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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元祐更化废新法 矫枉过正起风波 神宗时代 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迨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神宗想让苏轼来修国史，不行，苏轼只是从农田里解放出来，去当江州知州。还没到任，又被调离，到汝州去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平级调度，仍然不能接触公务。 神宗想让曾巩来修国史，也不行，理由是曾巩的能力不足。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居然在文字能力上不足！ 几经改换，神宗已经病倒，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多么高明的手段，只是个拖字，就把皇帝给拖垮了，神宗一生业绩的终身评判成了一些人别有用心的工具。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奥妙都在他的本纪里。 神宗本纪里最后的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赞扬，说他当皇子时对弟弟们友善，对老师们尊重。当皇帝后态度端正，努力工作。“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 之后笔锋一转，“未几，王安石入相……”第二阶段开始，为了准确理解，大家直接看原文。 ——“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这是很高明的手笔，要仔细欣赏。首先文章把宋神宗推到了一个被害者的地位。他的志向是因为宋朝前几代君主的幽蓟、灵武等失败而产生，这无可厚非。坏事就坏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他“悻悻自信”，以“偏见曲学”投其所好。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既撇清了皇帝，又打击到政敌。 第二步是文章重点，请欣赏什么才是选择性失明。“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写的全都是反对派们当时的“痛苦”，把与之对立的各层面都忽略掉，而且动不动就把天下两个字提出来，仿佛是他们的专利。 早就说过了，他们只代表了北方官僚、大地主阶层，所谓天下，他们只能占百分之零点几而已。排除这些之外，像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也一件不提。 这是给皇帝写本纪，用脚趾头想也明白，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领袖支持，谁敢这么乱写，灭十族都是轻的。那么这些幕后的指使者是谁呢？别急，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 在那之前，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文字，为这位难得一见的小皇帝送行。宋神宗的一生，与熙宁变法密不可分，与王安石密不可分，与成败密不可分。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连同着王安石、熙宁变法，也都是失败告终。这让我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算才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验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宋神宗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放眼现代的改革，也有个及时纠正的过程吧；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除非我们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士大夫阶层，要不然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恶法？ 