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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孟武（1897~1984），名本炎，孟武为其字，福建福州人，著名政治学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士，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山大学、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兼院长。政校复校，兼任政治系研究所教授，并曾任立法委员。萨孟武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制度、理论的研究，能不落俗套，深入浅出，贯通中西，对中国政治学的形成影响很大。萨氏对于中华民国宪法有着精辟的见解，批抨早年时期的国民大会代表之言笔，被部分前司法院大法官曾用来解释宪法。萨孟武被认为是近代著名的中华民国宪法书籍著作人，亦是少数被学院派的学者认同是分析解辟中华民国宪法的专家。 萨孟武先生的《中国社会政治史》简体版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本书是现代政治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扛鼎之作，代表了民国学人在该领域的学术水平，长期均为相关研究的基本入门书或重要参考书。其要旨则在政治与社会的互动，以见历代兴衰存亡之剖面与线索。其特点：一是从政治学角度观察中国古代历史，凸显了各时期的治理体系、效能、基础和得失；二是以社会科学方法解析政治史，致力于揭示经济、民族、社会、文化诸事态的政治意义和影响；三是以治乱兴衰为纲梳理诸政治现象和制度，力图打通古今，融贯中外，堪称一部民国版的“资治通鉴”。 * 文章节选自《中国社会政治史》（萨孟武 著 三联书店2018-1）。原载读一YE（ID：sanliansh） 里耶秦简 01 增订新版自序 文 | 萨孟武 本书起草于抗战前二年，即1935年。第四册完成于1965年，合计共三十年。中间有八年，将时间花在政治学的著作及修改，实际本书之写作共花二十二年。 最初一、二两册，即由先秦至南北朝，抗战时，曾摘要编为讲义，发给“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学生。由1944年至1946年又着手写作唐代。 抗战胜利，我赴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在两年（1946年至1948年）之间，一方编述五代部分，同时着手搜集宋代资料；1948年我来台湾，主持法学院院务，开始写作宋代部分。宋史写成之后，陆续搜集资料，着手写元明二代。明代写完之后，我不敢遽尔出版，又将第一册及第二册加以修改又修改。友人林纪东先生谆谆劝我付印，意谓万一失掉，未免可惜。于是就于1962年之冬，先出版第一册及第二册。 第一册除1944年在重庆出版不计外，1962年11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9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二册于1962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70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三册于1963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8年三版（因多印，故未四版），第四册于1965年11月初版，1968年再版，1971年三版。1974年物价忽然大涨，因之各册虽将售罄，均停止付印。 本人著作之所谓“版”与国内各书之“版”不同，必有修改。其不修改者只称为“刷”。例如拙著《政治学》，名为四版，其实，初版四刷，再版二刷，三版一刷，四版十五刷，共计二十二刷。未曾修正改版，而称之为再版、三版……这是各国所没有的。 我在小学时，除算术、国文外，对于中国历史极感兴趣。后来阅读《资治通鉴》，总觉得其对于社会情况，如民风、士气、经济、国防、户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各种阶层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写得太少，而且未曾说明这许多要素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研究历史必须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单单记忆事实，尤其用尽脑力，去暗记小事实，不但记得之后，旋即忘记，而且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我写本书的动机。 我写作本书当然是先搜集资料，而要搜集资料，必须脑中已有一种观念，依此观念，做成每朝历史的目录，而后依此目录，去搜集所需要之资料。否则一部《二十五史》看了又看，也必毫无结果。 搜集资料先由正史开始，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例如《后汉书》，我前后看了三遍，一字一字地看下去。第一次觉得毫无资料，第二次略有所得，第三次才有收获。南北朝历史分量极多。《宋书》不错，《魏书》固然芜冗，而资料还不少。《南北史》只能作补充之用，至于《北齐书》《南齐书》等等只是族谱及升官图。没有什么好的资料，而又不能不看。