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朝山东说的田野考古证据问题

东夷人士99999 201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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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史研究在学界一直比较受关注，争论也最多，对于夏王朝的故国位置研究，也是说法不一，主要有山西说、河南说、山东说，笔者曾根据古籍中的相关的夏代资料对其中的地名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王国维、杨向奎等人说夏朝起源东方说正确，赞同杨向奎先生所言“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盖与东夷交错相处”的观点和程德祺先生的“夏为东夷说”，[1]认为夏朝的时候没有“夷”、“夏”之分，“夷”就是“人”，是夏代对方国的一种统称，就象商代称“方”、周代称“国”一样，夏人本来就是起源于山东的氏族，夏朝是以山东为中心渐及其周边地区的诸多方国联盟式朝代，商代所谓的“人方”和周代所谓的“东夷”都是夏朝故国的遗民，[2]并认为夏朝故国的疆域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冀南、豫东）以及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3]这些观点都是20多年前提出的，直到现在笔者仍然坚持。

对于夏朝在山东之说有不少朋友表示不同意，比如以前就有朋友说我是“地域情结”，意思就是我是山东人，就想把夏朝往山东拉。其实，在学术研究上，我很鄙视所谓的“地域情结”，我说夏朝本在山东和这个所谓“情结”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看到前辈们的研究中，夏朝东方说、山东说的根据最为充分，也最为合理，此说可以使一些与夏史相关的问题都得到十分合理的解释。

看看诸多前辈对于一些夏史地名的考证就可以明白，与夏人有关的地方大部分都在东方，而且和东夷交叉，这也是程德祺先生能提出“夏为东夷说”的主要原因，我的一些研究也就是在这些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做了拓展，修修补补，并非是我的“新发明”。

这里面反对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说“夏朝山东说”没有田野考古证据，比如网友老闷老了在9月26日微博中评论拙文《再论卜辞“土方”与夏人的相关问题》一文时说：

“夏在山东是博主一直坚持的，旁征博引，用力透纸，惜之无有田野证据，认同者寡。”

首先说，夏代是个传说中的朝代，既然是传说中的朝代，研究它就应该以传说的史料为主体，辅以实际地理、考古方面的认证，但考古方面的认证固然重要，却不是关键，因为众所周知，史料记载的东西不可能全部得到田野考古上的支持，同样，田野考古中发现的东西也未必能在史料中找到相关的记载，如果研究历史，尤其是传说中的历史，必须要求有田野考古的支持，那就有点苛求太过，而其有点走偏了。有些人喜欢把一些史前遗址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相联系、相比附，比如说某遗址是伏羲的都城，某遗址是炎帝的都城，某遗址是黄帝的都城，某遗址是帝尧的都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和梦呓没有什么两样，很多时候都是钱闹的，和学术无关（我知道很多人读到这里会向我扔砖头和臭鸡蛋）。

其次，关于夏朝的田野考古问题是很让人纠结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能直接证明一个朝代存在的证据就是文字，比如殷墟的甲骨文，它铁一般地证明了殷商的存在，但是夏朝呢，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夏朝有文字的证据，虽然有些人拿一些陶文符号或后人伪造的所谓“夏代文字”来说事儿，那毕竟没有多少说服力，更不能证明夏朝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就是发现了真正的夏王朝遗址，也无法坐实它就是夏王朝遗址。

现在学界基本公认的夏王朝遗址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被认为“是桀都斟寻”，而实际情况是，它的年代相当于夏朝的时代，可是不是真的夏王朝的都城遗址根本就无所证实，《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一书中说得比较明确了：

“徐旭生当年调查之后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整个考古学界都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商汤都邑，即所谓西亳。1978年邹衡先生创立‘郑亳说’，否定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说，提出夏都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偃师商城发现以后，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进一步分化，偃师商城为汤都的意见渐占上风，二里头遗址是夏都的观点更为加强。目前，二里头‘西亳说’声音几近消失。”[4]

