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胡廷荣杨秉平：王安石使辽终点涿州及其使辽诗新考

倚月临风 20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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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使辽一事, 史籍缺载或属记载不明确。缘于此，学术界对其使辽诗也信疑参半，肯定与否定者至今还在争论[1]。认可王安石使辽者，除南宋李壁粗略认定外，今人张涤云先生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2]，认定因仁宗崩，王安石于嘉祐八年四月作为送遗留物使使辽。笔者赞同此观点。然而笔者认为，张涤云先生的某些疏理、考辨尚有待补充、完善。本文就王安石使辽的“暮春”时间问题、使辽终点和使辽诗的认定等问题，从新的视角, 用多学科知识作若干补充，并结合新认定的王安石使辽诗等，重新考订其使辽终点。

于王安石于暮春使辽问题

因宋仁宗崩，嘉祐八年（1063年）四月，王安石作为送遗留物使使辽，史籍缺载。《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漏记绝非仅此一例，且又恰在嘉祐七年（1062年）至熙宁二年（1069年）这八年间漏记颇多[3]。如嘉祐七年，辽宋间的聘使全部漏记，是年，郑獬使辽只能从其文集得知。嘉祐八年，宋朝除向契丹派出的告哀使、告即位使、贺生辰使外，其馀均漏记。因此，漏记送遗留物使王安石使辽也就不足为怪了。张涤云先生对王安石被派为遗留物礼信使已有较充分的考论，本文不再赘述。

王安石的使辽诗有多首描摹暮景观（详见后文），据此推断，他应于暮春使辽，兹从气候、物候等方面考证如下：

（一）从历史气候变化的大背景看，近几十年来，经过“众多学者对竺可桢的成果作了补充和完善”后认为：“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的两宋时期，为我国近五千年来第三个寒冷期。”在此种寒冷期中，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5℃左右，气温波动也大（年平均气温低的不正常年份较多）。此间，气温低的年份出现较多，气温正常的年份较少。入春、入夏的平均日最迟可比现在晚半个月或更多些[4]。

（二）现代气象部门判定某地进入气候上的四季，通常以候（五天一候）平均气温值达到某一标准来认定：如由10℃升至22℃为春季，高于22℃为夏季；也有“以自然界物候现象变化为指标划分四季的。如北京地区的春、夏、秋、冬四季分界的物候分别是野草返青、刺槐始花、梧桐种子成熟、始见薄冰等”[5]。后一方法显然粗略。古代无气温观测，只能用物候变化来粗略判定当地某季节的到来。无论是用气温还是用物候变化指标来判定一地某季节到来之日，该日期在不同年份自然会有变化，其变幅大时可达正负近十天左右。个别年份如春季多连续低温，暮春的完结可延后十多天。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处于两宋寒冷期中的华北平原地区（王安石使辽所经区域）一些年份的实际入夏日比现代的平均入夏日推后十天左右是完全可能的，即嘉祐八年的暮春延后十天左右是大概率事件。下面对王安石使辽情况作具体分析：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辛未），宋仁宗崩，“立夏”节气在农历四月初二（公历5月2日）[6]。王安石作为送遗留物使约在立夏前后出发，为尽快抵达辽国，途中常起早出发。可佐证此点者，见其《永济道中寄诸舅弟》诗中“灯火匆匆出琯陶”句，还有作者过边境当日的《宿雨》诗中“却愁春梦短，灯火照征衣”句。此时白天已长至十五个多小时（与其邻近的济南5月11日5时08分日出，19时09分日没，仅可见日的白天就14个小时[7]）。日行百里（两驿程）并不难，能早点出发就更轻松些。如一日行50多里的一驿程，自然无须“灯火匆匆”起早赶路。显然，作者此行多是日行约百里（即行两个驿间距，中间一驿恰用来午饭和小憩），故作者用十一二天即可达边境（据北宋末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自宋都至北部边境共1150里，22驿，平均驿间距52里），这与其三年前正月初送伴辽使归国时白天短（日出至日没仅十个小时），多是日行一个驿间距，用了十八天才到边境有明显不同。

