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玉器的审美特征

商代的玉器直接继承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艺术,在夏代玉器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在商代早期,由于青铜器的发展方兴未艾,玉器的发展暂时相对地受到了遏制,但到了商代后期,玉器又从青铜器艺术中受到启发,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商代玉器的高峰时代,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在形制上,玉器同样能够巧妙地做到因物赋形,并在像生造型方面体现了玉料质地和色彩的独特优势。而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显了装饰的功能,对后世的雕塑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造型

在商代,青铜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促进了玉器制作技艺发展。人们在玉器的制作中对锯割、琢磨、钻孔等技术的运用日益得心应手,特别是青铜砣子、金刚砂(钻石雕刻)以及管钻、木呈钻等手段的应用,加之作坊式的生产,使玉器制造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玉器不仅造型更为多样,而且也更为精细。多样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的玉料的美的质地的基础上,体现出先民们对情感的深刻关注。因其原材料的难得和易碎,玉器比起其他类型的器物来,较早地扮演装饰的角色,因而更具有审美的价值,同时也日益成为财富、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上古玉器史上的高峰,商代的玉器尤其如此。它们在造型和纹饰上,都别具特色。

与普通的石头和制造陶器的粘土相比,玉料的获得要困难得多。早期的人们在制玉时常常因取料而不断迁移,故新石器时代及商前期的玉器多为就地取料。由于玉料的稀少,一方面使玉器显得更加珍贵,另一方面也使玉器艺术家们在制玉时更加精心地选取玉料,不敢轻易浪费,客观上推动了制玉技巧的提高。这些玉器的造型,一方面是出于对现实原形的摹仿,另一方面,玉器艺术家们在选料、用料时,出于对玉料的珍惜,因料而赋形。商代艺术家们对于管钻、敲击玉料的过程中落下的零星的碎玉和边角料,也给予了充分的利用,将其制成了小型玉器、镶嵌玉和其他装饰品,以至有些玉器小到不及厘米之距,如很小的玉片、小玉饰等。殷墟的数量众多的玉器,很大程度上都是玉器艺术家们因料施艺的杰作,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因物赋形。因物赋形显示了玉器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和制造技艺的高超。如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回首状伏牛,玉器艺术家们巧妙地利用玉料高出的前端雕琢成回望的牛首,而在较低的部分琢制成牛身及牛尾,使造型显得端正得体,精美绝伦。其他如殷墟出土的各种玉鱼、玉鸟、玉凤、玉象等动物也无不如此。因物赋形,从商代社会制玉条件而言是节省原料,但从玉器形成的角度而言,却极大地反映了造物之美,是无意识中的必然生成物,表现了当时人类很高的智慧与创造才能。可见,玉器融合了质地之美与造物之美的双重功能,是造型艺术得以尽现美的有力证明。

中国器物的像生从石器开始,最初受到象形石块的启发。这些象形石块刺激了先民们摹仿的本能,也唤起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引发了他们像生加工石器的浓厚兴趣,从而逐步从自发地进行像生造型到自觉地进行像生造型,乃至受到陶器、青铜器的影响,表现、再造甚至创造出神话中虚拟的动物。而玉器的像生造型是在石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由于当时的艺术家在其艺术创造中注入了体现时代精神、而又具有独特个性的情感,其艺术创造便具有了活力。早在5000～ 6000 年以前的红山文化,像生造型的玉兔、玉猪,就以其栩栩如生的形象及其感染力,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商代的玉器在继承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像生造型的玉器。从很小的装饰品到大型的礼器、仪仗器等, 都似乎是对原形的再现,其逼真的程度,体现了艺术家们精湛的艺术技巧。这一方面反映了商代的艺术家们像生技巧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商代人审美体验深化的结果。商代玉器的辉煌,表现在造型风格的多样性。而商代玉器的造型特征不仅仅体现在形制的多样性,而且也反映了人类主观情感的深刻。那艺术性的像生,因物赋形的技术手段,即使今人看来也唏嘘不已! 它为我们审视上古中国文化的灿烂,树立了一面镜子,表现出先民们情感世界的丰富和审美体验的深邃。