外战的胜负不必再说了，最后两战之前保持全胜，仅以最后两战为论，西夏受到的打击也绝不比宋朝小。两相对比，甚至西夏变得更衰弱。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次要的，历代史书和我们的定位标准是北宋快亡国了，是被外族所消灭的，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宋神宗是失败，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这让人郁闷至死，让我想起了法、儒两家之争里，儒家最大的所谓优势。他们总是说，以法治国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天下又怎样，二世而终。 为什么就不想想，秦二世都做了些什么，在他即位之前，李斯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杀了，之后二世和赵高把秦朝搅得一团糟。法，是绝对的精准，绝对的平衡才能体现出优势的。他们这么搞，完全是背离了法家。 秦之灭亡，正是法制被破坏，直接证明了法家的优越。 同样的，靖康之变要看宋徽宗的作为，尤其是徽宗与神宗之间隔了两位统治者，中间多少变故，为什么要让神宗来为结果买单。就以新法、保守两派的争端来说，也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 在神宗时代，两者虽然不和，但从来没有过像牲口一样不分黑白不讲道理，直接把人往死里整的事。甚至双方都保持了君子的风度，哪怕只是表面上。 千千万万的总结，这时只是开端。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定格在宋神宗这一时代，关于他本人的一生，只凝结为一句话就好了。 ——他为他的理想而活，奋斗始终，做的都是前人、后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 如此一生，复有何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神宗活得非常成功。他的光辉是荣耀，就连他的失意，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追求、梦想了一生的人，作为有独立人格，不拘束于简单成败结果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应该认同他，欣赏他。 虽然他个人的潇洒之后，留给身后是个比较烂的摊子。但要注意，之所以烂了点，不在于家底，更不在于政策，而是他选的大臣们有问题。 高太后的心思 新一轮政治游戏上演，谁来当下一任皇帝，是在谁的推举之下产生的，这是封建时代最大的一票买卖，多少人血贯瞳仁的盯着呢。能实施的只有两个人。 首相王珪，次相蔡确。 这两个人分工很明确，王珪保的是皇上的儿子，蔡确想的是皇上的弟弟。要问为什么不齐心协力保一个人呢，因为各自都认为自己是人物，都想独吞。 之后他们所做的事，证明了这些人的脑袋都是被驴踢过的，连怎么当上的帝国宰相都忘了。 重点说蔡确，这位蔡先生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大家都了解过了，他在新旧两派之间摇摆，现在暂时算是新党领袖。由于非常果断，注意，不是聪明，是果断。这种非常敢下手、敢说话的行为，对比三旨相公王珪来说，手下的能人就多了很多。 给他出主意的人就更多了。其中有个叫邢恕的最合他的胃口，出的主意让他心驰神往。至于原因嘛，出身决定一切。他走过的路和蔡确非常的像，先当反对派的学生，老师是司马光、程颢，捞足学分；再做王安石的信徒，找到好工作。 有共同语言啊。 邢恕深信富贵险中求，不走寻常路。针对眼前的局面，他提醒蔡确，虽然神宗有儿子，但都太小了，宋朝是有兄终弟及这一传统的，这一次很有可能再次上演。 理由有两点。第一，神宗的两个弟弟，赵颢３６岁，赵頵３０岁，都是最好的年华；第二，他们和神宗是同父同母的，那位母亲非常不一般，很有当年杜老太后的影子。 更何况两位皇弟非常有心，自从神宗病了之后，总是在皇宫里出没，甚至夜里都不回家。