王安石使辽离京在立夏前后，正是开封一带正常年份气候上的平均入夏时节（气候上二十四节气的许多名称如立春、立夏本来就源于河南黄河一带并与这里的气候季节相合）。但其使辽是北行，而向北气温渐低的影响不容忽视。他到宋辽边境约在“小满”前夕，这里在宋都北1150里，正常年份的物候比宋都晚十馀天，即“小满”前夕入夏。如遇气温偏低时间延长，当时无疑还在暮春。更何况他在边境一带还遇到一次冷空气过境的降雨天气（有《宿雨》诗为证），这些都会使他觉得还在暮春之中。缘于此，作者起早过边境当日行百里赶到涿州后所写当日的《出塞》诗中，写出“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句。

从王安石使辽往程直到边境附近的诗来看，所写多是暮春景象。他以大手笔描述：“客路花时只搅心”、“塞垣花气欲飞浮，眼底纷纷绿渐抽”、“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也有直接用“春”字的诗句，如“春风边塞品萧骚”、“隔屋春声树外深”、“柳梢新叶卷春回”等。这表明，王安石在立夏后十几天的北行期间所感知的天气冷暖和物候确在暮春之中。

关于王安石使辽终点

学界对王安石使辽终点何处一直纠结，笔者最初曾疑在辽南京，又经推敲，应为涿州。其《涿州》[8]诗云：“涿州沙上望桑干，鞍马春风特地寒。万里如今持汉节，却寻此路使呼韩。”此诗的“望桑干”指从涿州向北部桑干河以北方向遥望。由于初到涿州，此时尚不知使辽终点，作者担心“万里如今持汉节，却寻此路使呼韩”的使辽终点在桑干河更北的“春风特地寒”的辽内陆高原（辽帝当时所在的鸳鸯泺即此种气候），那将会更艰苦。故王安石从辽方得知到涿州即完成使命的答复应在写完此诗后。

宋辽双方帝王驾崩是突发事件，对方不可能事前准备。此类与宋辽两国皇帝驾崩相关的使臣，对处理这类丧事中派出的使者，此前就有过宋使在辽境中途至某驿馆即是终点而后返回的先例。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十四册，中华书局版）所载这次宋仁宗崩稍后，朝臣议使臣事：“嘉祐八年〔夏四月〕辛巳（四月初十），馆伴使周沆曰：‘昔北朝有丧，南使至柳河而还。’”宋臣议此事，表明宋方已有心里准备，预判辽方这次也可能让王安石等宋使中途完成使命后不久便返回。此柳河指柳河馆，该南使可能是嘉祐三年正月，宋朝派出的吊慰辽兴宗祖母丧事的宋使，被辽方谢绝到辽都而至中途柳河馆即止，按惯例休息数日后才返回〔休息期间，辽方按礼节对宋使款待，以示关爱〕。既然之前已有此先例，那么这次辽朝皇帝又远在鸳鸯泺春捺钵，改在中途涿州接收宋使所赠宋仁宗遗物也是可以的。（对正旦使、生辰使就不允许这样安排）。

笔者新认定王安石在辽境所作的四首使辽诗，兹录出：

其一，《寄友人》（《临川先生文集》卷二五）云：“漂然羈旅尚无涯，一望西南百叹嗟。江拥涕洟流入海，风吹魂梦去还家。平生积惨应销骨，今日殊乡又见花。安得此身如草树，根株相守尽年华。”

该诗应写于辽境。“一望西南”，指从辽境内涿州向西南回望宋都，那里有作者暂且无法照料、不能尽孝的年迈母亲，故作者为此嗟叹不已。此“殊乡”，指辽国。诗的最后两句说，自己远在异国他乡，多么希望能长期在老母身边照料，让其安度晚年。

