。虽然在物质较为匮乏的年代，大家在服饰上几乎翻不出什么花样，但上海人总是能以别出心裁的打扮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在穿着统一服装时，上海人会搭配一条围巾或者一枚胸针，上海人会穿一双皮鞋来搭配西裤。他们总是人群中惹人注意的存在。在饮食上，上海人会在食堂吃大锅饭时，取出一只从家里带来的小小玻璃瓶，姿态优雅地从中拿出一只醉蟹，然后津津有味地拆壳品尝。他们总是与众不同，像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他们身上这份不自觉流露出的体面和讲究，教人对上海这个城市也充满好感和好奇。到底什么样的土壤会培养出这样一群人呢？
　　1984年正式成为上影厂的演员后，王诗槐有机会充分接触上海人。
　　解放前就在上海拍戏的演员刘琼，随身带三种烟。抽烟时的姿势和缓缓吐烟时的派头，犹如电影场景。刘琼还懂衣服料子，进了裁缝店，用手在陈列的外套上一捻，就能说出毛料产地。这些上海人随意展示的生活细节，足够教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瞠目结舌了。但更令王诗槐印象深刻的，是上海老演员们在业务上的讲究。
　　拍《卧底》时，舒适老师能自己拉京胡。拍摄《诈骗犯》时，仲星火老师自己提着箱子来化妆。这些前辈演员会把角色吃透，会把细节琢磨到最准确的地步，会和导演探讨并和对手演员商量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在拍于本正导演的《漂泊奇遇》时，演土匪舵把子的李纬老师是片场岁数最大的演员。他不仅将自己的台词谙熟于心，也把整部电影里其他所有演员的台词都背了下来。即便这天没有自己的戏，他也会到现场去。一个镜头拍好，王诗槐跑下来问他意见，李纬老师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哪些不错，哪些可以改进。这份对工作孜孜以求的态度，也让王诗槐日后悟出许多对表演的思考。
　　1985年，王诗槐在根据曹禺著名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日出》中饰演男主角方达生，该片获得了第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拍摄《日出》时，内景就是在漕溪北路上影厂的棚里搭的。拍这部电影和另一部《同归于尽》的时候，都在不远处的乌鲁木齐路取景。浓阴下，带有年代感的马车经过，似乎也将旧日的上海风情和眼前的现代都市场景重叠。
　　学生时代，沿着上戏往上影方向走，师兄师姐会告诉王诗槐，沿途那幢楼里住着白杨，那里又是张瑞芳的家。看到仰慕已久的前辈大师就住在自己目力所及之处，王诗槐感到好奇，也心向往之。
　　以上影厂为核心，构成一个小小的王国。王诗槐怀念在这个王国里度过的时光，他说：“我已经退休了。现在当我说怀旧的时候，除了谈论童年，更怀念的是进入上影前后的时光。一切都好美好。当时对艺术的纯粹的向往，正是今天的怀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