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之一。其疆域主要在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是中国古代越系民族的一支。战国初期，滇国已经形成。战国末至西汉中期，是滇国最繁荣的时期。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建议开辟由西南地区从身毒（印度）到大夏的道路。古滇国没有自己的文字，关于云南及古滇国的最早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当时云南以滇池区域为中心是滇国统辖区，其东部为夜郎国，北部有邛都国，西部是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昆明国。西汉王朝几次派使臣探求身毒之道，都因云南西部昆明国的阻拦而未能成行。于是在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先征服了两广的南越，又灭夜郎与邛都，最后于公元109年发兵并降服了滇国，建立了益州郡，同时赐“滇王王印”，并允许滇王继续管理他的臣民，滇池地区正式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东汉中期，随着汉王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以及大量汉民族人口的迁入，滇国最后终于消失了。
滇国存在大约五百年，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滇族创造了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滇文化”。滇文化主要是由春秋中后期从楚地迁来的濮和战国末期从秦地迁来的氐人和当地的土著居民这三种不同背景的文化相互渗透、借用、融合、同化而来。多种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使滇国居民的服饰十分丰富多彩。
古代云南盛产铜矿及各种有色金属，在海内外享有“有色金属王国”的美称，古代史籍《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中都有记载。丰富的铜矿资源和高水平的青铜冶铸技术，使滇族能够制作各种类型的青铜器和众多精美的青铜饰物。
一、奇异的头饰
簪 在司马迁的记录中：西南滇皆椎髻，或是以在头顶梳发髻为主。所以簪钗是他们常见的首饰。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持伞女俑”就是高髻插簪的形象。而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发现的两对很长的金簪，十分特别。一对长30.6厘米，是用煅薄金片剪成形，簪首向上弯折很像银杏叶。它沿中线分作两股，煅成细圆长条，且水波状上下弯曲，股端渐尖，便于插带。它含金较多，色泽艳丽。另一件长40.9厘米，与前一件十分相似，只是通体长条，簪首上弯。这件含银较多，具有极好的韧性和弹性。在江川的李家山还发现了一件奇特的铜锥形物，球内中空，上面有着极为精美的孔雀衔蛇纹饰。有人认为它是加工皮革制品的工具，更多的则认为是古滇人的发簪，这么美的饰物真的应该是装饰品。
杯形金饰 在江川李家山发现有一对很小巧的圆锥形金饰，高只有2.8厘米，像一只倒扣着的小酒杯，表面阴刻着卷云纹，背空。其中一件背面近顶处有一个横梁供穿缀佩戴，另一件背面相应的位置凿有两个小孔，孔旁附着铁锈痕。出土时反扣在死者头部的两侧，说明它们是两件一组对称使用的头饰。同在李家山出土的“四舞俑铜鼓像”，其中两个俑的头部额角就戴有类似的饰品，很像中原地区所戴的“胜”。
二、大而长的耳饰
古滇国的居民无论男女都喜欢戴大而长的耳饰，而那种称为“鐻”的圆形耳环使用相当普遍。如石寨山滇国青铜器上“滇人负锄”中的平民百姓，“八人猎虎铜扣饰”中勇猛的男性猎手、武士，以及巫师、侍从等都无一例外的戴着这样的耳饰。石寨山和李家山墓还发现了玉制的大耳环，整体似玉镯，两侧有穿孔，便于佩挂。在现今云南的一些民族中，仍有很多戴这类耳饰的形象。当地有一种古老的风俗叫“儋耳”，意思是“垂耳”，即在一个耳孔中悬垂大而重的耳饰，造成耳垂向下搭垂，以至“下肩三寸”。在《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郭璞注：“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云南古代有“儋耳蛮”，“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滇人的这种耳环，一组中最大者直径6厘米，最小者则2～3厘米，以绳索系挂于耳，势必要下垂至肩，这与文献所载的称云南有“儋耳蛮”的记载相吻合。
玦也是古滇人喜爱的耳饰。这类耳饰既可以单独佩戴也可以成组佩戴。在晋宁石寨山许多写实人像的耳上，都戴有这种玦类耳饰。
在石寨山13号墓中，出土了一组奇特的玦形耳饰。一套共28件，它们表面光洁平滑，大小相依有序的排列着，有几件还附着织物痕迹。环的上端有缺口，两端钻有细圆穿孔。这套玉耳饰为1956年～1966年石寨山古墓群发掘出成组玉玦中数量最多、最完整的，出土时相迭为一组，对称置于墓主左右耳部。
