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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桅船上的渔家船学

 cy518 2018-06-20

陈俊才

 

船学是在泊无定所、终年不进港的渔船上办的流动塾馆,是建国前大渔船上教授渔民子弟文化知识的主要形式。明代已有船学,前后经历了数百年,直到建国后才退出教育的历史舞台。

船学的由来

说到船学,不得不提太湖的大渔船。大渔船长约25,宽5,载重60多吨,是国内湖泊捕捞中最大的渔船,装有七根高大篷桅,甲板上捕捞,甲板下生活。《太湖备考》上有“千斛渔舟,风帆六道,远若浮鸥,近如山涌”的记载。诗人朱彝尊见后发出了“谁信罛船万斛宽,舟居反比陆居安。但得罛船为赘婿,千金不羡陆家姑”的感叹。

太湖在我国五大湖泊中面积位居第三,但水位最浅,平均水深2左右,是典型的碟型浅水湖泊。其他湖泊最大的捕捞船一般不会超过20吨,为什么太湖渔船特别大,并形成一支庞大的船队呢?这与太湖的历史地理环境有关。太湖地处吴国中心,历来是军事要地。春秋时吴相伍子胥与兵圣孙武按照吴国的水网环境和“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的民族特性,建议吴王参照北方的“车战法”,以船为车组建水军,增强争霸实力,吴王采纳后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海军,得于“黄池称霸”。“大翼”相当于陆战中的重车,是主力战船,在水军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延续下来。

南宋时,抗金名将岳飞,将水师布防在太湖,浴血奋战,阻击了金兵南下,保卫了南宋半壁江山。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听信谗言,屈辱议和。翌年岳飞冤死,士兵得知主帅被害,一片哗然,“天高皇帝远”,水师遁入太湖继续抗金,后来粮饷断绝,将战船改为渔船,捕鱼度日,繁衍为一支大船捕捞队伍。清乾隆《太湖备考》载:“罛船,又名六桅船……其住泊无定所,风止则下锚湖中,三大桅常竖不眠,其每年编号烙印在所在属县,分苏属四十八只,常属五十二只。”到清代末叶增置了一根梢桅,六桅船成了七桅船,一直保持在百余条左右。船大、帆多、船速快、产量高。渔谚“农民牵三日三夜砻,不及大船上一枷风”,百余条大船的捕捞量要占太湖产量近一半,有“太湖水产甲天下,大船捕捞甲太湖”之说。

大船捕鱼多,收入高,生活富裕后,必然要考虑子弟的读书,就在这群渔船中出现了按照私塾形式办的流动船学。

太湖船学初办的时间,尚未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在明代孙子度的《戈船诗》中有“尝读眉山诗,雅羡鱼蛮子;亦有童子师,书声到水市;人生戈老船,头白何足耻”,说明在明代大渔船上已有船学了。清代朱彝尊的《罛船竹枝词》中有“十岁痴儿两髻梳,渔娃不放柁楼居;新年判弗金三镒,聘请村夫子说书”的记载,点出渔民不惜重金,聘师教子。民国13年的《工商半月刊》载:“湖中六樯大网船,往往数家合一船,人多至一二十,船上设备完善,亦有请一人专教授子女者”。说明船学从明代开始已存在,从未间断地延续下来,直到建国后办渔民子弟小学时,尚有2所船学。

船学的形式

船学是在渔船上办的流动寄宿学馆。师生的吃住由学童家长轮流分担,称“供学”。由一名热心渔民教育事业、在渔民中威信较高的学童家长牵头,与各船家长商议后,凑满10多人就可以办学了。聘请一位不晕船、适应水上生活的老师上船教书。牵头人将自己的渔船作“头船”供学,学童就集中在这里读书。一所船学一般收16名左右学童,最多不超过20名,多则船上容纳不下;最少不能少于12名,过少家长分担的费用多,承受不了。按学童的人数,计算出每条船的供学天数,一般每位家长供学20天左右。“头船”带个头,其他渔船抓阄排定供学次序,到年终轮满为止。个别渔船供学有困难,事先协商,用多交费用来补偿供学。

供学船要备足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备受大风影响不能上岸采购时用。师生的伙食很讲究,水产品要留最新鲜的。负责烧饭的女主人,不断在水产品上翻花样,用腌、醉、炝、红烧、清蒸、氽汤等方法,做到餐餐不重样,尽量让师生吃好。往往会形成供学船之间的暗中竞争,使伙食越办越好。除了一日三餐,还要供应一次小点心。好的供学船两天供应一次,也有在整个供学期内只供应二三次的,但在供学的第三天,约定成俗要供应点心。按照渔船上早睡早起的习惯,点心安排在上午10时左右。备有鱼干、虾米、糟鱼、咸鸭蛋等冷盆,老师喝点酒,学童吃些馄饨、面条、汤团之类的点心。供学期内,船主人要陪老师上一次街,请老师理发、洗澡,到酒肆喝盅酒。

每逢清明、端午、中秋、重阳节,供学船要备丰盛的菜肴,请全体师生吃过节酒,以青团子、粽子、月饼、重阳糕当点心。供学的最后一天,要办“过船酒”,吃过此酒,船主人用舢板将师生送到下一条供学船,开始新一轮的供学。