尤其是赵颢，这个弟弟最特殊，当年连王安石都敢惹，还敢和神宗吵嘴，逼得神宗吼出来换你当皇上的话。这样的人，很有当皇帝的潜质。 蔡确一听，心潮澎湃。嗯，这人我喜欢。就选他了。选择之后，事情进入实施阶段，学问就大了点。首先，是你选了人家，人家同意没？ 这是要确定的。于是邢恕出马，找到了最关键的一点。高家。在这个时刻，宋朝最神秘最有实权的家族不再姓赵，而姓高。这实在是太特别了，要从神宗的爸爸宋英宗说起。 英宗一生颠三倒四，像灵前发疯啊，搞濮议给亲爹争名分啊，这些其实都不是最出格的。最让当时主流社会掉了一地下巴的，是他一生居然只有一个老婆。 不管是当皇帝，还是之前的皇室人员，居然一生只有一个女人，四个子女都由这一个女人生出来，这实在是太罕见了，在中国历史上貌似只有隋文帝杨坚、明孝宗朱祐樘这么做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皇后的权力超级膨胀，无论是皇帝活着时，还是死了后，该皇后都一手遮天。 邢恕看得很准，只要取得了高家的同意，赵颢就肯定一步登天。到时就算他本人不同意都没办法，要你当你就当，不当都不成。 为新皇帝铺路，扶新皇帝上路，想想都让人兴奋。某天，邢恕经过精确计算，找到了高家两个直系成员的空闲机会。高太后的两个娘家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处于满城游走，寻欢作乐的状态中。这太好了，他找上门去，进行了了一个非常风雅的邀请。 ——我家的桃树开花了，请两位雅士过府观赏。 高氏兄弟欣然上路，进门后发现根本没什么桃花，只有邢恕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一样的老脸。他很兴奋地说出了打算，满心以为会搏得心有灵犀的微笑。 没想到下一瞬间高家人就都不见了，只留给他一句话：“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啊。”到这时邢先生才回过点味来，高家是什么身份，就算想翻手为云覆手雨，也没必要由他这个小小的京官来牵鼻子走吧。 正中南墙，邢恕却毫不在意。哪怕是羞耻吧，也是一种情报——高家人不喜欢赵颢。 这太有用了，邢恕立即上报给蔡确，马上调整主攻方向。立即转头支持皇子，同时为了毁尸灭迹，即刻散播谣言，说赵颢图谋帝位，蓄意造反……可怜的雍亲王，没和蔡确集团有半点联系，就被连续利用了两次。 可是支持皇子的队伍太挤了，帝国首相王珪挡在路上，这个老东西要怎么消放？难道要排名在他后边，当个副手吗？ 不，绝不。关键时刻邢恕的脑子快速运转，想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哪怕最先是由王珪拥立的皇子，哪怕王珪是群臣之首，也要把头功抢到手。 这事太重大，蔡确亲自出马了，他找到了两个帮手。第一，找章惇。章惇位高权重，坚毅强悍，与之联手胜算大增。尤其是章惇忠于神宗，无论如何都会选皇子继位。更妙的是由于苏轼的原因，章惇很讨厌王珪，前两天还骂过架；第二，蔡确悄悄地招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说盛衰，中华民族的转折点在宋朝，具化在一个时代，是宋徽宗。徽宗之所以堕落，原因在蔡京。没有这个人，徽宗就算不能保持最开始时的清明俊杰，也绝不会迅速地让国家万劫不复。 研究蔡京，可以清楚地知道北宋末年时的官场，可以从他一路波折几起几伏的人生里看到北宋从神宗起至徽宗止的官场文化。 从而找出中国人一直存在的思想、生活里的痼疾。 简化掉他的一切繁琐履历，他的官场之路走得充满了幸运，同时也注满了苦难。他从老家福建仙游和弟弟蔡卞进京赶考，第一个赏识他的人是王珪。 王珪是当年的主考官。 第二个人是绝代人物王安石。 蔡氏兄弟之才，在某些方面绝不在苏氏兄弟之下。比如说书法、政治才能。尤其是早慧、品质出众的蔡卞。当时是熙宁三年，王安石掌控天下，主持改革，是朝廷第一权臣，他一眼就看中了蔡卞，把女儿嫁给了他。 蔡京几乎在仕途开始的第一瞬间就和宰相挂上了勾，这比考中了状元还让人惊异。只不过王安石是与众不同的，他对蔡氏兄弟的要求很严格。 别想在京城里当太子爷，你们还年轻，都到基层去锻炼吧。 终王安石当政的９年时间里，二蔡奔走在边远州县之间，与高官厚禄无缘。不过这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当王安石罢相之后，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都对蔡京兄弟很有好感，认为他们有操守，淡泊名利，和邓绾、吕惠卿等趋炎附势之徒截然不同。 有了这样的官场评价，再加上王安石的关系，神宗对他们很有好感。在元丰初年，蔡卞当上了起居舍人，蔡京当上了中书舍人。几年之后，当神宗病危时，蔡京高升为开封府尹。