运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对玉的像生制造,当然不仅仅只是对原物的简单再造,更多的是形象的抽象化,也即上面提到的在原实物的基础上大胆地虚构,这是像生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商代玉器出现高峰的有力证明。单纯从对原物的摹仿上看,像生手段只是制造技术形成的原始依据,而商代众多的玉器,其大部分又是抽象化的,说明制造技术日臻完美与发达。

商代的像生玉器,包括写实动物的像生和想象动物的像生。写实动物的像生,是对现实中习见的动物作逼真的摹刻,反映了艺术家们对具体动物的形象和神态的悉心观察与体悟。例如鱼形玉器的雕刻,艺术家们在玉石的一端稍稍开口,就是一条栩栩如生、吐水换气的玉鱼,尾部弯曲,其势欲出,活蹦乱跳。这些玉鱼神态各异,而并不雷同。既摹其形,又传其神。所有这些,首先是摹仿,其次是在原形基础上进行艺术化的加工。这种像生的创造活动,必然地体现了艺术家们摹仿再现原物的快感,充分展示了艺术家们的内在生命情调。想象动物的像生玉器,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神话和图腾,以及多民族融合的综合性的复合体图腾,借助于大胆的想象,而摹写创构出来的。妇好墓出土的玉凤,作回首领飞之状,也极具神态美。商代的玉龙多呈蟠曲状,躯体很长,以曲折的造型显示出一种神秘感。

商代的像生玉器,具有着装饰和贿神等多重功能。它们起初被用作装饰。这主要以佩饰为主,如玉鹰、玉鹦鹉等片状玉玉雕佩饰。这类的像生玉器从红山文化时期就有了,如玉勾云鸟形器、玉兽形佩、玉鹰形佩、玉鳖形佩、玉猪形佩等等。到了商代,这种像生技术更加成熟,不仅可以制造出新石器时代各种类型的玉器,而且在此基础上,更赋予玉器以艺术的品味。同时,在信仰至上、盛行占卜和祭祀的商代,像生造型的玉器通常是作为杰出的艺术品被用来贿神。在商代中后期,王公贵族出于人道的考虑,也出于经济上的节约,逐步改变了以大量的人或牲口祭祀的做法,而代之以各种像生器皿,作为祭祀的牺牲。其中像生造型的玉器以其质地和色泽而更具优势。以妇好墓里的玉人为例,“商代妇好墓的跽坐人俑,有的衣着华丽,有兽面纹饰,形同贵族,它事实上就是远古时代的族葬制在艺术形式中的曲折反映”[1](P186)。商代的玉器不仅仅只是装饰品佩饰,发展到后来,更多的被用于礼仪中,其权力的象征色彩也更加明显。

先民们尤其重视造型艺术的视觉效果,这在玉器中同样有所体现。商代的玉器不仅像其他造型艺术那样重视形式规律,而且还因玉料的独特的色泽而讲究形与色的统一,从而在因料制形的过程中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出玉料的优点。这也使得玉器在遵循一般造型艺术的形式规律的基础上,还有自己独到的形式规律。

首先,商代的玉器体现了艺术家们对比例的恰当运用。这是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关键。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自发地意识到玉器造型的比例了。对于璧、瑗、环,《尔雅·释器》说:“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这是后人对商代及其以前的玉器造型规律的总结。肉即边宽,好即孔径,边与孔径的比例,是分辨璧、瑗、环的标准。当然这只是较为简单的比例关系,即倍数关系,但玉器艺术家们对倍数关系的运用,说明了数量比例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性。恰当的比例带来的是艺术品外在表现上的协调和匀称。商代玉器的结构,从整体到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其数量的大小关系,无不给人以协调感。如礼器中的璜,基本上是半圆形玉片,艺术家们在这样的扇形玉片上,采用磨、刻、钻等工艺,进行适当的“剪裁”,就可以制成比例得当的玉璜。再如钺,其状如斧,是仪仗器,刃部的长度明显地宽于底边,而底边的厚度也明显是厚实的,这种比例关系类似于等腰梯形,所以看起来极具美感。