七桅船上有13个船舱,船学设在中部最宽敞的“大舱”里,大舱长3多,宽约5,用“替舱板”铺成地坪,平整光滑,冬暖夏凉。甲板上捕鱼,甲板下人可直立活动。如遇下雨,只要在背风处撑起平基,舱内滴水不漏,光线充足。白天读书,晚上睡觉。

在大舱前梁旁放一张方桌,既作供桌又是教案,上方挂“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或条幅,增添尊孔崇儒的气氛,并供上塾师写的“天地君亲师”神位。不但字要写得好,字体要“天不连二,地不离土,君不开口,親不闭目,师不并肩”,给渔民留下有学问的印象。方桌左侧是老师的坐位,右侧坐两名“二年头”的老学童,面对孔子一侧,坐当值供学船的学童,其余学童席地散坐舱内。各备一只长约60厘米,宽、高各40厘米椭圆形的带盖锁桶,既当课桌,又可放日常生活用品。

受学的是清一色的男孩,由于住读,要自理生活,一般要到十二三岁才上学。新学童入学时,舅父家要备由锭升糕、团子、藕、菱、葱、书包等组成的上学盘,寓意“通灵聪明,一定高升”。由家长用舢板将学童连同“上学盘”送到“头船”,学童在红毡毯上先向孔子神位叩头,后向塾师行礼,然后用红枣、莲心、白糖煮成“和气汤”,同糕团与同学分食,表示今后“和和气气、团团圆圆、高高兴兴、甜甜蜜蜜”,并由老师为学生取学名。

船学采用一对一因人施教。先教老师写在红纸上的方块字,再教《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神童诗》,二年头的学生教《大学》、《中庸》、《论语》等。老师只教读课文,不讲解文意;学童整天有声无心地念书、背书。旧课文背出来,再教新课文,学得快,教得就多;也有学童“三年念本老大学”。下午也教写毛笔字、打算盘。学毛笔字,先描红,到写方块字,再临帖。珠算先教口诀,打小九九、大九九,再演算加减乘除、斤两法。有时老师也抄写一些渔业上的常用字教学童。学童入学年龄大,集中住宿,天亮即读,天黑才歇,同样上学时间,船学的学童比陆地私塾的学童识字多。

学童生活在一起,玩的花样很多:爬桅杆、摇舢板、钓鱼、捉虾、抽贱骨头、牵小竹偶,总是玩得满头大汗。晚上住在一起,说说悄悄话,唱唱渔歌,吃吃零食,打闹戏耍,直到听见老师喊:“好睡了!”才乖乖入睡。这时湖浪轻轻拍打船舷,渔船微微摇晃,学童们进入梦乡了。女主人掌着灯,轻轻进入大舱,为孩子们夏天掖蚊帐,冬天盖被子,尽心照料。

通常学童一年交六块大洋学费,约合2石大米(150公斤);开学时家长要用红纸包好20个铜板和一只白芨(中药材)送给塾师,供批改作业时用。一般农历正月廿一开学,到十二月二十日放学。一个学年结束后,新的牵头人又在商议下一年的办学之事了。

船学的升华

1949年前,百余条大船,数千渔民。每年只办一、二所船学,能读书的只有二三十人,“僧多粥少”,大部分孩子是不读书的。能读书的也只读一二年。只有一二人读过三年书,女孩子是从来不读书的。渔民中识字的人寥寥无几。“儿曹识字亦何求,读得毛诗也便休;事业只知渔利息,功名世上等浮沤。”清人吴庄这首诗,说出了渔民文化落后与无奈的心情。话虽如此,但太湖船学在历史的长河中为渔民子弟的教育是有贡献的。

斗转星移,1949年后,太湖渔民统一划归新建立的震泽县管辖。1954年,七桅船所在的湖中区,顺应民意,自筹资金,创建了震泽县渔民子弟小学,学生实行寄宿,首届招收学生108名,设3个班,一年级有快、慢2个班,年龄大的进快班,一年学习二年的课程,年龄小的进正常班,设一个二、三年级的复式班。学校教育质量高,家长负担轻。优胜劣汰,当时太湖尚有2所船学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才退出了教育的历史舞台。

由于渔船流动漂泊,建国初期渔民子弟的文化水平与陆地相差甚远。1955年合作化时期,太湖渔民子弟中,仅在大船中找到4人高小毕业后在沿湖的陆上读过初中,成了太湖渔民第一代知识青年,都担任了渔业合作社的财会人员。

改革开放后,渔民陆上定居,广开就业门路,结束了“连家船”漂泊的水上生活。思想上破除了重男轻女的观念,渔村办了小学、中学,学龄儿童全部上学,渔民子弟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向文化进军,使渔民的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七桅船所在地渔港村统计,截止到2006年,全村有博士、硕士毕业生4人,其中有一名女性。大学本科生78人,大专生86人。有的在中央国家机关、学术机构任职,成了渔家人的骄傲,也是船学的期盼和升华。

到上世纪末,七桅船退出了太湖捕捞的历史舞台,太湖船学也逐渐被人淡忘了。旧事重提,忆记史实,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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