当上了首都市长，职权很大了，蔡确想对付首相，直接找到了他。很多复杂的内幕都转化成了两句话。 蔡确：“我们支持皇六子赵傭。” 蔡京：“好。” 蔡确：“我们对付王珪。” 蔡京：“好。” 蔡确：“明天早朝，我和章惇一起向王珪摊牌，你带人守在政事堂窗外，他敢反抗，你杀了他。” 蔡京有一个极短暂的停顿，“好。”仍然如此回答。 上面的交谈有点古怪，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比如说蔡确为什么会去找蔡京呢？从关系上讲，王珪是蔡京的座师，是官场上非常牢固的嫡系关系。 连当年赵匡胤都非常头疼，弄出个殿试来亲自当老师，拆散这种官场裙带。为什么蔡确视而不见？很简单，有更牢固的关系。 大宋历史上姓蔡的高官很多，比如蔡确、蔡襄、蔡京、蔡卞。其实他们是亲戚，非常近的血缘。蔡确和蔡襄是同一个爷爷，他们的曾祖和蔡京兄弟的曾祖是亲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蔡字，与这个比，什么座师也没用。 可是还有第二个异常的地方。 蔡京太乖了。无论蔡确说什么，他都满口答应，其听话程度，别说是兄弟，就连上下级都很少有这样痛快。说来这就是蔡京的苦难，同时也是他的特色了。 纵观蔡京一生，他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帝国最偏远的小地方考出来，就连王安石看上的也是他的弟弟。这样的出身，想往上爬的话，只好委曲求全。 他非常清楚这一点，从最开始时就半点锋芒都不露出来，和每一个人打交道，都透出来足够的热情和周到。久而久之，他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官场存活方式——零拒绝。
这是个非常罕见的特例，俗话说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不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男人要有脾气，女人更要有脾气，不然每个人都会欺负你。一句话，不善于说“不”的人，是没有地位，更得不到地位的人。 那么蔡京的前途会是怎样的呢？会成为一团任人揉搓的面团吗？ 这些拭目以待，要一点点地剖析开，才能真正明白。现在要记住的就是他的特色，零拒绝。 可是零拒绝也得有个尺度吧。看看蔡确要他干的事，那是带人到皇宫深处的政事堂里砍当朝首相，真要是这么办了，别管王珪是不是能砍死，也不管是雍王赵颢上台，还是皇子登基，他本人都是铁定的死路一条。 明摆着是个火坑，蔡京怎么就一口答应了呢？ 别急，蔡京现在的肚子都快乐抽了，他以无比、空前、绝后、变态的忍耐力才忍得住没笑出声来，平静地把蔡确送走。然后集结人手，携带管制刀具，等着第二天的行动。 第二天，蔡次相、章大人率领了大批手下进入皇宫，与三省、枢密院的大臣汇合，去神宗寝宫前问疾（神宗还有最后一口气）。在神宗的病榻前，大家很安静，退出来之后，蔡确把大家领到了枢密院的南议事厅里。 这时王珪已经快虚脱了，他很老了，也生着病，这样来回折腾，基本就快坚持不住。偏偏蔡确这时找上了他。 蔡确还好点，章惇一如既往地凶狠，他看着王珪就来气，这个老而不死的家伙怎么看怎么烦人，一次次地想坏事！ 说，你是拥立皇子呢还是拥立皇子呢还是拥立皇子呢，今天你要是敢反对，要你人头落地！ 大厅里鸦雀无声，大臣们都愣住了，大宋朝开国以来还从来没人在办公场所这样威胁过首相，现在皇上病重、首相丢脸，不是真的要出大事了吧。 却看见王珪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像是真被吓傻了，好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其实他是快气晕了，一种被恶搞的快感让他想跳起来骂街，也想仰天大笑，大叫真过瘾，太好玩了。 他本身拥立的就是皇子，现在蔡确和章惇拿刀子逼着他拥立皇子，而这个皇子早就确定好了只有皇六子赵傭一人……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同样微笑的还有躲在窗外，带着数十把钢刀的蔡京。