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甲午战争之后，就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而仔细研究起来，在20世纪初日本也曾经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从而产生“协调外交”的思想。其核心就是由原有的军事侵略中国大陆“帝国殖民”为核心，转变为列强协调，特别是针对美国，采取“在本国特殊利益不受侵害”的基础上“对美友好”的政策，然而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这一过程，在币原喜重郎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币原喜重郎（上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外务次官，战后任美国大使。后来，在 1924 年至 1927 年、1929 年至 1931 年的五余年间，任外务大臣一职，指导日本的外交。以华盛顿会议（1921 年～1922 年）为契机，币原喜重郎乃至日本整体外交呈现出了追求新理念的面貌。“华盛顿体制”也由此成为日本前进道路上的指向标。
华盛顿海军会议之前，日本的有识之士实际已经明白通过军备竞赛、造舰竞争，是一条死胡同。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期，寺内内阁甚至提倡制定“建立日美永久且稳固的友好关系”的方针，这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日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鉴于美国的财力优势，日本政府甚至希望由日、美资本家们共同出资来开发中国市场。相反日本想要对抗美国的造舰计划就必须倾注很大财力。1917 年，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坚决支持对美战争论，到了1921年他主张回避对美战争论，因为他承认：没钱就不能战争。但是，因为日本只有从美国才能够筹措到大量资金，所以“日美战争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币原喜重郎在华盛顿会议中说道：“现在，破坏国民福祉，有害于国际和平的海军军备竞争已成为过去式。”1924 年，就任外务大臣后，他宣言道：“如今，权谋术数的政略乃至侵略政策的时代已经完全结束了，外交在正义和平的道路上前进。”在币原喜重郎身上，我们看到日本出现了与“世界大趋势”的浪潮统一步调，舍弃排他、侵略的政策，试图开始制定本着和平、正义的精神，以“符合国际间的亲善”为基础的外交方针。
然而币原喜重郎的政策，却在当时收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制约和攻击。在日本国内，军部的榆木疙瘩首先就蹦出来。例如，陆军中将松井库之助在其 1924 年所著的《护国要论国民军事学》中讲到：“鼓吹世界主义，夸大博爱人道，屡次努力抑制爱国心……这些辞藻华丽至极。然而，这只不过是学术理论上的空想、外交上的措辞而已……如果弱小的国家采用这一学说的话，反而必定会因此而招致不可预测的祸端。”1931年1月，佐多弘治郎在“实现科学的满蒙对策”的演讲中，提到“和平主义思想终归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的说法，并多次对币原喜重郎所采取的和平外交原则不断进行抨击和指责。
而在国外，币原喜重郎的政策也并没有引发良好的回应。例如币原喜重郎就任外务大臣时，美国议会通过了《排日移民法案》。然而币原喜重郎处于维护日美经济关系的考虑，不但对此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而且还在伦敦裁军会议上主张对美让步。这都给他带来了被攻击的“口实”。另外，币原喜重郎对中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想要扩大日本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从而实现中国市场日本利益最大化。但中国此时正处于政治混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根本无法实现日本贸易投资扩张的目标。
相对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美日之间的经贸往来更加重要。但此时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在大萧条的刺激下，美国通过了斯姆特-霍利法案。根据这项法案，进口商品的税率平均从40%升至48%，3200种外国商品（占总数60%）的关税上涨。这给币原喜重郎所推崇的国际协调主义一个极其响亮的耳光。币原喜重郎的外交，在所有人的眼中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剩下来的就是准备战争而已。
最后虽然2次担任外务大臣，却最终由于九一八事变而下台。币原喜重郎以雄心勃勃的“币原外交”登场，最后也以“软弱外交”而收场。币原喜重郎再次走上政坛，则是14年后的1945年。日本在付出军队伤亡220万，平民伤亡100万的基础上，在美军军事占领的阴影下，重新走上了一条新路。现在日本正在重新考虑修改宪法、加强武装、国家正常化，这对于日本来说，到底是一条新路还是老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