这里先不说哪个说法正确，仅就看法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因为二里头没有文字资料的佐证，大家的看法可以有很多种，只要大致时代不错，都能说得通。商汤建立商王朝之前的所谓“先商时代”其实也就是夏朝的时代，说这里是商都或夏都都有可能，说是其它是夏朝时期某个方国的都邑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你都没有坚实的证据（文字）来佐证，而这种分歧在殷墟上就不存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夏朝山西说、河南说、山东说或任何其它说法有“田野考古证据”，是根本不可能让人信服的，充其量只能说这里有相当于夏朝时期的方国遗址，却不能坐实说它就是夏朝都城的遗址或任何一个夏代的某方国的都城，大家在“田野考古证据”上的证据对等，没有谁有谁无、谁更多谁更少的问题。

这里主要想说说山东地区是否有相当于夏朝时期的遗址问题，即相当于夏朝时期的“田野考古证据”，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想说的问题。

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非常多，考古学界一般称为“海岱文化区”，张学海先生指出，海岱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自1928年在历城（现章丘）县龙山镇发现城子崖遗址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考古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

“迄今已发现登记了成万处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发现了沂源猿人、新泰智人、‘沂沭旧石器文化’、‘沂沭细石器文化’、北辛文化与前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等古人类化石与考古新文化；大大深化了对山东龙山文化的认识；初步了解到山东商代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从而使我国东部地区的古文化发展史和远古、上古史的面貌，逐渐明朗化；证明海岱地区几十万年以来就是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大约在距今万年左右，开始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并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考古文化区——海岱文化区。”[5]

张之恒先生说：

“现今的山东省的鲁中、南山地区和鲁东丘陵地区历史上被称为海岱文化区。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或称山东龙山文化。海岱文化区，继龙山文化发展起来的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遗存已出现青铜器，已进入青铜器时代。”[6]

可见，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脉络清晰，遗存丰富，遗址的数量极多。在这些史前文化中，与夏朝年代有关联的是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

龙山文化的年代，说法也不尽相同。严文明先生说：

“假如历史学家们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所推定的夏朝年代（约为公元前1562-前2033年）大体可信，那么龙山时代诸文化正好都在夏朝以前，相当于古史传说中唐尧虞舜的时代。”[7]

李伊萍先生则认为：

“散布于各个文化中的龙山文化陶器，进一步证实根据C14数据所推定的年代范围的可信度，龙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到夏朝纪年。”[8]

这两种看法，都可以说与夏有关，因为根据古史传说，夏是继承了有虞的天下的，夏是唐、虞的继承与发展，他们的活动区域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其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

龙山文化的继承和延续是岳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史承袭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它的去向是岳石文化”。[9]岳石文化的时代，严文明先生说：

“（岳石文化）由碳14测定并经达曼表校正所获得的真实年代是公元前1890至前1670年之间，或公元前十九世纪至前十七世纪，正好落在夏纪年的范围之内。既然岳石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夏，分布又与当时夷人的活动范围基本相合，在这个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发现别的考古学文化，那么说岳石文化就是夏代夷人的文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0]

张之恒先生说：

“岳石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其文化时代和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相当。岳石文化的年代均在古史传说中的夏代范围以内，这和通过地层关系所确定的相对年代和通过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都表明，它是夏代至早商时期生活在现今山东境内和苏北的淮北地区的古代部族所创造的一种古文化。”[11]

而方辉先生认为岳石文化“其上限不会早于公元前1800年，下限则不晚于公元前1450年，延续了350年左右的时间。”[12]

总之它的大体时代范围和夏代重合。张之恒先生指出“岳石文化的分布地域主要是胶东、鲁中、鲁南和苏北的淮北地区，大体和典型的龙山文化分布地域一致，”[13]严文明先生就说“我们推测这种文化的居民应是夏代前后的夷人。”[14]这个说法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上面说过，夷人很有可能就是夏人，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之高。