正史看完，再看会要（《西汉会要》根本不必看）或会典，最后才看文集及笔记。文集固然分量甚多，但其中大部分是诗赋记铭。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即可知道，值得吾人参考之用的奏议及书信并不甚多。所以文集容易看，也看得很快。笔记固然有很好的文章，然每种笔记之中，合于本书需要的也很有限。至如《愧郯录》《梦溪笔谈》之类，不过五六篇可供参考。又如读者所熟知的《日知录》共有三十二卷之多，其中除八、九两卷之外，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或五六篇可用，或全卷都不可用。这不是说其余各篇没有价值，而是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没有用处。 以上所述只就初版言之。学问本来没有止境，读书愈多，资料亦愈多，因之再版、三版、四版付印之时，无不增加字数。字数增加，又须改排。但全书改排，不是个人财力所能负担。故凡某一页字数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只改排该页，而增加其行数。字数增加太多者，则在该页上，加一、二、三等。例如第一册二十七页，共增加八页，遂于二十七页处改为“二七一”“二七二”……“二七八”；三十四页亦增加九页，故改为“三四一”……“三四九”。倘若三版或四版时，又增加字数，如在“三四一”及“三四二”两页，则由十八行改为二十一行。 写作历史，不消说举证极其重要。但既有“全称”之例，就不必再引特称之例。万不得已而须引用特称之例，亦不可引得太多。太多，读者必感头痛，而认为资料的堆集，反将显明之事变为暧昧。现今学者喜欢引用“实录”，实录太过芜杂，它只能补充正史之不足，正史已经有了，何必引用实录。何况自史官失去独立地位之后，实录未必据实而书，其受当时政治势力之影响者未必比正史为小。名为实录，事实上所录者老早就非“实”了。 我有一种野心，意欲改写会要，改编会典，不但各种事实，即当时名臣学者之言，亦宜编入。这种工作当然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做到。 本人著书，喜欢修改，修改到主观上认为满意之时，才肯罢休。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读者之提议。例如读者来函，多谓第二册与其他三册比较之后，分量稍轻，余亦深有此感。故自1971年始，又开始修改全书，尤其增加第二册之分量，务使四册分量大略相等。兹应告知读者的，本书新版由第一册至第四册无不修改，其修改页数每册均在一百余页以上，各册增加资料不少，页数自亦随之增加。 本人接到读者来函不少，他们提出两种希望：一希望改用较大之字排印，纵令“售价提高，读者不会计较”；二希望“继续完成清代部分的写作”。关于第一希望，非本人财力所能负担，幸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于1975年之春提议愿意承印是书，故自本年始，改由三民书局从新排印。第二希望大约可以实现，因为本书既由三民书局承印，则本人不拟再作修改，而当致力于第五册之写作，预定五年内出版。 本书第一册初版之序，已经提到，当物价低廉之时，著者为节省时间起见，卡片之做成，不用抄写，而用剪贴。1946年复员时，著者全家坐飞机回到东南，除本书原稿及随身衣服之外，一切均委托“中央政校”运送。而政校竟将余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内，行至三峡，不知因何原因，全部沉入江底，财产损失，固不足惜，所可惜者十数年搜集之资料卡片全部毁没。 来到台湾之后，不得不购买艺文社出版之《二十五史》两部及各种文集各三部（两部剪贴，一部保留） 再行阅读一遍。我虽然没有一目十行的本领，而却能一字一字地快读下去。有人问我，《二十五史》之中，哪一史写得最好。依我管见，《汉书》最好。《汉书》列传不是依官之大小，而是依事之有无，而事又与国家治乱、典章制度、士风民气有关。李广不得封侯而有传，其从弟李蔡做过丞相而无传。刘屈氂不过平凡之人，《汉书》所以有传者，盖欲借他说明三事。一是汉制，宗室不得典三河，而屈氂乃为丞相。二是汉时郡守多先为三辅，次九卿，次御史大夫，最后才为丞相，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跃而为左丞相（这又暗示武帝要恢复左右丞相之制）。三是戾太子反时，屈氂不敢发兵，武帝曰，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这又可以证明丞相对于紧急事变，有急速处分之责任。司马相如、扬雄两传之赋与历史虽无关系，而后人观此亦可知道当时赋之体裁。唐时举官试“判”，新旧《唐书》未载“判”之文体。明代举士用“八股”，《明史》亦不举八股之例。这种重要的文章体裁应该举出一篇，留给读史者参考。当然，《汉书》也有缺点，以桑弘羊那样重要的财政家，竟不立传，唯于《食货志》中，稍稍提到。如果没有《盐铁论》一书，吾人将无从知道桑弘羊的思想。从来学者多谓《晋书》好采诡谬碎事，其实这种诡谬碎事往往可以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而知晋祚之不长。列传与墓志铭不同，墓志铭可写个人的私事，列传所写的，必须该事与整个社会有关，或该事可以说明社会的结构、政治的状况、经济的情形，以及士风民气等等。 研究历史，尚须知道时代思想。思想不能领导历史发展，反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之时何以各种学说杂然并兴，这必有其时代原因。秦崇法家，西汉初年盛行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元成以后，儒家才见抬头。