殷墟玉器中恰当的比例关系在玉人身上显得较为明显。玉人根据玉料的大小,确定不同身体部分的比例,这种造型显然受到了人体比例关系的影响。因此,比例是商代玉器艺术家们首先要掌握的规则。而匀称的形制,则更能说明玉器艺术家们运用得高妙,如上述玉璜,除了一定的比例外,其势极为匀称,有的玉璜两端刻两个对称的兽头,人们一眼便从两个同样造型的兽头判断出玉璜的美。商代的玉琮外方内圆,匀称得体,前后左右为两两相对的平行线条构成的方形,上下势体对应,每节四角八面,均有变化,这种变化却又统一在外方内圆的形体内。这充分显示了商代玉器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他们将玉琮的器形与纹饰相配合,于变化中见统一,统一中见变化。琮之间大小、高矮排列一起,显示出明快的节奏。另外像更多的冠状饰玉连环、玉佩,以及双孔形器等装饰品,其形态无不是对称均匀的,显示出匀称的韵律美。

其次,体现了形与色的统一。玉料本身的质地是晶莹温润的,主要有透明、半透明两种形式。在玉器的早期制作中,玉器艺术家们常常不加粉饰地运用玉料的自然质地,这与陶器人工的纹饰是截然不同的。出土的玉器基本上都是天然的色质。这一方面说明玉石天生丽质的魅力,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深谙自然本色之道。在商代社会中,大量的玉石得以开采,涌现出像岫岩玉、南阳玉、和阗玉等不同产地的玉料,而同一产地的玉的色彩也是不同的。如新疆的和阗玉,就有质纯色白的白玉,色泽纯正而名贵的黄玉,透明的碧玉,黑灰色的墨玉,以及糖玉和青玉等。这些天然的色彩被玉器艺术家们巧妙地利用在造型艺术中,使所出土的大量玉器无不显示形与色的统一。如《周礼·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里的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等玉礼器,并不是在玉器上着色,而是玉器艺术家们利用天然玉之本色,制作而成,是巧妙利用形色统一的杰作。玉的各种天然之色,可以通过色与形的统一来表现特定的情感, 而这对艺术家们来说, 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不仅要求艺术家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征服玉料来表现自己的构思,而且要求艺术家们要有卓绝的审美情趣。黄玉琮、黑玉圭等,用同色的玉琢成,既体现了琮、圭等礼器的庄重,更说明玉器艺术家们对色彩的独特选择,这是他们多少代多少年艺术实践的结晶。商代的玉器艺术家们可堪称是造型艺术的大师。

商代的“俏色玉”,是形与色相统一的玉器的典范之一。“俏色玉”也称为“巧色玉”,《释名》说:“巧者,合异类共成一体也。”高手集色与形为一体,创制了像玉鳖这样的艺术品。“俏色”工艺是利用玉料的不同天然色泽纹理,刻意安排,使雕出的造型各部位自然显现出不同的颜色,从而富有特别的情趣。如玉鳖,选用墨灰二色相间玉料,雕刻时把墨色部分安排在背甲部位,灰白色部分雕刻成鳖头、颈及腹部,使所成造型色泽自然天成,极富造化之极,这种看似天成,实则为独具匠心之作,体现了艺术家们形、色高度统一的技巧,后世的大量像生玉器无不深受这种方式的影响。这种对浑然天成的自然美的艺术表现,传达出商代的艺术家们在审视材质时所表现的独特审美情趣。