好了，写了这么多，大家大概可以了解，山东地区的田野考古十分发达，其中与夏代的有关的是龙山文化末期和整个岳石文化时期，这个时期总体情况，大家可以参看张学海先生的《龙山文化》和方辉先生的《岳石文化》两本书，我这里也不再多说。所以，要说山东地区的夏史没有田野考古证据，是不了解山东地区的海岱文化考古成果了。

但是，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我可能会拿龙山、岳石的文化来和夏文化相印证，因为它们的时代相同，文化具有共性，但我不会说哪个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虽然它有可能是夏代的都城，除非有很坚实的文献和文字证据，否则最多也就象二里头那样是个揣测。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以景阳冈遗址为中心的大型龙山文化聚落群，张学海先生认为是有虞氏、有鬲氏为代表的文化。同时认为曹县的春墓岗遗址是“有莘之虚”，曹县境内的大部分龙山文化遗址是该国（有莘）的遗存，[15]等等。至于与夏朝的关系，他说：

“在考古界确认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的同时，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也一直存在，至今为古史界的一些学者所信从。考古界以杜在忠的《关于夏代早期活动的初步探析》、《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为代表。他在前文提出夏代早期的斟灌、斟寻在胶莱平原西部地区，在后文认为二里头文化有许多文化因素源于泰山周围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该文化系统的族属在野蛮时代后起是由夷、夏各氏族、部落共同融合成的‘夷夏部族’。他‘认为太康失邦不是由于外族入侵，而是夷夏部族内部东夷部落首领与之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这一历时几十年之久的混乱也是在泰山周围展开的’。他说：‘传说中的尧、舜、禹、皋陶直至夏代少康中兴以前的这一段历史，正式在这一地域（按指黄河下游）和这一背景（指治理洪水）下发生的。这是我国古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期，即由军事民主制度发展为早期国家的时期，部族也正是在这一历时阶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章认为少康中兴以前，夏人作为‘夷夏部族’的重要构成部分，居于泰山周围，羿、浞代夏是‘夷夏部族’的内乱，少康时才沿黄河古道上溯至豫西和先去的一支会合，在那里重整政治，振兴经济。这一观点可视为对早年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的发展，对有些研究山东古史者有一定影响。”[16]

这些看法，显然都是在对古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又结合田野考古成果的推断得出的结论（杜先生说中，言“少康时才沿黄河古道上溯至豫西和先去的一支会合”这个说法笔者不赞同，豫西与夏人的活动区域基本无关），古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可相互印证，算是将史传与考古结合的尝试，但很难看做是定论。

从清代王国维以降，夏人居于东方说一直不绝如缕，近现代随着海岱地区考古学的发展，夏人本居于东方的线条越来越明晰，所以一批学者如沈长云、温玉春、张进良、景以恩、侯仰军等先生用古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结合研究，直接认为夏氏族起于东方或起源于山东，[17]说明夏人起源东方说或山东说并非“无有田野证据，认同者寡”，而是有很多学者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认识到了这个说法的合理性。

正确解读文献记载是第一步，也是基础，如果基础错了，那么再多的田野考古成果都无法正确比附，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斟寻，《古本竹书纪年》说它曾是太康、羿、桀的都城，晋代以前的说法就是在山东潍坊的斟县，没有什么异辞，而现在学者根据晋代臣瓒发明的“新说”，认为周代的鄩邑是斟寻，因此把偃师二里头明确地说成是“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都城”，但是他们忽略了郦道元等人否定的声音，这些问题笔者在《“夏居河南说”之文献考辨——兼说二里头文化非夏文化》一文中做了详细的辨析，[18]这里不再赘述。