另外三首是作者在其使辽终点涿州写的《寄友人三首》（《王安石全集》卷二十二），兹录出并作与使辽相关部分简注：

其一云：“万里书归说我愁，知君不忘北城幽。一篇封禅才难学，三亩蓬蒿势易求。欲与山僧论地券，愿为邻舍事田畴。应须急作南征计，漠北风沙不可留。”

宋人常称辽国为“北朝”，王安石在《北客置酒》诗中称辽人为“北客”（此处“客”为对人的尊称），即北朝人。故此诗中“北城”当指北朝辽国的涿州城。作者的友人可能到过涿州（或曾使辽?），故诗中有“知君不忘北城幽”句。时作者在此城（终点）休整后期，急

切待归（此类使命的宋使通常在终点停留近七天），故诗中对友人云“万里书归”、“应须急作南征计”（南征，指南返）。作者在终点停留期间又遇风沙天气，欲归之心更切。此“漠北风沙”句是言这里时有漠北刮来的风沙侵袭，作者不愿久留。

南宋李壁（《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之子）对第一首的背景笺注只说：“据‘漠北’字，疑友人有使北方或仕边徼者。”此注显然与诗的首句“万里书归说我愁”（明言作者在远方外地将归）不合。

其二云：“水边幽树忆同攀，曾约移居向此间。欲语林塘迷旧径，却随车马入他山。飞花著地容难冶，鸣鸟窥人意转闲。物色可歌春不返，相思空复惨朱颜。”

诗的前四句回忆与友人过去相处的经历，后四句写作者在终点所见和情思。飞花，指柳絮飞舞。作者明确写出暮春已过（物色可歌春不返），时在入夏初。这与此前不久的暮春行途经历从时间上正可衔接。正在终点休整待归的作者一行此时已完成使命，只盼早日回归。

其三云：“一别三年各（一作‘至’）一方，此身漂荡只殊乡。看沙更觉蓬萊浅，数日空惊霹雳忙。渺渺水波低赤岸，濛濛云气淡扶桑。登临旧兴无多在，但有浮槎意未忘。”

此殊乡指辽国，于涿州看沙并不难（附近有河滩沙地和沙丘）。“空惊霹雳忙”，言多次听雷却未见雨。最后二句实言思念家乡。

关于王安石于嘉祐八年所作使辽诗的认定

张涤云先生称王安石《奉使诗录》共二十二首（其中，《涿州》按二首计，《寄吴冲卿》

按二首计，合计应为二十四首）。笔者认为，其中的《馀寒》《寄纯甫》《寄育王山长老常坦》

《欲归》《阴山画虎图》五首不是王安石于嘉祐八年所作的使辽诗。兹考证如下：

（一）《寄育王山长老常垣（垣，一作“坦”）》（《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七）诗云：“塞垣春枯积雪留，沙砾盛怒黄云愁。五更匹马随雁起，想见鄮郭花今稠。百年夸夺终一丘，世上满眼真悠悠。寄声万里心绸缪，莫道异趣无相求。”此诗题出自南宋李壁笺注《王荆文公诗》（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其笺注中称“右诗公自注云：奉使道中寄”。《临川先生文集》等版本中该题前面又多“奉使道中”四字。“奉使”即奉命出使。而“出使”的三种释义之① 即派遣使臣。此使臣除指“出使外国的官员”外，还有“泛称皇帝所派遣负有专门使命的官员”（见《汉语大词典》奉使、出使、使臣诸条），故王安石作为伴送使也可称奉使。

该诗的前半部写一个故事，后半部写此行经历和思绪、感想。从“塞垣春枯积雪留”句看，应与作者于嘉祐八年使辽无关。作者嘉祐八年使辽至塞垣雄州已是小满后约一周时，此时边塞一带不会有“积雪留”。“积雪留”句可与作者嘉祐五年伴送辽使到边塞（立春一周后出发，行十八天至边塞）的时段相合。其边塞时已可见大雁北飞，但还是冷清无花。作者出于对异地物候差异的关注（作者曾在常垣长老居地鄮郭为官），此时自然要“想见鄮郭（今宁波市）花今稠”。故此诗写于嘉祐五年作者伴送辽使时。