比例得当和形、色统一,是古代玉匠长期经验的结晶,也是他们制玉的基本标准。正是因为这样的标准,玉器的制作才趋向繁盛,形态才显得多样化,并且在造型上体现复杂的制作技巧。众多的圆雕、浮雕玉器,用“错彩镂金”来形容也毫不过分。这在商代之前是极少见的,如商代出现大量乳丁纹、蒲纹璧,很明显是浮雕的杰作,而玉人、玉鸟种种,则既有阴刻,也具圆雕,使造型生动,形象鲜明。另外,商代还涌现出了大量新品,如形神兼备的玉凤、玉虎、玉鹦鹉、玉号鸟等动物玉雕;龙形玉璜、鱼形玉璜、1/3 环形玉璜等;体形较大的摹仿青铜器的玉簋、玉盘等;以及工艺精美的各种动物或人物的圆雕作品等等。另外,商代出现的镶嵌玉,镶嵌在青铜器上,既体现了青铜器的庄重肃穆,也展现了玉器的灿烂夺目。

商代玉器的造型是其前代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商代已经有了雄厚的国力。而作为财富、权力象征的玉器,在商代进入了鼎盛时期。商王好玉,贵族佩玉,祭祀用玉,普通百姓也配玉,使玉器生产规模空前。大规模的制作并没有降低玉器的制作技巧,反而使工艺水平更加杰出。可以说,商代的玉器艺术家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的造型艺术大师,是他们造就了中国上古玉器艺术的高峰,也是他们向人们展示了琳琅满目的美不胜收的玉器世界。商代的玉器既有对传统的承袭,又有自身的独创。它受石器和陶器的影响,并且影响了青铜器的造型。而青铜器制作技术成熟后,反过来又影响着玉器的制作。人们曾经经历了石器、陶器、青铜器的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石器、陶器、青铜器都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惟有玉器,依然凭借其灿烂的质地,纵横于古代,又一直延续到现代,成为造型艺术这一历史演变历程的有力见证者。

二、纹饰

商代的玉器在继承前代玉器和其他器皿的基础上,内蕴不断地得到了深化,其物态形式负载了深刻的精神内涵,从而作为文化的载体,成为人的生命的象征。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发展仍然以工具为其主要功能,那么到了商代,这一情况已发生了明显改变。商代玉器的成熟,主要体现在其形制、功能及纹饰上。纹饰使质地和色彩上本来就具有审美价值的玉石锦上添花,具有妩媚动人的外表。由于有了纹饰,玉器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陶器纹饰的基础上,玉器的纹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在商代中后期又显然受到了青铜器的影响,两者互相作用,相得益彰,使得商代玉器在集前代大成的基础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代玉器除少数武器及礼仪玉器没有纹饰以外,其余玉器都披上了华美的装饰外表,商代是纹饰玉器唱主角的时代”[2](P156)。商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锯割、琢磨、钻孔以及砣子、金钢砂等技能和工具的使用日渐熟练,使玉器的饰刻纹饰及其向高度复杂化发展成为可能,从而使玉器的审美价值在商代获得了质的突破。

在玉器上琢刻纹饰,自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即已开始,如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红山文化玉龙,其头部的阴线刻勾勒出的龙头,就是纹饰的印记;到后来的良渚文化

“琮王”上具有“良渚神徽”性质的神人兽面图案,其细密的阴刻线条已表现了纹饰的高度成就。但以这两种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饰刻纹饰的玉器还只是部分,而不是整体。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纹饰装饰技术难度的限制,纹饰在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中还很少见,当时的纹饰也只是玉器的外在装饰。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新石器时代的部分玉器中,局部的纹饰已露出人类对玉器装饰的较高要求。正是在此基础上, 商代玉器才显露灿烂的光芒,不管是装饰玉、礼器、仪仗器还是用具,饰纹、造型及制作技艺均有重大的突破,工匠们兼容并蓄,巧妙地运用线刻、浅浮雕及圆雕等手法,绘制出一幅幅绚丽夺目的玉器纹饰图,使玉器成为商文化的一种象征,以及商代人丰富情感的表达载体。

