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成立对欧洲地缘格局是一次巨大的地震。这个中欧巨人的出现，彻底阻断了法国称霸欧洲的陆上通道，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成为法德之间永远无法释怀的记忆；奥地利失去了在德意志地区传统的影响力，巴尔干成为维持其帝国地位的唯一突破口；沙俄也将目光投向对东方广阔的亚洲版图的争夺和控制，直到与日本相遇。面对欧洲格局的剧变，这场大戏的总导演、德国首相俾斯麦通过德奥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德俄再保险条约和英奥意地中海协定，像演杂技一样打造了一个使除法国之外所有欧洲大国都有求于德国的外交体系。但是这个体系过于复杂，即使是俾斯麦的儿子，也是德国外交官的赫伯特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在承担支持奥匈帝国对抗俄国的同时还要承担支持俄国对抗奥匈帝国的义务。 1890年俾斯麦离职之后，这个复杂的条约体系也随之瓦解。首当其冲的就是德俄《再保险条约》。德皇威廉二世政府终止该条约的原因是：比起这个看似矛盾的条约，威廉二世更倾向于与英国形成联盟。《再保险条约》的废止给法俄同盟创造了机会。但是在最开始，俄国并不急于与法国结成同盟。原因在于不论有没有正式条约，在德国进攻俄国时，法国都不会无动于衷；在俄国关心的巴尔干问题上，法国鞭长莫及；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法国更是反对俄国的自由进出。与此相反，比起法国，德国是奥地利的盟国，搞好与德国的关系能够更好地维护俄国与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关系，消除争端。这也是为什么俄国支持《再保险条约》的原因。 俾斯麦打造的欧洲体系 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仅仅把目光聚焦在两大体系的对抗性上，我们很难理解俄国为什么转而支持法国。如果我们将视野打开，投向整个欧亚大陆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二十世纪之前，欧洲首要的大国矛盾不是德俄矛盾或者英德矛盾更不是德法矛盾，最大的矛盾是英国与俄国的矛盾。从土耳其海峡到波斯北部再到中亚、阿富汗和印度北部，英国和俄国在漫长的欧亚大陆上始终处于争夺状态。正是德国希望与英国结成同盟的举动，加上1890年7月的《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德皇出访英国以及媒体对此的大肆报道的事实，极大地增加了俄国的危机感。英国不仅与俄国，与法国在非洲和东南亚也存在殖民地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1892年法国和俄国达成军事协定，两年后形成正式同盟关系。 法国和英国的争端一度十分激烈。1898年两国军队在法绍达差点兵戎相见。英德同盟的前景同样是法国的噩梦。法国也曾提出与德国联合反对英国的建议，但是威廉二世一心要与英国结盟，而且由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的存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任何改善关系的计划都是不可行的。对于法国来说，法国只能在德国和英国这两个敌人之间选择一个。法国外长德尔卡塞选择向英国让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的局势越来越危险——日本和俄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日本是英国的盟友、法国是俄国的盟友。一旦日俄开战，英法也可能被牵扯其中，因此，英法之间达成谅解越来越迫切。1904年英国和法国达成《友好协约》。法国承认英国对埃及和尼罗河的控制，英国也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影响力。必须注意的是，英法协约不是同盟，他们也不是针对德国，而是两国为了避免冲突而达成的互相理解。 尼古拉二世与威廉二世的合影 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忽视这场战争的意义。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俄国国内的改革，迫使俄国放弃对东亚的争夺，重新将目光转回西边。这样一来，对英国来说这可能出现新的危险：俄国很有可能重新谋求争夺波斯和中亚，再度威胁印度北部。因此，英国需要与俄国达成类似于法国那样的友好协约。1904年的英法协约对德国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外交失败。在此之前，德国对与英国的结盟信心满满。理由就是德皇将英国与法国和俄国在殖民地上的矛盾视为不可调和的。再加上德国提出的扩建海军的计划，德国认为这些压力一定可以迫使英国主动来找德国。但是英法协约打破了这一幻想。因此，德皇决定利用日俄战争俄国的战败，1905年德皇会见沙皇，告诉沙皇，英国已经投入法国的怀抱，法国也不可信赖，沙皇尼古拉二世心动了，但是他也承认俄国在与法国结盟的同时不可能再和德国结盟。虽然德国拉拢俄国的努力失败了，但是德俄结盟的可能却深深的刺激了英国和法国。利用美国对日俄战争的调停，英法站在俄国一边支持停战并给俄国提供必要的贷款。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7年英国和俄国达成协约。不过这个协约同样不是结盟，和英法协约一样，也是对从土耳其海峡、波斯到印度的一系列殖民地安排和谅解。到此，三国协约正式形成。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 通过对三国协约的形成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一战前欧洲格局的形成不是我们通常认为那样生硬和刻意。甚至都不是明确的针对德国。它的形成更多的是英国、法国和俄国三国之间对原有矛盾，特别是殖民地矛盾的梳理。日俄战争这个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外部事件同样十分重要。总的来说，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对导致战争的重大外交决策不能孤零零的看待，必须放进更大的更现实的历史背景之中去审视。在以后的文章中我还会继续梳理和分析三国协约形成之后的欧洲外交。还是那句话：将复杂的外交博弈简化为必然的对抗，并将此作为所谓的证据证明“修昔底德陷阱”必然发生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对历史的绑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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