（二）《馀寒》（《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十六）诗中有 “征衣裳”词，《汉语大词典》对“征衣”释义：“①旅人之衣。②出征士之衣。”《辞源》释义为“旅外远人所穿的衣服”。由此可见“征衣裳”一词，出使者和伴送辽使者的衣服皆可用。从诗中描述的寒冷情景看，该诗应写于嘉祐五年正月作者北行送伴辽使的初春中。这正是初春里冬寒馀威未尽的时节，故作者诗中说：“馀寒驾春风，入我征衣裳。”现代气象观测资料甚至可记到个别年份此季节（立春至惊蛰）出现当年的极端最低气温。诗中所云“扪鬓只得冻，蔽面尚疑创。士耳恐犹坠，马毛吹欲僵”的冷天，正显示出该季节也会出现“馀寒驾春风”的威力。

（三）《寄纯甫》（《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十三）诗云：“塞上无花草，飘风急我归。梢林听涧落，卷土看云飞。想子当红蕊，思家上翠微。江寒亦未已，好好著春衣。”其“塞上无花草”句，与作者于嘉祐八年使辽在边境的《宿雨》诗写景“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相矛盾。也与作者使辽在边境附近的《寄吴冲卿二首》中“契阔今看楚蓼红”不合。因此，笔者认为，此诗应为嘉祐五年作者伴送辽使时作。

（四）《欲归》（《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十三）诗云：“水漾青天暖，沙吹白日阴。塞垣春错莫，行路老侵寻。绿稍还幽草，红应动故林。留连一杯酒，满眼欲归心。”这首边塞诗中的“绿稍还幽草，红应动故林”句，其大意说：此时边塞一带的野草才稍有绿意（应指野草发芽出土），而故乡（宋都）林丛里的春季红花应萌动了（指花芽膨大期）。其意是简述边塞一带与宋都附近春季物候的差异。作者这里所述两地的物候，与其嘉祐五年（此年春物候正常）正月初四出发伴送辽使，十八天后到边境时（惊蜇前第五天）的两地物候相合。王安石于嘉祐八年使辽的出发日比三年前伴送辽使晚三个月，到边塞时已是“塞垣花气欲飞浮，眼底纷纷绿渐抽”、“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的景象。故《欲归》诗应是嘉祐五年作者伴送辽使时作，显然与其嘉祐八年使辽无关。

（五）关于《阴山画虎图》（《王安石全集》卷第九）诗，赵克先生认为：“需要指出的是,《阴山画虎图》一诗乃是王安石观画有感而作，时间、地点难以确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是“使辽诗”而说它“叙写了射虎等极富北人特色的场面。”[9]笔者认同此观点。我们从其“穹庐无工可藐此，汉使自解丹青包；堂上绢素开欲裂，一见犹能动毛发”语来看，画已陈旧。由此及“汉使自解丹青包”语可推断，该画应是早年或很早以前曾出使过北国的中原王朝使者或其雇人所绘。“堂上”，指在作者自家或在作者友人家，作者不可能于使辽终点的某“堂上”观辽人此藏画。此画与王安石使辽无关。以往学术界（李之亮等）多将其认作题画诗，甚妥。

在张涤云先生疏理王安石使辽诗的基础上，笔者经上述增、删后，认为王安石的今存如下使辽诗：《示长安君》、《飞雁》、《爱日》、《呈柳子玉同年》、《永济道中寄诸舅弟》、《次御河寄城北会上诸友》、《寄谢师直》、《寄吴冲卿二首》、《宿雨》、《乘日》、《入塞》、《出塞》、《涿州二首》、《春风》、《寄友人》、《寄友人三首》、《还家》。以上计21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