商代玉器的纹饰首先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形成整个纹饰图样,以此对玉器进行装点。这里的线刻,主要有阳线和阴线两种。阳线的具体制法为,先沿纹样两侧边缘分别刻出阴线(双线阴钩),再将阴线外侧磨成一斜面,磨去纹样周缘的玉面,变成真正的浅浮雕。而阴线则是沿纹样直接刻入,再将阴线两侧微加修磨,使线条加宽形成凹陷阴线纹。这两种方法刻制的花纹在殷墟出土的玉器中多有出现,成对的线条,构成整块玉面,线、面交错构成纹络装点玉器。这些玉器多为神人兽面纹、兽面饕餮纹、双钩线纹等。其中双钩线纹为商代艺术家的独创技巧,即两条阴线相交,使阴线之间自然显现阳纹,阴阳相错,富于立体效果。如商代中期龙纹,其纹乃双钩阴刻线,构成重环纹、云雷纹、菱形纹等。所刻的龙形,形象生动,风格多样,体现着不同形态。商代玉器多数纹饰均以此为基础,反映了商代玉器艺术家们构思的精巧和技法的成熟。

其次,商代人还采用浅浮雕、圆雕的方法雕刻纹饰。浅浮雕是在阴线刻纹的基础上凸出阳纹而具有立体的表现效果,而圆雕多为造型动物的雕刻技巧,是整体形象的立体雕刻,商代人往往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构成整个玉器的纹饰及造型。如商代出现了大量动物、人物玉器的造型,整体上是立体的,而在立体的表面,用浅浮雕技法琢出表面的纹饰,从而使整个动物或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殷墟出土的玉人,显然是用圆柱形玉器雕成的,先大致勾勒出玉人的头部、躯干,然后采用阴刻线,在头部刻出发质,在身上刻上服装纹饰,从而使玉人的形象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商代的玉器大多表现为这两种雕刻手法的结合。其线条演变的规律,乃是由写实、到写意、再到象征的演化过程,即先是具象夸张的写实,然后分解或简化躯体,最后变成抽象的动物形乃至面目全非的几何形,从中反映出审美意识的不断深化。

商代玉器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纹饰是玉雕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商代玉器大多以纹饰命名,如各种像生形饰玉器,龙纹、鸟纹、兽纹等形象生动,具有极佳的气势;其它还有云雷纹、菱形纹、云龙纹、蟠螭纹、龙纹和饕餮纹等。其中,云雷纹由连续回旋形线条构成,其中云纹为圆形,雷纹是方形,表现出磅礴的气势和雄壮的审美效果。菱形纹由线条组刻成菱形状,使图案繁密,加深渲染效果,优美而富有情趣。云龙纹如腾飞在云中的龙,气韵流动,形象逼人。这些抽象的纹饰蕴涵商代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体现了他们独到的感应外部世界的思维能力。它们均以线条为母题,表现商人的奇思妙想。“事实上,商周时代的艺术家则是把线条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和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所以他们才能表现出事物的本质及其固有的运动规律,那是一种跃然于观者眼前,不带任何摹仿痕迹的自由创造”[1](P147)。

商代玉器的纹饰主要体现了以下的特点:

首先,雕饰细腻、精致。商代的玉器向追求雕饰化方面发展,表现在纹饰上以精密化倾向为主,商代的大多数玉器纹饰装点精致,呈现出繁缛、绚烂的特点,为各类造型成功地作了烘托。如鸟纹,“采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手法雕琢,轮廓简练,重点突出,刀法简单,造形构图闭口瞪目,高冠卷尾,昂首凝视,规矩严谨,眼睛多`臣' 字形眼,器形以薄片状多,器自身多孔穿,玉鹦鹉是商代玉鸟的代表作,器身满饰双勾云雷纹”[3]。另外像鱼纹,着力刻画了眼部和嘴尾部,以增强装饰效果。