三、项链不可少
古滇国的项饰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由许多圆形的金珠穿在一起的金项链。人们把它系于颈项并下垂至胸前，有的戴一二条，还有的同时戴四五条。这类金项链大多出自滇国的大墓中，是贵族使用的装饰品。
另一种就是出土最多的孔雀石和绿松石项饰了。这类串饰经抛光磨平的孔雀石珠粒组成，是漂亮的装饰品。在石寨山和李家山墓地的许多小墓中，尽管随葬品很少，但一串孔雀石小珠是少不了的。而用玛瑙珠管组成的项饰，在当地也很常见。漂亮的玛瑙珠饰做得很规整，还有珍贵的蚀花石髓珠，应该是西亚或南亚的舶来品。戴项链的人物形象如“持伞铜男俑”，他双腿跪坐手持一伞，颈戴多串珠链，背面还详细刻划着珠串的挂扣。这类俑出自大型墓内，应是贵族的高级侍从。古滇国的串珠搭配式样很丰富，从一件极其华丽的覆盖珠被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风貌。
四、衣服上的装饰
滇人很重视衣服上的装饰，但大多是用在葬服中。在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六片一组形体怪异的西汉
“兽形金饰片”，可两两相对，其边沿有可供穿系的小孔。出土金饰的这座墓为滇王墓，根据摆放的位置似为古滇葬服珠褥上使用的饰品。一些带扣和衣服上的小饰品也都做的分外精美，不管装饰在什么地方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如李家山47号墓发现的一对金饰，是用较粗的金丝扭曲成双旋卷云纹，为滇文化墓葬中首次发现，似为衣饰，可左右对称的缝制在衣服的两侧，表现了滇贵族的奢华。
五、种类丰富的腰饰
丰富的腰饰中，有腰带、铜扣饰及少量的带钩和短剑。
腰带 从许多扣饰和佩剑的人物形象上看，扣饰与剑都悬挂在一条宽宽的腰带上。有的腰带上还带有花纹。在江川李家山51号、47号墓中，出土了一条用黄金锻打成的金腰带和一件圆形铜扣饰，很清楚地表明了腰带与扣饰的关系。同时在47号墓主的腰部，还出有用薄金片制成装饰在带子上的圆形金饰片和金夹，出土时还夹在金腰带上。
扣饰 扣饰是滇族腰间最有特色的一种装饰品，有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种。它们的背面均有一个矩形的钩扣，便于悬挂在人的身体或器物上作为装饰。扣饰之名也由此而来。与中原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既实用又有装饰功能的带扣不同的是，它是纯粹的装饰品。扣饰中的圆形、方形为腰间的装饰，而一些少量的不规则形扣饰中，大一些的可能是装饰在棺椁或其它竹木器上使用的。考古学者发现，这些铜扣饰主要集中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大墓地中，其它滇国墓葬数量较少，说明当时铜扣饰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多限于滇国上层社会。
出土于李家山68号墓的
“圆形铜扣饰”，正面如浅盘，中嵌红色玛瑙，其外用黑漆绘出尖角光芒，芒间及周围镶嵌着绿松石小细珠片，而外围预铸的环形浅槽内，还嵌有穿小孔的圆形绿松石小细珠。整个扣饰色彩鲜艳夺目。这类扣饰出土得很多，其中不乏精美之作。腰戴圆形扣饰的人物形象也常能见到，如持伞铜男女俑，他们腰束宽带，腹部正中就装饰着圆形扣饰。而舞蹈人物的装饰则“全副武装”，项链、手镯、扣饰一应俱全，非常华丽。
在晋宁石寨山还见有方形铜扣饰，如长方形“狐边铜扣饰”，在长方形的框中又分左右两格，每格内镶嵌三支玉管，外面镶嵌着孔雀石小珠，边沿透雕着15支首尾相接的狐狸。另见江川李家山的“鸡边铜扣饰”、“孔雀边铜扣饰”与昆明官渡羊甫头墓地出土的“方形扣饰”等。
而一些各种不规则形铜扣饰，则多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或动物场面，但却很少发现它们在人身上佩带，或许它们只适用于某种特殊的场合中。如晋宁石寨山发现的“二豹噬猪鎏金铜扣饰”、“二人盘舞鎏金铜扣饰”等都极为生动，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在滇国的一些墓地中还见有带扣，这种连接革带或金带两端的带扣，其功能与带钩相同。其实滇国居民极少使用带扣，能够见到仅有的几件很可能都来自内陆，北方游牧民族或域外。如昆明官渡羊甫头采集的金带扣，是由金片模压凸起变形的龙纹式样，晋宁石寨山七号墓出土的“有翼虎纹银带扣”，都具有与古滇民族完全不同的风格。而一些造型奇特的带扣，表现了古滇人不拘一格的艺术风格。
花形腰饰 在云南昌宁坟岭岗战国至西汉初期的墓地中，发现了几十件长度在4～5厘米左右的铜质小饰件，其中有较多的花形饰、铜铃、蝶形饰和少量的双环形饰，以及动物的造型。这些花形装饰品出土时常常几十件串联在一起，在墓中环状排列在死者的腰部，显然是一种花形带饰。这种别致的装束是云南青铜文化及其它地方所不见的，应归属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的古巂、古昆明族的风俗。
六、沉重的臂饰与手饰
