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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中国江河湖沼的地貌形态和水温状况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 研究表明黄河下游在3000多年的时间内决口达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在先秦时期，黄河主要在今天津附近进入渤海，为北流时期；在汉唐时期，黄河主流在进山东入渤海，为东流时期；南宋至清咸丰五年，黄河夺淮从今江苏入黄海，为南流时期；清咸丰五年以后黄河恢复了东流，结束了700多年黄河由淮河入海的历史。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湖沼比现在多得多，但历史时期多数湖沼是由大变小，乃至淤灭，如圃田泽、孟渚泽、菏泽、雷夏泽、巨野泽、大陆泽等。但随着黄河的改道，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湖泊，如南四湖、洪泽湖等。 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河湖演变既有自然地貌、地质、气候因素的制约，也有认为的作用。总的来说，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日趋干燥，是地表水总体减少时一个重要原因，而人类无节制地用水加重了水资源的缺乏，黄河断流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历史时期长江的河湖地貌变化也很大，其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变化最明显，影响甚大。古代的云梦是指包括今湖北东南大部分的狩猎区，而云梦泽只是其中的湖沼地貌部分，占据着今江汉平原大部分地区。唐宋时期荆江统一河床形成后，云梦泽瓦解。由于各种原因使荆江河道的河曲高度发育，使得洪水灾害的频率更高和强度更大。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湖泊变化显著，一方面洞庭湖从新石器时代的平原景观演变成为明代“方八九百里”的大湖，而鄱阳湖则是从新世中期的古彭蠡泽演变成为今日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从近5000年来中国主要江河水温便前来看，总的趋势是江河径流量普遍减小，水位变幅增大，这既表现在黄河及其支流上，也表现在长江的一些支流上。同时，西北内陆的塔里木河等一些河流总的来看是流程缩短，河道不断摆动以至断流，湖泊也因此多缩小而干涸消失。造成这种现象既有自然内部变化的不可回归和不可逆转的因素，也有人类不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原因。 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4000年中，黄河下游有两个泛流区(徐福龄，1996)： 1)从“禹王故道”到唐宋时期的河道，均在华北平原摆动，注入渤海，约有3000多年； 2)1128—1855年，黄河河道在黄淮平原摆动，注入黄海，约有700多年。据统计，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溢达1590次，称作“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对于黄河下游地区在历史上究竟发生过多少次大的改道，说法不一。胡渭在《禹贡锥指》中指出，自大禹到明代，黄河共发生5次大的改道；刘鹗在《历代黄河变迁图考中的黄河变迁图里绘出了6次大的改道。《邓子恢文集》中认为，黄河下游河道在3000多年中发生重要改道26次，其中大的改道9次。叶青超(1990)提出，黄河下游共发生7次大的改道。 河道变迁的原因 在历史时期，黄河决口改道频繁，各流路的年限长短不一。对于这一现象，以徐福龄(1996)提出的5次大改道为基本脉络(图1)，主要从地质学角度来分析黄河下游河道迁徙的原因。根据地质作用分析，有史记载以来，黄河各大流路自然迁徙基本上是由北向南滚动的(戴英生，1996)。5次大的改道分别为： ①禹王故道(图1中的流路编号，下同)。大禹治河后形成的这一流路，流经饶阳地区，经河北平原北部至天津一带人海。由于沿途湖盆众多、容沙空间广阔，因此行水年限达1000多年。 ②西汉流路。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从宿胥口(今淇河、卫河合流处)袭夺漯川河道，经黄骅一带人海。这是有史记载以来的第1次大改道，形成了一条比禹王故道后期河道长度大为缩短的流路，在并无大的工程治理条件下行水600多年。 ③东汉流路。西汉、东汉之交(11年)，黄河在魏郡(今南濮阳市西)决口后进入济阳地区形成的一条流路，也称为古利津流路。黄河第2次大改道形成的古利津流路，与前两条流路非常相似，均流经地壳沉降幅度大、湖泊众多、适于大河行水的地区。 ④北宋流路。1048年，黄河从商胡(今河南濮阳境)决口后向北迁徙，形成第3次大改道。黄河流经今馆陶、临清、景县等地区，于天津以南人海，宋代称为“北流”。宋仁宗嘉祜五年(1060年)，黄河在魏郡以东分出1条支流，经高唐、乐陵至无棣人海，宋代称为“东流”。由于先是双流并行，后又复归北流，因此这一时期为河流行水混乱、溃决频繁的时代。 ⑤明清流路。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人为决口于李固渡(今河南省滑县境)，向南迁徙至徐淮流路，形成第4次大改道。这次改道后，黄河进入了一个地质作用非常不利于大河行水的时期。 ⑥现行流路。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决口，向北迁移进入黄骅地区后又继续东流，穿越泰山隆起的西北侧进入济阳地区，然后从利津经由东营流人渤海。