其次,因形刻纹,因材施艺,为玉器的造型烘云托月。由于玉器的形制是固定的,而其上的纹饰则可据造型而饰刻各种纹饰,如要绘制在龙形玉器上,其纹饰多为重环纹、云雷纹,以显其势。再如在璧、璜上刻龙纹,其纹饰多以环形为主,具有圆、半圆形状,以凸显弯曲的龙形。最明显的是妇好墓一件玉凤,利用弧形材质展示,把凤鸟琢成回首探望的姿态,玉凤长尾上线条明丽而流畅,整个图案设计围绕弧形材质展开,把想象中的凤鸟琢刻得栩栩如生。

第三,图案表现上的平面化。即以整体装饰为特色,纹饰繁而密,体现平面化的特点。立体的实物被绘制成平面图形,表现了商人的抽象想象力,即“立体空间作平面处理”。这种手法需要掌握卓越的抽象概括和构图的能力,用简洁明快的图案语言去表现对象最基本的特征,做到形神兼备,以适应各种装饰功能的需要。这也是商代玉雕的较为突出的特色之一。平面的几何形纹饰往往附注人为改造的痕迹,体现了人工韵律与自然法则的完美结合。商代的玉器艺术家们往往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玉器表面空间,去绘制人们具有高度概括力和想象力的图形,从而在整体上体现形式美。这也为后世玉器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体上,商代玉器纹饰的发展是渐进的,从早期局部纹饰到晚期的整体着装,表现出了技艺的娴熟。尽管商人玉器仍然带有复杂的内涵和社会功能,如盛行的神人合一、人兽合一的图案造形等,但许多图案的玉饰,往往是人们用来表达对祖先的崇拜的。同时,大多数商代玉器的纹饰,已经朝着装点外在世界的方向发展了。这些饰纹的玉器,渐渐代表了古人对艺术的追求,对审美理想的倾注,更多地表明了人们高度的审美思想。从某种程度上看,玉雕在时间上比青铜工艺以及其后的铁制工具更有持久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纹饰平面化的构图和静态化造型,使玉器艺术具有了锦上添花的表现力。

三、风格

作为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商代玉器,因其风格的多样性而保持持久的艺术魅力。其中既有前人的积累,也包含了商代人杰出的智慧与独特的趣尚。商代玉器的风格也表现在集先代及各部族的风格之大成上,从而最终汇集为商代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艺术风格。

商代玉器的风格是从其作为社会形态的表征中加以展现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商人已经有了尚玉的传统,“以玉比德”在商代已经有了明显体现。商代的礼玉正是那个时代风格的表征。早在5000 年前,原始社会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大量玉器,就已经具有了高度艺术性。这种已成艺术品的玉器,体现在其精致的造型以及成熟的技艺上,也表现了原始社会玉器开始走向神秘化、礼制化的特点。商代继承了这些特点,将礼玉作为宗教和礼仪等精神活动的工具。

商代玉器风格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因功能的多样,而使玉器的风格独具殷商的时代特色。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玉器包括礼器、仪仗器、工具、艺术品等七大类。这些不同功能的玉器,是和特定时代对玉器的要求相联系的,特别是其中为数众多的动物型玉器,其风格更是具有独到之处,其势欲出,其态欲现。其次,纹饰上的时代风格。由于技术的进步、工具的革新,殷商玉器的纹饰得以琢制并日益走向完善。出现了前世所未有的大量饰纹玉器,如盛行商代的神人、人兽纹就具有明显的殷商时代风格,即商人崇神敬神。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商代玉器的风格明显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要求,总体上呈现凝重,具有宗教化和神化的特征。