沉重的筒形镯 多由四、五件镯重叠，戴时布满整个手肘，相当于钏。在江川李家山23号墓出土的一套八件镯面镶嵌两周绿松石的铜镯，出土时四镯一组分别佩戴于墓主人左右手臂上。类似的筒形镯还见于古昆明人的妇女装饰中。在云南昌宁坟岭岗墓地中，也出有戴在女性手臂上成组的随葬铜镯，看来是云南民族的普遍装饰。在晋宁石寨山还出有一组30件的金钏，用薄金片打制而成，外表有一道压印的瓦纹，上下边沿有锥刺圆点纹，出土时也是成组套在墓主手臂上。这一时期的金钏全部出自石寨山和李家山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的大墓中。这类镯饰还有玉制的。如江川李家山发现的一组极为美丽的弦纹玉镯，表面光洁滑润，有着玻璃般的光泽。
体量很大的宽边玉镯 是滇国臂饰中最特殊的一种。由于它的形式类似中原的玉璧或玉瑗，曾使人们对它的用途有所误解，没想到这种大玉环真的是戴在人的手臂上的。在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的“骑士猎鹿铜扣饰”上可以看到，一骑士头裹包头，其上有两块片状饰物，右臂戴着硕大的宽边玉镯。晋宁石寨山的“叠鼓形狩猎纹铜贮备器”中的骑马武士手腕也有这种饰物。有人认为这种宽边镯原本是用来挡住衣袖不使它滑下来，也许是防止武器不小心伤到手臂。也许制作精美的玉环纯粹为贵族炫耀的装饰。在实物中，这种玉镯也大多出自墓主的手臂上，有的还和铜镯同时使用。它们的边沿都有突起的唇边，是为加大与手臂的接触面，不致在戴的时候磨破皮肉。在江川李家山47号墓出土的一件宽边玉镯是古滇文化墓葬中最大的一件，整体作玉璧形，内孔沿起一唇边，上有玉质本身自有的浅褐色与灰白绿色等形成的天然花纹，而昆明官渡羊甫头墓地出土的棕黑色玉镯也是这类镯饰。
一组奇特的金镯 出土于晋宁石寨山1号墓中。它分上下两段套合而成，用于装饰臂腕，上段为镯，下段如筒状臂箍，十分别致。
臂甲 是一种很特殊的臂饰。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圆筒状臂甲，臂口宽，腕口窄，与人的手臂相合，筒侧开口，口沿有用以系索紧束的穿孔，出土时还保留有残断的金丝。这件沉重的金臂甲制作精美，似乎已超出了实用的范畴。同地3号墓出土的金臂甲共有三片，穿联组合后正好与人的手臂相吻合，可以认定为是三片组合形臂甲，是臂甲的另一种形式。而江川李家山发现的一件“虫兽纹铜臂甲”，材料虽不是金质，却是最美丽的一件。因为它的表面刻有大到老虎小到甲虫等十余种动物纹饰，线条纤细流畅，形象生动有趣，虽然时隔两千多年，仍不失艺术魅力。
与前面那些沉重的手镯相比，单件的花形镯就是很轻便的饰物了。这样的镯有齿形、绞索形、圆环和扁环形等。
极少数的金板指 出自江川李家山68号墓中。这里的两件金板指呈束腰圆管状，是纯粹的装饰品。
中国采集黄金的时间很早，并对所采集金的大小种类有固定的名称。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记：“凡中国产金之区大约百余处，难以枚举。山石中所出，大者名马蹄金，中者名橄榄金、带胯金，小者名瓜子金。水沙中所出，大者名狗头金，小者名麸麦金、糠金。平地掘井得者名日沙金，大者名豆粒金。皆待淘洗后，冶炼而成颗块。”
中国早在商代时就已出现了许多的黄金饰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金饰的制作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其中以北方少数民族的制品最为精美。如在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出土了金器218件，品种十分丰富，有鹰形冠顶与冠带、长方形饰牌饰片、金串珠、金项链及耳坠等。制作方法包括：锤揲、錾刻、焊接、模压、浮雕、抽丝、包金、编累、掐丝、镶嵌等，几乎使用了制金工艺中的一切技术。
到了汉代，国力强盛，统治阶级拥有大量的黄金，甚至铸造金饼，马蹄金等投入流通领域。除了充当货币外，汉代的金银主要是制作各种装饰品。1980年在江苏省邗江县出土了大批的黄金首饰，其中有金胜七件，制作精美。而出土的一件王冠形金饰，为头发上的装饰，直径1.5厘米，重2克，大小如指环，形状似西方的皇冠。上部由八个“山”形组成，“山”形的两边饰鱼子金珠，内掐金片；中心嵌水滴形绿松石；下部以掐丝和小金珠焊饰双龙纹。几乎集中代表了汉代制金工艺的各种方法。
在汉代的金器制作技术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使用了金粒焊缀工艺。这是将细如小米粒儿的小金粒和金丝焊在金器表面构成装饰。在这类金器上，有的还嵌以绿松石、红宝石等。在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的用作项链的金珠，就是汉代金粒焊缀艺术的典范。另外还有一种掐丝工艺。它是在金属器的表面焊以细条作花纹的边框，然后填入各种宝石使各种色块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极为精制的金银错工艺也经常使用在带钩上。
至于银，它在自然界的储量比金多，但中国银器的出现却比金还晚。战国时代已有了银制品。到了汉代，银器的使用范围已较广，作为首饰有银指环、银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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