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它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时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曾经支持过主战派的光绪皇帝在洋枪洋炮的开导下,特别是受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再加上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和身处逆境的不满,促使他寻找一条要求变法维新,自立图强的道路。天津是中国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基地,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积极响应维新变法,并努力付诸实践。
三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他向李鸿章禀请具奏。由于李鸿章调入内阁办事,盛宣怀又于1895年9月19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通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昭上奏光绪皇帝,设立一所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正式创建,校址在天津大营门外的梁家园。
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由盛宣怀亲自任督办兼名誉校长,他以“科教救国,实业兴邦”为宗旨,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出任总教习。生于美国又在柏林大学获神学硕士学位的丁家立,由于对西方大学的熟知,再加上他于1886年在天津英租界创办了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中西书院”,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声誉,盛宣怀对他倍加赏识。
北洋大学堂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
创建之初,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之始。头等学堂即大学本科,学制四年,分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有20余门课程,专业课分五个专业: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共30余门课程。
二等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该学堂招收13至15岁学生入学,修业年限为四年,主要课程有:英文、数学、朗读、各国史鉴、地舆学、格物书、平面量地法等20余门课程。
学生来源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北洋大学堂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保证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耶鲁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蔡绍基(1859—1933),字述堂,珠海拱北北岭人。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归国后任大北电报局译员、上海海关译员。后随袁世凯赴朝鲜,担任袁之幕府。归国后任清政府山海关监督、天津北洋大学校长
北洋大学堂旧址 团城 北洋大学从189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其中资送出国52人(不包括自费留学生)。该校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他们多为国家社会所倚重,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政法、外交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五四”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著名诗人徐志摩,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等,都是北洋大学的毕业生。
赵天麟:字君达,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生于1886年8月15日。他少年聪敏,性格沉静,自幼喜爱读书;1901年成为天津最
早 的 官 立
中学———天津普通学堂(即天津市第三中学)的首届学生;1904年考入北洋大学法律系;1906年作为北洋大学堂首批官费留学生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律科;1909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被授予象征哈佛大学最高成绩的金钥匙奖。赵天麟1912年回国执教于北洋大学,任法律兼理财学教员,并于1914年3月13日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北洋大学第三任校长。
清政府特别是袁世凯对北洋大学堂十分重视,先后聘请过50多位外国专家和教授。在清末民初,北洋大学堂是直隶的最高学府,名闻中外,培养了许多人才。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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