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园惊梦——游记里的苏州值得品读

引言

这是一篇散乱的游记，或者也算不得游记，我去了一个城市的一些地方，观览了一些景色，遇见了一些人，抑或重新认识了一个地方，重新理解了一些故友。对于空间、时间，对于人，又有一些不成系统的观想，我就是想到这些，也因着朋友的邀请，索性就把这些观想记录了下来。

因为要写这篇苏州游记就索引各种资料，我写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喜欢贴着人写，我经常说再合宜得体的时空，如果缺少血肉俱全的人，那一定是冷冰冰的，以至于无所感知亦无所回味。

苏州有很多人，古人、今人，古人是现代人的模范，今人是未来人的模范，我熟悉文震亨、沈复、俞平伯、叶圣陶、顾颉刚，拿来做样本肯定足够。越是了解他们，就越能明白空间在时间变换下的错位和遗存，像是荒凉园林间邻水亭角边的旧时明月，人物俱已作古，尤显得作古的生命在同一地点散发的力量有多么奇绝可贵。这些生命的力量感染着我这个旁观者，使得我踏足的每一处古巷、每一处园子，都成了我自己的生命本身。

游园惊梦

1

明代嘉兴人李日华每年有两次固定出行，一是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李先生必去苏州，二是每年不定期会去杭州，游赏四季时令，或处理各种人际陈碎。明清人远行多走水路，譬如苏州，逢到春色绮丽时，他早上从嘉兴坐船去苏州，中午至杉青闸，下午过王江泾，傍晚至平望、八尺，李日华很可能会在那里过夜，如果不介意当天多走一些水路，就去离苏州更近的吴江，舟停夜宿，第二日一早再往北行驶五十里即到苏州阊门。

我这个21世纪又过去18年的现代人，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从上海跑苏州，只消一张高铁票，计39.5元，路上耗时半小时左右。我设想李日华在他所处的时代，坐船从嘉兴去苏州，目的地固然是姑苏，但耗时一天多的路程，可能也被视作另一种目的。舟行远途，一路的水乡色彩，一定能让诗人在春色入眼后，庆幸自己并未辜负季节的柔软。即便是像郁达夫那样的民国人，也总有机会在深秋去苏州的路上，“探头出去看车窗外的茂茂的原田，青青的草地，和清溪茂舍、丛林旷地”。

但我可能无法实现这种预期了，高铁半个小时的途程，思想还未来得及跳脱出行时的急躁，苏州就到了。这很像这个新时代的某种特征，即牺牲某种美学生活，换取高效率的便捷，当然，我无意贬损高效率对普罗民众的意义，而代之以过去我设想的美学和效率的携手共行，如今我更多无奈于一些早已逝去生活的无可挽回。

无奈之中，亦有侥幸。我自小生活在江浙一带，苏州不是陌生地，但一个人从孩童长到少年，再从少年成为青年，乃至中年，自己原以为熟悉的地方，却又往往不熟悉。每一处地方，都有每一种独有的风景，这些风景皆因生活在那里的每一种鲜明的人物，变得并不仅只是空间的意义，往往更有可让过客回味的共情处。我每成长几岁，痴读几本书，间或听闻与那个地方相关的一则人物故事，一种地方传奇，一首歌谣，一篇短文，使得我每在一个人生阶段，每过那一处地方，那里的风景交杂各种时间、各种空间下的各种人物的故事，总能让我有各种不同的体会。

苏州城一隅，利维摄

2

我晓得苏州人是一种如何“奇怪”的存在，最深刻的印象来自蔡澜的一段文字，他讲，纵使在最困顿年代——寻常日子大约也都过不下去的时候，苏州人还晓得找一个茶杯放一点水，漂一点浮萍在上面，哪怕别无其他娱乐，每天就安坐在窗台下一把沾满油渍的明式玫瑰椅上，看着这个浮萍冒着绿意长大，这是一种可抵消所有困厄苦难——以至于仍能保持优雅的办法，与其说这是办法，不妨说这是一种心态。对于这样的苏州人，这种快意的优雅于当下是否还有遗存，今或不可知。不过，这个说法给我一种旧时代中国人的极美印象，这种印象的最深刻处，在于它和当下中国人急躁心态恰成对比。因此，我每去苏州这样的城市，潜意识里也总设想自己能够找到一些残存的旧时代气息。