王莽变法，完全根据儒家学说。到了东汉，儒家又参以阴阳家的思想。魏晋之世，学者祖述老庄，然而吾人观当时人士的行动，绝不是道家的思想，而是杨朱的快乐主义。唐宋二代，如韩愈、司马光极力推崇君权，由元至明，《四书》及朱熹的地位忽然提高，其故何在？明代中期以后又发生了反动思想，如王阳明的学说，尤其李卓吾之反对道学。明末清初之黄梨洲复反对君权，这均有其历史的原因。本书对此思想均稍加叙述。且进一步，说明某一种思想所以流行于某一个时代的原因。 现今五族共和，历史学者不宜囿于成见，再用胡虏等各种名称，自行分裂。今日之汉族已与秦汉时代及秦汉以前的汉族不同，它是融化亚洲许多种族而成的中华民族。余本欲用“种族移动”以代替五胡乱华等等。因文稿已定，更改不易。但我们要知道每次种族移动之时，中华民族一方同化外来的种族，同时向南发展，而扩大中华的版图。世界上最坚强的莫如我们中华民族。天降大任于中华民族，我们起码须向北发展，完成此种使命。 本书关于制度方面，重要的固然详细说明，不重要的均舍而不谈。多谈，徒乱人意，反令读者不能认识一代政制的根本精神。但制度必与时代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而制度之良窳对于政治之隆污又可给予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方禄俸，西汉的官秩是十五级乎，抑是十八级，花了许多时间去考证，著者认为空费精力。本书所注意的是将最低的禄，一与农民收入（百亩农夫，盖禄所以代耕，因此又须知道当时农业生产力）比较，二与一般工资比较，由此说明禄俸与国家治乱的关系。 社会科学与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研究历史而不了解社会科学，往往顾到部分，而忘及全体。反之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常能由全体以观察部分，再由部分以观察全体。而全体又放在时间（时代）与空间（环境）之内。一个变化了，其他亦必变化。部分可影响全体，全体又影响部分。时代可改变事物，事物又可以变更时代的精神。环境可改变事物，事物亦可以变更环境的需要。而时代与环境又会互相影响，改变彼此的性质。欧洲社会科学家对于历史均有深刻的研究，而研究历史的人对于社会科学亦有深刻的了解，吾人读各种名著，即可知之。单单知道历史，而未读过社会科学各种书籍的人，往往不识轻重，轻者说得详之又详，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又舍而不谈，如斯著作不过历史之杂货摊而已。 本书引文均注明出处，详载哪一书、哪一卷、哪一篇，所注皆放在引文之下。此不但减少纸张的浪费，且节省读者的时间，不必去翻数页或数十页之后，查看注释。但所注文字太长，则放在该段原文之后。此与今人著作喜将注释放在每篇或每节之后者不同。又者本书引文所以详注哪一书、哪一卷、哪一篇者，盖谋读者的便利。例如《新唐书》共有二百二十五卷，有些卷复分上中下，每卷之中有许多列传，如果只写《新唐书·杨炎传》，阅者非翻尽《新唐书》目录，必难知道其在第一百四十五卷（《旧唐书》第一百十八卷）。著作人不过多写几字，而读者得到便利不少，我不知国内学者何以吝此数字不写。至于页数不必写出，因为古书版本太多，而各人、各图书馆所藏古书之版本未必相同。 1975年3月1日序于狂狷斋 02 简体版序 文 | 高明士（台湾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萨孟武先生（1897-1984）对我而言是上一世代学者，我和萨先生素昧平生，虽都留日，但背景完全不同。萨先生学经历丰富，论教职，曾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着作等身，着有《政治学》《新国家论》《中国宪法新论》《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甚至分别探讨《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关系，视野广阔，学贯中西，影响深远。 其中《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册，是我在台大讲授“中国通史”“隋唐史”等课程必备之参考着作，同时也推荐给学生（含研究生）。台湾在解严（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严令”，简称“解严”）以前，情势严峻，研究历史极为困难。萨先生卒于1984年，其《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册由三民书局出版最晚之时间为1979-1980，足见萨先生之治学均是在极为艰困的环境下进行，从写卡片到剪贴等工作，我个人也都经历过，最感缺憾的事，就是不易参考到境外学术研究成果，尤其当时大陆的最新考古资料，是美中不足之处。 台湾在1972年以后，“中国通史”被规定为大学一年级必修学分。当时最通行的教本，就是钱穆《国史大纲》上下两册、傅乐成《中国通史》上下两册。钱书简明扼要，句句精典，但文言书体，对大一学生而言，不免艰涩；傅书白话解说，详尽流畅，资料最新，成为最畅销书，但缺乏萨先生一向重视的因果关系分析。萨书四册初版自1962至1965出齐，除解析详细外，兼有详注原典，独具慧眼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皆为前两书所无，对教师而言，是极佳的参考着作。相对地，对大一学生而言，负担较为沈重，但对研究生及中国断代史课程则甚有助益。可惜至萨先生过世时，仍未能完成清代部分。