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优秀教师
陈林森
一年以前高考的第一天（2017年6月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报道，题目是《40 年高考作文题目，从政治化到个性化生活化》，评述了从恢复高考第一年（1977）开始的40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变迁，指出恢复高考的最初一两年，教育与考试思维仍然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0年代的高考作文命题，政治色彩不断淡化，90年代以后，则更加个性化、生活化。进入新世纪以后，非此即彼的话题也被逐渐抛弃，更多开放式的话题出现在考卷上。这篇报道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高考作文命题的基本走向，高中语文教师似乎也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似乎形势发生了某种逆转。
2018年全国卷高考作文题（全国十省使用）被媒体简称为“世纪宝宝中国梦”，是让本世纪初出生的高三学生在考场上给2035年18岁的“一代人”发文。作文材料将2000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成就”罗列出来，如村村通、天宫一号、北京奥运会等，同时加上小康社会、精准扶贫、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要求学生根据这些材料写一篇文章，将其装进想象的“时光瓶”，给2035年18岁的“一代人”阅读。
这道作文题为什么应该受到抨击呢？
第一，高考作文不应该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不应该直接反映意识形态和政治热点问题。恢复高考40年来，除最初的一两年缓冲期，高考作文向来不直接考时政热点，即不以时政热点作为作文的标题、话题和材料：这已经是高考作文命题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或曰“共识”。从历史来看，高考作文不直接考时政热点问题，是对“文革”前高考作文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泛政治化倾向的拨乱反正。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几年（通称“十七年”），不少（不是所有）高考作文试题有浓厚的政治倾向，自觉地、迅速地体现当年的时政热点，是为了执行当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例如：1958：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的时候；1960：大跃进中的新事物；1961：我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1965：论革命与学习、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在这样强烈的政治文宣色彩之下，学生很难展开想象和联想的翅膀，更不用说表达真情实感了。从1978年开始，全国高考命题逐渐摆脱泛政治化和紧跟政治形势的倾向，逐渐进入开放多元的时代，在命题立意上，由过去关注政治社会热点，发展到关注人本身。40年来，我国的高考作文命题越来越切合学生的实际生活，越来越符合高考作文自身的发展规律，高度开放性的、价值多元的、充满思辨并饱含情感色彩的作文题逐渐占据高考作文命题的主流。然而，今年的高考作文命题，颠覆了这一健康发展的趋势，使高考作文命题的指导思想重新拉回到过去的时代，重新将作文命题绑在“政治”这辆车上。
为什么高考作文不宜直接引入时政热点？这首先是由语文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语文课不等于政治课，时政热点是政治课不可回避的内容，但语文课不应当流于政治灌输和道德说教，这是语文课不能承受之“重”。钱梦龙先生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反对将语文课的地位沦为政治课的附庸。众所周知，文章的立意是灵魂，而作文如果是考时政热点，立意就会受到社会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同时也会接受所提供材料的暗示和影响。清人王夫之说过：意犹帅也。立意是文章的灵魂。一篇文章如果不能自主立意，那么这篇文章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对于2035年，是否一切都如愿景那样美好，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还少吗？