这样一种旧时代下的苏州人形象，变成具体人物就是《浮生六记》里的沈复和陈芸。这两个清代人的朦胧故事，温柔了好几代人，它诚恳告白每一个读者，中国人——特别是苏州人，过去曾经这样生活过，他们有着和每个过去人、未来人一样的琐碎烦恼，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但美学生活总在夹缝中顽强成长，以至于枯木成林，这并非对一成不变生活的某种刻意修饰，而纯粹是性情使然，因为各样的美对应着各样情感，各样情感又需各种人为设计的空间滋养出各样的故事。

作家叶兆言笔下的俞平伯是另一种老派的苏州人。据说晚年俞平伯去餐馆吃饭，“譬如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别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刻端到自己面前尽情享用。又譬如抽烟，烟灰与烟缸无关，懒得去掸一下，烟灰不断地落在胸前衣服上。”或许这样的描述，只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苏州名门子弟的形象，因此叶兆言又补充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印象：“有一次请他吃饭，来了几位老先生，都是会吟诗的，吃着喝着便诗性大发，抑扬顿挫朗诵起来。做小辈的轮不到上正桌，俞平伯吃着吃着，突然童心大发，离桌来到我们这帮孙子辈面前，红光满面吟了一首古诗。我只记得怪腔怪调，一句也没懂。”

这种字里行间透露的一种温柔的、婉约的，却又任性的孩子气形象，和沈复、陈芸明明同归一脉，我甚至还记得当初读俞平伯和叶兆言祖父叶圣陶暮年通信时的那种味道。俞、叶皆苏州人，他们的书信集有好几页一直在聊怎么种植牵牛花，期间交杂各种诗词唱和、书画昆曲。两个老头和温柔的前朝人一样，不管是诗书唱和、种花莳草、舞文弄墨，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衣裤袜，大约是同一滋味。仿佛清瘦男人安坐椅上看着白日底下水杯里的浮萍，活出人的味道，挣扎着在狭窄碕仄的生命里，处处安设园林式的通幽曲径。我仍记得前几日深夜，我读俞平伯1956年游苏州日记，那日记我已读过数十遍，再一次阅读还是能被字里行间的平缓柔软所感动，那只能是一个老派的苏州人能够传达给你的——一种生命在时空中吸取历史的积累，使得自身愈发敏感的力量。

旧时苏州城一隅

3

为着春日游园，我跑去了艺圃，车下了吴趋坊，然后就是沿着深巷，东绕西弯的探索。艺圃从明人袁祖庚始建，到如今换过多位园主，较出名的是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以及清初的姜埰、姜实节父子，实则艺圃之主体由此二人固定下来。这个小园子票价十元，随你从早逛到晚，那里我去过多次，游览线路几乎每次不定。园林的诡谲在于，任何文字很难形容你涉足其中的那种奇怪的空间感，亭台、水榭、书斋、回廊、厅堂围绕着湖水展开，各个空间之间又另有巧妙布局，以至于空间之狭小和景观之丰富，可以绝无冲突，明人从宋人山水笔意里学到这种空间布局，导引园林里的人产生各种奇怪的况味，几乎是可以突破时空开展起来的。

这样的苏园几乎处处皆是奇怪地方，处处又皆有时空的变幻与奇妙，你可能觉得你站在一个明式园林里，但倒回去400年，除了那个湖，你不会知道你身处何处，譬如那个水榭，明代的时候，那里是一个露天的广庭，背靠文震孟的世纶堂——如今成了博雅堂，而现在的世纶堂是清末重修的，水榭也是清末盖的，即在道光以前，那里仍是空旷之广庭，水榭后的堂屋，从文震孟的世纶堂到姜埰的念祖堂，再到道光后的博雅堂，变化巨大。我不由设想，倘若有一个延时视频可以包纳500年，空间的变化幻像是惊人的。

这甚至给了我这样一种观感，明人造园大抵还是偏宋人格局的，只是比宋人更懂经营空间的营造，毕竟居所在山林里，和山林在居所里，概念自然不同，而如今我们所见园林之气象，更多是清人给我们的。而在这些让我甚至觉得精致过度的庭院之间，又有多少是后人的复建，这些建筑里，有些是成功的，更多可能是失败的。