若要了解萨先生此套书之思维、写作方法与过程，宜参阅《增订新版自序》，此序写于1975年4月1日，时年79岁，在序文说预定五年之内完成清代部分，此时距其过世时间还有十年，结果未能如愿，殊为可惜，实是学界的一大损失。 《中国社会政治史》第一册从先秦至两汉，共出四版；第二册三国至南北朝，共出四版；第三册隋唐五代，共出三版；第四册宋元明，共出三版。每册各有序文，每版都有修正增补，治学态度严谨，值得后进学习。萨先生在《增订新版自序》说：“研究历史必须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以及时代之制度、思想等。他认为“世界上最坚强的莫如我中华民族”，其向北、向南发展是历史使命。在研究资料方面，重视正史、会要以及文集、笔记等，但对实录则认为太过芜杂，只能补充正史不足，“正史已经有了，何必引用实录。”“名为实录，事实上所录者老早就非‘实’了。”就这一项而言，治史者恐未必都能赞同，盖实录仍可纠正正史，其价值应在正史之上。 《中国社会政治史》这套书每册都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问题，例如第一册提出“自周平王东迁之后，中华民族常受漠北蛮族的压迫。这不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弱，而是因为中华文化进步。何以说呢？中华民族到了周代，完全进化为农耕民族，而漠北民族还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看到近邻的农耕民族财物丰富，当然发生羡慕的情绪，他们喜欢侵略，可以说是一种天性。”这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何以南侵的大问题。萨先生的解释固然是重要理由，但若仔细再思考，应该还有其他因素，例如气候变化、人口增减、内部斗争等问题，都需要一并考虑。 第二册提到东晋累次北伐不能成功者，是由于“军队缺乏与财政困难，而军队所以缺乏，财政所以困难，又以编户减耗为其主要原因。”但另外的考量，如热衷北伐者不是晋室近戚，就是寒门出身，士族则保家重于保国，上下离心，常出现后勤补给不足，自易功败垂成。 第三册第九章第四节开头指出：“国家的治乱固然悬于人心的振靡，而人心的振靡又悬于制度的良窳。”此事举战国时代的秦国，人心最靡，“贪狠强力，寡义而向利”，经商鞅变法，使秦能够统一六合，成就帝业。所以“讨论朝代兴亡，与其研究人心，不如研究制度。”这个说法，很有创见，但恐怕也成为见仁见智。以商鞅变法而言，如果没有法家思想先作指导，何来制度？又如果没有秦王赞许支持，何来变法？前两者仍与人心有关。制度属于实际履行的表现，而制度的规划与内容，又必须繋乎当时人心所向，才能有效执行，所以人心与制度不必一定要取其一，两者兼顾仍然需要。 第四册指出“五胡乱华以后的汉族已与秦汉时代的汉族不同。它是混合亚洲许多民族而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血统上虽然不是汉族，精神上仍秉承汉族的思想。他们的胸襟是宽大的，只要异族接受中华的文化，就视为同一民族，不分彼此，而有平等的私权及公权。汉武帝临崩之时，受遗托孤者有匈奴人金日磾。安史作乱出师勤王者，有契丹人李光弼。黄巢作乱，朱温篡唐，此时志复唐祚者乃是沙陀人李克用。阿保机入据中原，而兴师讨伐，迫使辽主不能不北归者，又是沙陀人的刘知远。”“这与今日各国对于肤色之有偏见，甚至垄断地区，不许有色人种移住其间者自不相同。”这就是所谓文化中国论，的确如此。 最令人感到兴趣的议题：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成长，究竟是在纷乱抑或和平时期？这个问题，也常成为学校考试的申论题。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指出：“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着精神。”“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苏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消遥，咏歌自挽。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线之进步。”这是钱先生的和平论。但萨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说：“分乱之在中国，不使中华民族衰亡，而使中华民族膨大，由黄河流域发展至长江流域，再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闽粤桂黔，最后竟然殖民于南洋羣岛，所以分乱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有间接作用的。此只就闭关时代言之，海禁开通，一个民族不能统一，国力消耗于内乱，结果只有灭亡。”从其前后文看来，此处所谓的“分乱”是指传统时期，“海禁开通”是指近代，所以钱、萨两位先生对传统时期纷乱现象的批判是截然不同，何者为是？有待读再一步思考，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所说的是有部分道理。 以是诸册问题讨论之荦荦大者，其问题意识极为活泼、精辟，又具宏观，虽是三、四十年前的着作，至今仍值得吾人细嚼品尝，从中习得历史知识，尤其是后进学子，特为推荐。 2017年1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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