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士、大夫均属于贵族阶层，后来，“士”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泛称，“大夫”成为官员的泛称。春秋末期后，士开始冠在大夫之前，说明出身士的人，精神上的地位在上升。而“士大夫”连读，则说明士可以靠着自己的才能，出将入相，走向社会的中上层。
读书人可以阶层上升这一点，与现代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今天的知识分子阶层，会以侍奉权贵、干谒豪门为荣，那就比不了士大夫的时代了。
在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基础主要是先秦时代的儒家学说，但是也包括诸子百家，一个读书人，往往汲取几个不同思想流派的资源，这比后来的独尊儒术时代强多了——早期儒家的清澈坚毅与近世儒生的迂腐卑怯，天差地别，请记住这一点。即使如此，宋、明二代的大知识分子，融汇儒道佛等诸家者也颇多。
相比较而言，今天的读书人却往往心量小，眼光窄，号称术业专攻，却一辈子狭隘拘束。有些知识分子，没什么思想也就罢了，还往往载颂载歌，以低眉见机为荣，更别谈什么士大夫精神了。
士大夫的本质，自然是“士志于道”，士大夫与其他一切人的气质差别，在于他自认为有使命。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有着东方式的弥赛亚情节，总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有救护的责任。从孔子时代起，他们就在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焦灼地希望重建一个“天下有道”的世界。
其实，这样自我承担的士大夫，在灵魂深处，与尼采在《查拉图斯拉如是说》问“凡具有生命者，都不断的在超越自己，而人类，你们又做了什么？”时的激昂，与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寻求“基督精神”以救世的虔诚，都是一致的。
那么，今天的我们，还有下一代的知识人，还肯在如此深的内心里，对这世界有所承担吗？
孔子要求士大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里，你应该想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孔子门生，一个毅然选择“不可则止”的士大夫。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是说，知识分子必须以“道”为原则去侍奉君王，且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对待权力和金钱的态度，今天又有多少学者能做到？
如今，我们常常谈复兴儒家文化，我以为，倘若如是，必先要复兴士大夫的慷慨、独立、勇敢的求道精神。
士大夫认为，为了实现文化理想，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气质。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大夫是这样一种人，明知人生任重道远，但一定会坚持下去，始终求道，不死不休。
所以，屈原在《九章·怀沙》里决绝地说：“惩连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闵而不迁兮，愿志之有像。”（抑制着心中的愤恨，要求着自己的坚强。即使遭难我也不会悔改，要为后世留下榜样）
他要留下什么榜样呢？自然是士大夫的榜样。司马迁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此几句诗其实算是屈原临死前的绝命书，是一个知识分子“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毁”的伟大宣言。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士大夫既然自命不凡，那就一定会面临很多压力，但是孟子认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是不会畏惧的，因为他有士大夫的浩然之气。
所以，你以为什么是士大夫的“高贵身份”？那无非就是对社会负责，对道义坚持，对自己认真，以及内心深处若有光芒而已。
大约，一个士大夫，是从言行中能看得见的：他的感情，是温热的，他的言语，是冰冷的，他的行止，是和善的，他的思想，是坚定的。
他的呼吸，是素白的，而灵魂，却是蓝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