沧浪亭，利维摄

4

艺圃的主人曾是文震孟，文家从文徵明开始便擅长欣赏甚至构建林泉之美，到了文震孟这一代，美学继承不但没有断裂，反倒有了新的气象。文震孟的弟弟文震亨，甚至出版了自己关于空间美学的《长物志》，书中凡园林、居所之营造，物之选用摆放，纤悉毕具。

有时你会忍不住将文震亨（1585年生人）和高濂（1573年生人）、李渔（1610年生人）这两个人进行比较，文震亨是苏州人，另两位一个是杭州人，一个是如皋人。他们的著作，你在今天很多讨论文人空间的文章里都见得到引征，逃也逃不掉。对比《长物志》、《遵生八笺》、《闲情偶寄》，能看出文震亨完全不同于高、李二人的气质。

读《长物志》会发现，文震亨总喜欢用二分法或三分法：“这个最好，这个次些，那个则不可用。”他似乎在告诉他的读者：我的品位不可辩驳，你们爱看不看。高濂也有类似倾向，只是你看《遵生八笺》时，会觉得他比文震亨略温和，但总体气质上，李渔能够和文、高二人区分开来。

在指导别人如何生活得更有趣味这个问题上，李渔是偏向实用主义的，他照顾到了多数人的实际情况，他喜欢说：“我觉得这样……这样……最好，但如果你没这个条件，我有其他办法为你改善美学。”李渔甚至为穷人准备了他们可以借鉴的行乐法则，这些言论在文震亨或高濂的书里都不可能见到。作为苏州和杭州的雅士，即便他们二位和李渔一样在科举或仕途上都失败了，但文、高二人更像是一丝不苟的文人，他们家学或许都不浅，但皆不像李渔长于商人家庭，李渔作为一个幕僚、畅销书作家、家庭剧团老板，他的身份一直游离在文人和商人之间，他接触的社会阶层显然比文震亨的苏州圈子要更复杂，所以李渔显然在他的著作里表现出了那种圆滑世故的特点，同时，他也是创造力十足，所以《闲情偶寄》能够被所有阶层找到可供借鉴的地方。

而对于《长物志》，文震亨大概是要为自己高大上的品位建立标准，尽管他所处的时代早已风雨飘摇，但所有这些高濂不曾经历，他的著作比文震亨温和，同时也是大杂烩，《遵生八笺》是精致琐碎的，但又充满了江湖术士的各种奇怪养生心得，似乎高濂只是一个忠实于他所处阶层的收集者和记录者。

艺圃，利维摄

5

我去艺圃那天，天朗气清，入园时恰正午时分，日头正盛，阳光照在稀稀落落的苏州人身上，有些过眼皆幻梦的感觉。那天，有好几对新人在里头拍婚纱照，艺圃见证了不少王朝变迁，但不晓得它见证了多少痴男怨女的往事。那日，我坐响月廊下，对着明式园林里那种借景的漏窗发呆，漏窗后面就是丛丛绿竹，旁边的半亭中有一联：踏月寻诗临碧沼，披裘入画步琼山。我见到旁边有一个穿着浅色丝绸旗袍的老妪，在一旁对着廊前的湖水安坐，立时想到了董桥笔下有个叫萧姨的苏州老人。

她也是一样的穿着，董桥说她“花白的头发梳得丝丝服帖，圆圆的发髻永远插着一枝翡翠发簪，宽宽厚厚油绿得谁也舍不得雕琢，只沿着四围阳刻一道细致花边”。在董桥的笔下，这样的老人正是住在像艺圃的小园子里，她的“深院大宅四周花木万千，像个小植物园。正宅是荷兰洋房，大厅正中挂着颜文樑一幅大油画，画江南水乡人家，浓浓的油彩抹成粗粗的笔调，远观竟成一片迷蒙的雨景，石桥两边的树影、人影都在动，小船过处，滟潋的灯影顿时浮起宋词元曲的娇韵”。

这幅画面的点睛处，是这个苏州女人在这个如艺圃一般的园子里，对着一幅油画微笑着用软软的苏州话对你说：“那小窗里该是小红低唱之处了！”接着，轻轻念出好嗲的苏白道：“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最后，董桥补充道：“……萧姨指着偏厅墙上瘦瘦长长的条幅对我说：‘你看那上面不就题了松陵赵眠云吗？’”