另外还有一个“羿”，他在古书里称为“夷羿”，他是东夷人，曾经“因夏民而代夏政”，但是我横竖想不通东夷的势力什么时候跑到了伊洛地区，因为直到周代，伊洛地区还被视为西戎的活动区域，称为“伊洛之戎”，那么东夷的羿怎么跑到西戎的地盘上去因夏民而代夏政？如果夷羿作都于此，他到底该是“夷羿”还是“戎羿”？谋杀羿的浞是寒国（潍坊寒亭）人，故称“寒浞”，自然也是东夷，他怎么又跑到西戎去谋杀羿？这种不加文献分析就胡乱认定的做法是非常草率甚至是荒唐的，可以说不是把问题越弄越明白，而是把一些本来很明白的问题越弄越糊涂、越弄越混乱。

“夏代文化”和“夏文化”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夏商时期的所谓“朝代”，和后来的观念有所不同，虞夏商时期，还是一个方国部落联盟制的时期，很多方国组成一个联盟，共尊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为盟主，这个盟主方国的首领就是这个联盟的王，后人就用这个方国的名称称“某朝”，如夏朝、商朝。所以，“夏代文化”是个广义的概念，是相当于夏朝时期的所有方国的文化，它存在于夏朝方国联盟势力所到达的任何地区；“夏文化”则是个狭义的概念，是夏这个方国创造的文化，它只能存在于夏人活动的地域中，其代表应该是夏的都城，当然也可以看做是“夏代文化”的中心，但笔者敢断言，夏朝的时候夏人本身向西的活动范围就是在泰山周围，没有超出豫东和鲁西的交界地区，更不会到达伊洛地区。

由于各个方国的风俗不同，它们的文化自然也会有共性也有差异，王克林先生说：

“正因为夏代是以各地区由若干氏族或部族所组成的区域性联盟的奴隶制国家，其国家政权远非是统一的，那么表现在文化上也远非是一统的。因为在夏王朝所统治的区域内，各同盟氏族部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不尽相同，必然会导致他们生产、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差异，从而反应在物质文化上，其文化因素也就自然有所差别而具有不同的特性。”[19]

所以，“夏文化”与夏代其他方国的文化肯定会存在不少的差异。但是现在很多人故意混淆这两个概念，不考察文献中所记载的夏人活动地域和范围，不管在什么地方挖出个相当于夏代的遗址就说这是夏王朝都城，这都是很奇怪的，这个能有多少说服力呢？谁能确定它不是夏代的某个方国的城邑？

所以，笔者的看法就比较明确：研究传说中的古史，首先要对传说的文献资料进行正确解读，这个是基础，然后才可与田野考古相印证；如果文献资料解读错误，再去依靠田野考古做支撑强行建立，那必定是谬误，把二里头确定为夏都斟寻就是因为解读文献错误而产生的一个绝大谬误，是不可靠的。我这样说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但我仍然坚持，因为二里头是夏都这个观点已经使夏史研究走入一个无法扭转的误区了。

最后要说明，本文只是一篇随手写写的博文，不是什么正式论文，可不免又“旁征博引”一番，这是习惯问题，同时也是想让阅读的各位知道，我说的这些都有所根据，而不是在靠什么“地域情结”和随便开脑洞做学问。

[1] 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61-79页；杨向奎：《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程德祺：《夏为东夷说略》，《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3期。

[2] 王宁：《夷夏关系新论》，《东岳论丛》1994年第6期。

[3] 王宁：《夏国疆域新证》，《枣庄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4] 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序言》，科学出版社2005年，ii-iii页。

[5] 张学海：《海岱考古（第一辑）前言》，《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1页。

[6]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7页。

[7]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8] 李伊萍：《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导言》，科学出版社2005年，ix页。

[9] 赵清：《关于龙山文化的考古学思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

[10] 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社年1985年，171页。

[11]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58页。

[12] 方辉：《岳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考古》1998年第4期。

[13]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156页。

[14]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15] 张学海：《从考古发现谈鲁西南地区古史传说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16] 张学海：《龙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176-177页。

[17] 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温玉春、张进良：《夏氏族起于山东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景以恩：《炎黄虞夏根在海岱新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侯仰军：《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 ——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沈长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