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医师协会旗下《医师报》披露一桩行业关注的案件。贵州航天医院三名职业病诊断医生被警方逮捕，案由是收到企业举报，说三名医生将非尘肺病人诊断为尘肺病人，造成医保资金流失。目前医生已被羁押7个多月，案件二次退侦后正在检察院进行第三次审查起诉。
(《医师报》收到的三位医生家属发来的《求助信》)
这个案子很受医师行业的关注，因为这是医生在自己的诊断范围内——而不是因为公共发言——受到逮捕。中国医师协会支持医生合法权益，认为将正常的诊断的读片差异率认定为罪行是不可接受的。现有的事实证实，上述医生没有收受患者钱物及请托。
对一般人来说，这事有点费解。但按照警方的思路，他们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三名医生将不是尘肺病的人诊断为尘肺病人，使得这些人取得了社保方面的照顾，间接地套取医保资金。而“揭露”这一“骗局”的，可能正是某些特别不希望对尘肺病人负责的无良企业。
警方在没有找到医生“涉嫌社保资金诈骗案”的证据后，将案由变更为“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而要在证据上稳固这个罪名，警方同样面临难度，就是要将读片差异率定义为“犯罪”，而颇具发言权的中国医师协会显然不这么看。
而在舆论起来后，民众是怎么看待这件案子的呢？人们推测会不会存在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贵州或外地的某些无良企业，为了躲避赔偿责任，就联手搞了一次举报行动，通过抓捕诊断医生，废掉贵州航天医院的诊断资格，阻止病患拿到尘肺病诊断书，从而躲过患病员工的经济控告。
这个故事的推断，其实有着现实依据。我国拥有近千万尘肺病农民工，病无所医、弱无所助，生活无着。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他们无法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拿不到证明书，那就被用工企业拒之门外，同时得不到社保覆盖。而中国职业病群体中，能拿到诊断证明书的患者占比很低。曾经还有过尘肺病人要求“开胸验肺”的悲壮故事。
贵州航天医院在2016年11月被终止了职业病诊断业务，2018年1月终止职业病体检。而在该医院具备资格之前，因为它可以接受外地打工者体检，从2011年开设职业病诊断业务开始，每天有300—500人就诊。逮捕医生，摧毁医院的诊断资格，职业病患就被悬置了。
(贵州航天医院是当地唯一实际开展职业病尘肺病诊断的医院 )
为了将医生的看片差异率定性为犯罪行为，办案人员使用的手法也让医生家属和医师协会不满。贵州航天医院共有10708人次的高千伏胸片检查病例，确诊尘肺病患者1640例。但公安机关调走了1353例患者的胸片，对其中547例尘肺病诊断进行了重新鉴定和新增鉴定。在这547例而不是上万例中计算读片差异，如此计算误差率令人诧异。
我们现在也不好站在哪一边讲话，但这件案子的核心必定集中在读片差异率上，而对它的计算方法，按常理应该放在全部病例总量中来得出，这才算是公平合理的衡量方法，也才能兼顾行业允许的读片差异率。否则，总有点像搞有罪推定的样子，也难怪医生们群情激愤。
这件案子还在检察院做起诉审查，但它的影响已经造成了。贵州地区每天数百人的疑似职业病患者就此丧失了诊断医生，他们的权益就此失去基本保障。社保也许会因此减少负担，无良企业会少了赔偿，但这种局面的造成，欺负的是最弱势的职业病患者及其家庭。
总之，贵州三名职业病诊断医生执业中，导致的误差是不是在合理范围，需要更专业、更符合医疗伦理和法治精神的判断。轻易把这些医生收监，把医院的相关业务都停掉，那些真正的可怜的尘肺病人更是断了生路。正因为如此，公正处理贵州这个案件，才显得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