说来奇怪，空间总是因着人产生故事而带有迷人的气息。譬如，苏州人的柔软在我印象里另有一处奇崛的存在。这种奇崛发生在苏州女人身上，是我从苏州人顾颉刚的自述里寻到的。顾颉刚从小由祖母抚育，有两件事情我记忆尤甚：其一，顾五岁的时候（1897年），有一个亲戚来了，家里人买了点心款待，大家坐在客厅里寒暄，顾站在旁边看吃，客人出于好意，就拿了一个饺子递给了他，祖母当时不作声，但等客人走后，祖母关起房门就把他一顿猛打，顾因此说“我从此以后不敢再看人家吃东西”。其二，顾有一次因贪玩借故逃学，一次天下大雨，便不想去，祖母即指着天坚决地说：“就是落铁，也得去。”这两件事情，发生一个特定的家庭，一个特定的女人身上，并不因着它的发生地是苏州，而与地域产生任何关联，但这种印象极其深刻烙刻在一个读者心里，竟不由得和空间产生了交集，我总忍不住设想这样一个画面：

一个幽深的苏州院子里，一个苏州女人站在乌瓦粉墙之间，为着激励他的孙子好学求进，如何用吴侬软语训斥她的孙子。作为某种书生式的符合常理的假设，发生地的其他元素，皆能得到补充，故事发生的主客寒暄的大厅，必是各色苏作家具的陈设，小孩看着下雨而赖学的场景，亦有雨打芭蕉的声音出现。这种对于一个真实事件发生在何种时空的想象，补充了空间里本该惯常延续的美学的另一面，它提供了我另一种活味的思考，仿佛人之成长，不该只有月下花前的憧憬，每一种记忆，每一种幻想，每一种情绪，既皆围绕空间开展，就不能因着我们的偏好而被省略。

旧时苏州女子，苏州老照片收藏家谭金土藏

6

当然，游园之余也不能不去旧书店。古街上的旧书店，旧书当稀缺品卖，价极贵，所以你要绕过那些书店，转道去寻常市井去找。那种可去的书店，特征是店主总喜欢将书当垃圾一样扔地上，聚成一堆，仿佛天冷极了他随时会拿这堆破书当柴木烤火取暖。那日收成极少，只一本《元人杂剧选》，还不是完整的，仅残存一本下册，不过版本很好，这种书店的计价就是按重量算，这本残书卖了五元。我思忖，这类故纸连同周旁的城市仿佛锦灰堆，应也属长物，所谓长物，本乃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旁人视作无用之物，我这类人会当它是宝，世上捡漏的事很少，但我自以为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捡漏于我终归是存在的。那日，另在故纸堆里找到一本施蛰存的《沙上的脚迹》，这书也是极好的，旧书店按重量计3元，只是先前孔夫子上花15元买了，所以，还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复归于故纸堆，等待另一个知识的拾荒者发现它、带回它，营养自己。

此后几日，我又去了位于吴中洞庭东山的朋友家闲住了三两日，这对伉俪一个做竹编，一个做漆器，我就在他们田园一般的新居里，品了很多好茶，吃了很多点心，看了很多器物，说了很多故事。朋友带着我去东山拜访了几个做苏作家具的老师傅，但皆匆匆往来，不曾细谈，也构不成印象，倘若真有一些感想，那就是一个地方总有它酝酿的人的味道，我总忍不住对比东山和其他地方，得出的结论是：苏州城里的人像是水那样活着，而那里的人却更像山那样活着。

东山的风土人情，利维摄

洞庭东山另有一处古村名陆巷，因是明正德时宰相王鏊故里而闻名吴中。陆巷很小，但错落着许多明清古建，其中尤以惠和堂、会老堂叫人印象深刻，会老堂有位英气的女堂主名邢伟英，和我素以姐弟相称，邢姐聪慧且豪爽，以超乎寻常人的精力复修了明人遗址会老堂，使其复入众生之眼。我热爱这样的女人，她也待我如同上宾，每次皆热情好客，让我每次到访，都仿佛回到自己家里一般。我东山的朋友家里有一条野生的太湖鳜鱼，正烦恼找不到人烹饪，便一起带去陆巷的会老堂，找来擅做苏帮菜的名厨齐师傅巧施易牙之术，这让我这个过路人幸运地沾了光，得以吃到了很多鱼鲜。邢姐和会老堂的管家闻风还带着我和朋友，去到附近的碧螺精舍，那里的格局像是宋人园林，亭台楼阁缀于山间，春色无尽，四围皆是绿意。那天下午，又巧遇一对年轻的恋人在附近游春，男子似在布置茶席，女子则一旁吹笛，这样的情境仿佛仙人入世一般，似乎只能在吴中的山里才能遇见。

