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错伐蜀

司马错伐蜀：司马错是古代杰出军事家，他指挥的伐蜀战役是古代把握战机奇袭的重要战例。李斯和华阳国志虽然说是张仪伐蜀，但李斯谏言是夸大异国人功绩劝阻逐客，把司马错和甘茂的功劳归张仪，华阳国志是六百多年后的书，自然都不能真实体现伐蜀战役。索隐认为是战国丞相地位高，战功首归丞相张仪“以仪为秦相，虽错灭蜀，茂通三川，皆归功於相”。可见丞相为何能专权，为何让皇帝忌惮而改用宰相了。只有《史记》和《战国策》接近历史和事实。《史记》详细记载司马错在战前对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就像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他的谋划是古代战略计划的经典范例。当时秦国和蜀国是仇敌，不可能有《华阳国志》送石牛类的演义故事，而且秦国也了解蜀国的道路。秦国和蜀国是前475年开始交往，《史记》六国年表的前475年“蜀人来赂”，前451年秦国就已经控制南郑，越过秦岭占领西部汉中，《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左庶长城南郑”，但是在前387年蜀国攻占秦国的南郑，《史记》六国年表：“蜀取我南郑”所以两国是敌国，谈不上送石牛过秦岭，而且当时战机难得，往往稍纵即逝，雕刻石牛，送到秦岭边都需要时间，也不能保证蜀王那么弱智会相信石牛能下金子，就算相信让人就地看着石牛仅仅把金子送到蜀王那也比送石牛方便，不会耗费巨大地把石牛运去，这都是演义的成分，不是真实的历史。当时需要秦国秘密准备，快速利用巴蜀内战奇袭，也不会慢慢跟着运石牛的蜀人走。司马错反对张仪攻中原，主张伐蜀，首先是要解除秦国南面的威胁，收复南郑和西部汉中。若攻中原时，蜀国从西部汉中北上，楚国从东部汉中北上，都会对秦国造成严重威胁，所以司马错是反对攻中原。正是在司马错主张收复西部汉中再伐蜀的战略基础上，秦国后来才有张仪诈取东部汉中彻底解除南部威胁。秦向中原发展的战略总计划，伐蜀是关键。伐蜀作战是军事家司马错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他评价蜀国内乱，应该乘机先伐蜀，是把握战机的高明谋略。蜀国攻占秦国南郑后，封给蜀王弟弟当封国，就是后来的苴国，但是苴国和蜀国的敌国巴国勾结，造成内战，这对秦国自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收复失地的战机，若是不能把握这次机会，秦国能否统一就很难说了。司马错指挥这次战役仅用一年时间，不仅收复西部汉中，而且灭蜀、灭巴、灭苴平定三国，控制了整个蜀巴地区，自然是利用了当时巴蜀内战的混乱，几乎没有付出多少代价就开疆拓土，收复失地。这么短的时间攻占大片领土，后来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祖孙三代都取得过相近的成就，显然是吸取了司马错把握战机的经验。司马错是战略家和军事家，张仪是外交家，两人才能的侧重点不同，司马错能谋划全局，快速地出奇制胜，这不是外交家能做到的。司马错和张仪都不是秦国本土人，司马错是和随会到秦国的晋人后裔，有尊周的政治态度，认为攻韩国是劫天子恶名也，主张收复异族攻占的失地开疆拓土，反对和中原华夏各国打内战。司马错平巴蜀对中国来说是华夏开疆拓土，平定戎狄扩展中国的领土，对秦国来说是扩展了近一倍的领土，极大增强了国力，为秦朝统一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后世都评价秦国能统一是因为平定了巴蜀控制了上游。司马错谋划战略方针时提出的：“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这话也是古今中外各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准，直到今天仍然对现实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司马错能把握战机，提出一举两得，名利双收的战略，无疑是杰出的战略家。司马错提出的反对攻韩的态度，实际在战国对各国都有借鉴作用：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后来楚国和魏国都没能发展成具有统一力量的国家，主要是因为过多把攻打韩国作为主要方向，既限制了发展的空间，又落下打内战让华夏各国人民反对的恶名。司马错的战略谋划，尊周室中央政府，扩展实力逐渐统一的战略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说：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司马错反对秦攻中央周政府的态度和东汉末荀彧、毛玠提出的尊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方针相仿。在古今都是重视把握战机，这是战略家最重要的素质，这是决定胜败存亡的大事，贻误战机悔恨千古的例子很多。司马错伐蜀的战例和他后来第二次定蜀、取黔中、拔河内、战河东等众多战役比是最有名的一次战役，也是研究司马错军事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