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社会稳定问题，……但是有谁敢谈“问题”，敢和主旋律不保持“高度一致”，有谁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这样，就会造成立意的窄化和被动，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就会受到压抑，这对于喜欢“另类思维”的不甘平庸、敢于创新的学生是一种打击。语文学科的作文，其宗旨是检验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不是检验他们的政治思维和对时政素材的把握，应当尽可能让学生写自己生活中的经历和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而不应当用统一的时政要闻去束缚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在考场作文中充当主流媒体的“传声筒”和“代言人”。高考作文所要考察的是考生全方位的语文能力，包括审题、立意、选材、构思、文体，谋篇、表达、技巧等方方面面，但按今年的高考作文试题，除了语言表达能力和书写能力以外，其他的能力几乎都被命题者“预制”了，比如今年高考作文的文体意识也完全被淡化，难以用记叙文或议论文的标准来衡量，如此，通过一篇作文全面考察学生语文能力的任务就难以完成。高考作文考时政热点，是用政治课取代语文课，违背了语文课的学科性质，取消了语文课所需要训练的诸多内容，如审美观，好奇心，想象力，观察力，情感思维，思辨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积累素材和从素材中提炼观点的能力，把握体裁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在这种近乎政治论述题的作文题面前，现在都不需要了，需要的只是重复政治宣传和主流媒体的声音。如此一来，还会派生出一个问题，就是文科生占便宜，理科生吃亏。因为，这些社会热点问题，文科生的政治、历史课，尤其是政治课，已经是他们的学习内容，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更是他们学习内容的重中之重，而理科生早就不上政治课（有的一上高中就分科，有的高一还没结束就分科），让文理两类考生考这样的同一份试卷，这对理科生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就好比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作为高考作文的材料对文科生不利一样）。高考作文不直接考时政热点，并不意味着考生在考场作文中也不能涉及这些热点问题，作为记叙文中的素材和议论文中的例证，考生都可以涉足，但这应当是自然贴切地使用和引用，是他们自主选材和立意的结果，而不是事先给作文贴上社会政治的标签，不是给他们的考试作文规定统一的话题、材料、立意甚至关键词，从而放弃考生自己的思考。
第二，作为语文教学最权威的“指挥棒”，高考作文考社会时政热点，很容易造成猜题、押题的风气，也容易造成作文题目或题材与既有的模拟考试作文试题以及相关试题撞车。今年语文高考甫一结束，就在网上纷纷曝出某某学校、某某老师押中了今年高考作文题的消息。据浔阳晚报报道，九江两名老师就押中了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山东齐鲁晚报也有类似的报道（山东今年也采用全国统一命题）。不仅是全国卷，其他几道贴近政治的作文题，如浙江省表现“浙江精神”的作文题也被人押中。历史告诉我们，“文革”前的高考作文试题往往是紧跟形势的政治性题目，就经常被人“押中”。如果高考作文试题很容易或经常被人押中，这样的考试还有什么意义呢？道理很简单，不但各校高三语文教师会关注包括时政要闻在内的社会热点问题，不管他们是作为猜题押题的法宝，还是仅提供写作素材给学生参考，都可能为一部分学生提供考前的准备，一旦高考作文果然考这类时政热点问题，就会使这部分考生不是依靠发挥考场中的审题、选材等的能力，而是是否具有某种幸运，这就给心存侥幸甚至投机取巧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各类写作辅导书刊也往往会在时政热点问题上大做文章，抢占商机，结果就会出现高考命题人与书商之间的博弈，也就极易造成各类合法与非法的教辅读物的泛滥成灾。反押题本应是高考命题的“基本原则”，但是高考作文热衷于考时政热点，其结果就很可能使语文高考成为角逐押题能力的一场极不严肃的游戏。