陆巷的气质和东山不同，亦异于苏州城。倘不细致观察，苏州城和别的城市并无差异，一样的行人，一样的街道，一样的市井，但你仔细端详，苏州城又截然不同，它于各处皆藏着一处又一处的城市山林，你走进去，很容易生出一种奇妙感受，外面是节奏飞快的新世界，而粉墙的里面，却是另一种清幽离奇的旧世界。东山是另一种景象，孤独得可怕，静谧得可怕，却又市井得很，在那里，安于现状的人，心满意足地活着，不安分的人，每天精明地计算着利益得失，却也甘愿任由外来人摆弄当地的局面，似乎那种节奏从晚明至今就从未变过一样。陆巷是第三种景色，居民皆朴直，山和水包围着那个地方，时令是那里的一切，春茶、枇杷、杨梅，他们各按季节的变化布置自己的人生，外面的世界好像也不曾撼动过这种节奏。三个地方的区别，又逊色于它们的共同之处，因为这些苏州人总体上是一致的，他们乐意安静地活出寻常人的味道，吴侬软语之间，哪怕是夹缝里的一点小温柔，也皆是生命的最终注释。

吴中东山陆巷的会老堂，利维摄

东山碧螺精舍，利维摄

7

回去后，我又重新思考了一下园林，大概我更欢喜带些荒凉气氛的园子。此前见过很多园林旧影，那些照片里残存的废园气息，真是吸引住了我，因此，我也得以知晓如今所见园林景致，无非是后人复建的成果，而古人原迹，也早就湮没于各个大时代的动荡之间。这于我，多少是失望的，不管如何，园林总需带点荒凉气，不可精致太过。

书生的幻梦里，废园头顶的月色是极美的，静寂是特有的，亦格外清明，所以古人聪明，他们写鬼故事里的情色，背景皆废园。不知道苏轼记录承天寺夜游时，是不是和我设想的一样，往往那种荒草丛生，夜虫鸣响的地方，与知己或红粉，相与步于中庭，月色照在庭院里像积水般透明，当中有仿佛藻荇交横的竹柏风影，月色因此便能美极。这恐怕也是苏轼在被贬黄州路上夜宿荒寺的体验，荒寺自然是荒凉气十足的，又是夜晚，山风忽起，破窗外又下起雨，这种景象比任何人为巧设的精致都要美丽，因此他如此写下那首《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这是荒寺之美，移植到园林之间，也同样能成就废园之美。不过，我这么想是不是有些鬼气阴森呢？

回想我在吴中那声色茶酒的几天，图景和声音的记忆要胜过文字。总之，当夜色降服一切归于静谧时，竟只想得出两句唐人的古诗随机拼凑的句子：“老梅瘦倚粉墙外，酒瓶今已作花瓶。”如今只想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或是袁枚的《子不语》，沾一沾我喜欢的鬼气，说起来，我从未忘记《聊斋志异》里那则“狐嫁女”给我的美学印象，几个书生一起饮酒，彼此豪赌，一人进入一处废园，以昭显自己胆量之盛，蒲松龄按着书生走进废园的所见轨迹，如此形容废园的景致：“长莎蔽径，蒿艾如麻。时值上弦，幸月色昏黄，门户可辨，摩挲数进，始抵后楼。登月台，光洁可爱，遂止焉。西望月明，惟衔山一线耳。”阴郁是种好东西，和春光搭配，仿佛金圣叹遗言里“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大有火腿滋味”，此处是种病态美，导引生命里的化学反应，使之平庸无常之间多一些调皮花样。

因此，汤显祖《牡丹亭》里那个杜丽娘的惊梦，终归要在园亭的断井颓垣中发生。清代那个著名的吴吴山三妇在合评牡丹亭时，浪漫的闺中妇人要在那句“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旁边做上那句著名的批注：悠悠世上，多是忙过一生，了与韶光无涉，不独锦屏人也。若锦屏人，园亭虽丽，不解赏心乐事，又不如断井颓垣、动人低回也。

艺圃旧影（废园时期）

感谢窄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