崇尚自然是造型艺术返朴归真的艺术风格的体现,商代玉器在造型艺术上正是这种追求的表现,各种像生形的具象性玉雕动物和玉人,都追求一种切近自然真实的美。这当然与玉质本身有关,由于玉本来具有晶莹、圆润的质地,因而其造型力求不破坏玉质本身的美,而是切合自然,因材施艺,使玉质与造型完美结合。商代玉器继承了原始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制玉的传统,特别是良渚文化,商代文化与其有着直接传承关系。原始社会玉器一般是不事修饰的,如早期红山文化玉龙,仅在头部刻饰,而龙尾部根据玉质的本来特征,不加任何修饰。虽然良渚文化玉器的各种局部纹饰中出现了刻制“神徽”(如玉璧上)、刻划神兽人面纹(如斧钺上)的做法,但都是整体中的局部,大多数均表现为光素无纹,说明原始先民们对自然之质的重视。这一特点影响到了商代,商代玉器的形制仍然保留了这种自然本色,特别是后期浅浮雕、圆雕技法的运用,使玉器在未脱质地的基础上稍加装饰,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长11.7 厘米的玉虎,在圆柱形坯材上逐步展开刻描,在玉料、形象和风格的自然逼真方面,都有着独到的魅力。商代玉器的后期虽然纹饰繁缛,造型各异,但追求一种与原始玉料相配合的自然美,这便是商民族直至以后整个华夏民族取法自然的肇始,这一民族风格直到现在还产生着影响。商代玉器这种崇尚自然的民族风格显然受各地玉器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是融合各其他民族智慧的产物,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风格。

商代是信神祀鬼的朝代,当时的各种玉器造型、纹饰都表现出相关的主题,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如鸟作为商民族的图腾崇拜,其造型在玉器上多有体现。如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玉器,应当是良渚文化时代古人的一种信仰的反映。受其影响,商代就有了大量具有类似纹饰的玉器,如鹰攫人首玉佩、虎食人首玉刀、妇好墓出土的双虎对食一人首的妇好钺以及商代人神合一刻纹玉圭。尤其是神人合一、鹰攫人首虎食人卣图,极其明显地表明了商代重视祭礼、回报的风俗。在不同的祭祀场合,象征性地接受人畜牺牲的祭祀,即“食人未咽, 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报更即报偿的意思,这种民族化宗教风格在商代的这类玉饰形器包括礼器、佩器上多有体现,从而形成特定的宗教礼仪和传统,进而影响商代的大多数玉器造型艺术,即体现为商代玉器中的“人兽母题”。“这种艺术形式的嬗变,恰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从原始礼俗(仰韶时期)演化到神权政治初现(龙山时期)和王权得到完全神圣化的文明进程”[1](P147)。商代玉器将这种浓厚宗教色彩渗透在玉器的创造中, 通过温润的质地和典雅的方式加以表现,显示出独特的风采,这与青铜器的狞厉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商代的玉器是整个造型艺术的一部分,是商代成熟的艺术形式之一。商代的玉器,和其他器皿一起,对于后世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研究商代玉器正是研究灿烂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它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畅想、巨大的使命感以及继往开来的进取精神。商代后期,青铜工具的成熟运用,赋予玉器制造以新的动力,使商代玉器不仅在质量上日趋上乘,而且在数量上极为庞大,《汲冢雕·世俘解》载武王伐商时“商王纣取天下智玉琰身厚以自焚......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这里“亿”虽然有些夸张,但数量也不会少的,可见商代王室用玉之盛。20世纪出土的商代玉器,基本上都出自王室墓葬。由于玉器的贵重及其被神化、宗教化,商代玉器基本上为王公贵族们所有,平民是很少有用玉的,即使有也主要是一些小型饰物。所以商代玉器虽然达到颠峰,但是也只能是王室玉器的颠峰,它不可能在全社会普及,故有人认为商代前期,夹在石器、陶器与青铜器之间的是“玉器时代”,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妥的。因为玉器不可能像石器、陶器以及青铜器那样可以在全社会为大多数人所使用,但采用此说法却能说明商代玉器的成就。

[参考文献][1]谢崇安.商周艺术[M] .重庆:巴蜀书社,1997.[2]殷志强.中国古代玉器[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3]陈健.古代玉器的装饰纹样[J] .南方文物,1997,(4).(责任编辑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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