第三，高考作文直接考时政热点问题，还会导致考场作文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因为至少在立意和题材上不能做到“百花齐放”，高考阅卷老师面对的很可能是众口一词的“政治正确”的假大空话，缺乏个性，也缺乏鲜活的事例，这些作文大同小异，难分轩轾，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考生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作文评分将难以拉开距离，用统计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方差”太小，这就违背了高考选拔人才的重要使命。这种命题还具有一种惯性，如果未来三五年都沿袭这一命题风格，那么高中语文老师，就用不着教学生写好记叙文，写好议论文，用不着教学生如何审题，如何立意，如何选材，如何思辨，因为这一切都用不上了，只要把时政和社会热点背熟就行了，只要教学生天天收看新闻联播，天天读人民日报（以及其他党报），天天背政治资料就行了。对于勤勤恳恳在一线进行教学的高中语文老师，出这样的题目是对他们的羞辱，有人说是把优秀教师推入火坑。因为你在平时课堂上呕心沥血地讲许多关乎文学和写作的知识、技巧，费尽心机地给学生进行写作指导和作文讲评，许多人可能以“高考无用”来抵制你，或者说听了也不起作用。试想一下，今年这样的试题，考生将作文材料中七八个时政热点问题，每一个问题写一段话，再加上体现“正能量”的套话，学生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千姿百态的真实情感以及部分学生按捺不住的才华还有可能产生和表现出来吗？
第四，今年的高考作文命题的设计严重脱离考生实际。命题人或许是为了掩饰题目过于严肃和正统的色彩，给命题材料加上一个关于“时光瓶”的浪漫想象，要求考生在今天写下一篇文章，把这篇文章装进“时光瓶”，留待17年后的18岁的年轻人（正好是2035年的高考学子）阅读，未免显得矫情。
时光瓶（也叫时光胶囊）的创意来自美国演员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电影《先知》，剧情发生在1959年，为庆祝一所小学新成立而举行奠基仪式，一群小学生将自己的绘画作品封藏在时间胶囊里并深埋在基石之下。其中一名神秘的女学生在她的绘纸上填写了数排无规则的数字。50年后，一批新时代的学生从石头里挖出并开启了时光胶囊，之前那名女学生留下的神秘数字被一男孩拿到，碰巧的是，那些编码信息竟毫厘不差地预言了过去50年里每个重大灾难所发生的日期、死亡人数等相关数字。电影的结局是地球毁灭以及人类在外星人的帮助下逃离灾难。命题人把严肃的中国时政话题装进如此神秘的时光胶囊，却又把时光瓶开启的时间节点设计为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那一年，如此就十分圆满地迎合了“歌功颂德”的主题。问题是，像这样具有神话色彩的时光瓶，将来开启的时间和人物是现在的人能够“指定”的吗？如果说时光瓶被17年后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发现和开启，是有可能的，怎么可能被那一年符合某一个年龄（即同一年出生）的所有人找到呢？此外，同一年出生的所有人，怎么能称为“一代人”呢？按年龄推算，文章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年龄差为17岁，这差不多是两代人的关系，那么现在的考生如何称呼未来的下一代人呢？考生究竟是用同龄人的身份还是用长辈的口吻来说话呢？（让现在18岁左右的高三学生用长辈的语气说话这不是很“矫情”吗？）如果是书信，就有确定的读者，如果不是书信，而是文章，作者怎么可能规定它的读者是谁呢？“18岁的一代人”，可不可以有外国人，可不可以有港澳台同胞，这篇文章，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为主，还要着重与比自己小17岁的人沟通为主呢？考生如果抒发自己对“国家”的认识和对祖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自豪感，那又为什么一定要与陌生的、现在还处在“襁褓”之中的下一代沟通呢？如果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歌颂“新时代”，那么这与把文章写给2035年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江西省今年高考作文阅卷评分标准规定，高考作文必须同时扣住“我”“国”“他”三个方面，否则只能得到42分以下的分数，那么有多少考生会得到平均分以下的分数？其实命题设计完全没有必要把文章装进“时光瓶”，如果这篇文章可以并且只能给命题者所设想的读者阅读，那就只需要将这篇文章交给这些读者的父母（因为这些小孩已经出生，今年刚好一岁，是不难找到的），嘱咐这些家长到小孩成长到18岁给他（她）阅读，这不比装进“时光瓶”更加靠谱吗？作文命题不是不可以运用幻想、童话、寓言的形式，但也应当是现实的反映（如2001年全国卷关于“诚信”的话题作文，就是一则寓言故事，但其寓意却是现实的反映，那就是有人在现实中为了金钱、荣誉等而抛弃了诚信），然而把自己的一篇文章放在“时光瓶”里让17年以后的18岁的人阅读，这种想象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吗？命题者在现实与穿越之间摇摆不定，把一道作文题设计得如此天方夜谭，明知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政治正确”，你又如何保证考生诚实作文，在文章中不会离开自己的真实认识而高喊政治口号，写出主流媒体天天讲过的大话套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