第5次大改道形成的现今利津流路，终于成为排列于华北平原最南侧的一条河流，与古利津流路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黄河历代主要入海流路图1 河道变迁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关系 作为一条多沙河流，黄河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经常改道，灾害频繁。中华民族正是在抗御与适应自然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灾害性影响的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方修琦等，2004)，历代每个正常运行的统治集团都将“河防”列为当朝要务，与河事相关的漕运、灌溉等水利事业亦渐次兴起，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例如，大禹治水后千年无河患，奠定了华夏民族兴起与发展的基础；汉代王景将黄河流路基本稳定在利津一带人海近千年之久，创造了“禹王故道”之后流路稳定时问最长的记录，使中华大地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多元文化激荡时期，终至推出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隋唐文化。黄河在客观上以生命的源泉和动力推进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历史上的政治清明时期或处于上升阶段的政治集团，往往能做到选贤任能，充分发挥治河领袖人物的才干，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黄河大治和长期稳定。而社会大动荡时代的黄河失治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当前黄河面临的问题 与古流路相比，黄河下游的现行流路比较年轻(徐福龄，1996)。由于这条新流路与古利津流路近于平行，因此适于行水。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黄河也开始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入海流路治理与近代黄河三角洲开发 黄河现今行水的利津流路与汉唐时期的古利津流路均流经地壳沉降幅度较大的济阳地区古近纪的断陷活动使这一地区成为大面积汇水区。从地质条件看，该地区非常有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人海流路。然而，黄河口的频繁摆动不断将三角洲海岸线向渤海推进，仅百余年时间就冲积形成了总面积约6000km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在此期间，每条流路在不断延长中促使河道比降向平缓过渡，从而加重了溯源堆积的过程。为保障黄河行水畅顺和区域经济的稳步发展，治河部门自1949年后对人海流路先后实施了3次人工改道工程：1953年，由甜水沟改走神仙沟流路；1964年，由神仙沟改走刁口河流路；1976年，由刁口河改走现行的清水沟流路。同时，相应向下游延续防洪堤坝，形成了完善的人海流路防洪工程体系。一系列有计划的黄河人海流路治理工程，促进了胜利油田的开发和东营市的诞生。对山东省、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黄河径流量减小问题 1949年后，黄河下游流路大摆动带来的劫难得以根除。但是，大规模治黄工程的长期累积和水资源的巨量耗费，在使黄河下游洪水发生机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却导致黄河逐步走向了径流量减小以至断流的困境。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从2O世纪5O年代的21．4％猛增到本世纪初的84．2％，远远超出国际上公认的40％的警戒线。作为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北方河流，黄河以双倍于世界河流警戒用水量的开发利用率支撑了国民经济发展，而本身则已逐渐演变为一条基本上处于驯服状态、甚至在枯水时段内仅仅是潺涯人海的弱势细流。黄河这一由盛而枯的历史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支撑能力的降低。1991—2o0O年，利津断面实测年径流量平均为120亿m比2O世纪5O年代平均减少360亿m，造成黄河下游频繁断流或缺水、两岸滩区及三角洲湿地萎缩、近海生物多样性受损。黄河径流量逐年递减所带来的影响，早已引起社会各界及相关部门的密切关注与思考。1998年元月，163位院士曾在呼吁书上郑重地签名，号召 “行动起来，拯救黄河”。在这一新的形势下，黄河治理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及时调整传统治黄思路，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确保黄河能够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可持续支持、最终实现人与黄河和谐相处的新理念。确保黄河生命的维系之道，除了需要在社会生产领域实行节水、节能、降耗、减排，并制定各种方略和措施为黄河增水之外，滋养黄河生命的温床还在于维护黄河源头及其流域的河流湿地生态系统。因此，通过强化各种工程措施，坚持黄河人海流路的长期稳定，也是维系黄河健康生命的重要一环。只有保障黄河流域自然支撑能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平衡发展，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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