以为他真的傻吗？蔡确找到他时，他一瞬间就搞清了这个逻辑，所以才答应得那样痛快。带刀就带刀，进宫就进宫，无论如何这事儿都不会流血，乐得做这个人情，把忠心表得鲜血淋淋。 好半天之后，王珪终于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上自有子，复何议？”这句话出口，章惇立即长出了口气，神宗可以瞑目了，皇位没有旁落。 蔡确却勃然大怒，这等于向天下公开，皇位是自然传承，根本没什么拥立之人。这么半天都白忙活了？正想着再做点什么，章惇已经带着他走下一道程序了。 大臣们重新进宫，不管神宗还能不能准确表达意识，得把由皇六子继位的诏书传下来。当天赵煦终于有了皇太子的名份，走出皇宫时，三位顶级大臣的脸色各自不同。 王珪神色灰败，油尽灯枯，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很快就将死亡； 蔡确咬牙切齿，意犹未尽，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得不能再老，懦弱得不能再窝囊的王珪会在关键时刻精明，一句话就毁了他的美梦； 章惇意气昂扬，他不管事件里有多少内幕，也不管谁有什么想法，重要的是目标达到了。就像是要让更兴奋一些似的，出宫门时他迎头遇上了事件的死对头，雍亲王赵颢。 章惇对敌人下手，从来都表在明面上，要赢就赢得嚣张痛快。他迎了上去，大声说：“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你觉得怎样？” 赵颢马上低头：“天下幸甚。” 哈哈哈哈，章惇大笑离去，他相信这才是处理这类事件的最好方式。就是要摆在明面上，让赵颢当众低头，彻底打倒，以后少了别样的心思，不仅是对国家，对赵颢本人也是爱护。 在他的身后，蔡确仍然贼心不死，他不甘心。这时邢恕又出现了，他的主意真的是很多。他要蔡确向外界宣扬——延安郡王赵煦是他带人进宫逼着王珪同意册立的。不管过程怎样，不管真相怎样，哪怕是谎言，也要不断地重复。 只要造成了影响，就是功劳。 蔡确照办了，他真的想迈出最后的那一步，跨过咫尺之遥的距离，从次相升到首相。为了这一步，他的脑子乱了。 这就是蠢人的悲哀，他忘了是怎样当上的帝国宰相。那不是他的能力、资历，而是宋神宗想亲自掌握朝政，不想被任何手下阻挠，才选了这一届的领导班子。 换句话说，他和王珪只是办事员、传达员，御用的秘书而已。从这一点上说，王珪真的比他强，至少明白自己的处境，老老实实地当“三旨相公”。 谣言传出去了，蔡确如愿以偿，成了当时的头条风云人物，把将死的王珪、强硬的章惇都盖了下去。这真的给他带来了好处，最直接的一点，他被一位深宫里的贵妇人注意到了。 高太后。
她觉得很好玩，外边的这些人在搞什么，好像他们能决定什么似的。按传说中的套路，应该是先从她这里得到指示，然后才去外面宣传吧，现在好像正相反。难道想来个既成事实，要她照办？ 为此她仔细回想了下自己之前留给官场的印象，是不是做得不够好，让他们误解了什么。神宗死之前，她流传到外界的事情基本上有三件。 第一，她很节俭。 当宋英宗只是个闲散宗室时，家里除了藏书之外没什么钱，她过得很清苦。这对于出身名人的贵妇来说很不舒服，但她从不报怨，和丈夫的感情很好； 第二，她很贤惠。 中国的女孩儿嫁出去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人品标杆就是“贤惠”，具体表现在对娘家人怎样。当她成为皇太后时，一年过花灯节，她的娘家人来参拜，按礼她要打赏。而赏的东西居然是年长者每人绢两匹，小孩子每人赏两个乳糖狮子。 薄到了这个程度，她的贤惠名扬天下。 第三，她识大体。 这是宋朝的君子们最赞不绝口的。回想王安石改革时，高太后、曹太皇太后曾经在后花园劝神宗贬走王安石，那一幕虽然没有立即生效，可传到外界，立即就成了反对派的贴心人。 以上三条，足以在士大夫阶层建立起她的正面形象，可这远远不是她的真面目。不在她身边生活的人，是绝不会体验到那种非人的恐怖感觉的。 她最大的特色是“跋扈”。由于之前隐身在深宫内院里，外人都不知道。事实上她的婆婆曹太后、丈夫宋英宗、儿子宋神宗这些在名份、实权都远远高于她的人，都得听她的。 很可惜这些信息在元丰八年之前只是宫廷里面流传，不然蔡确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他绝对想不到，之前的那些表演会给他带来什么，那是大宋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打击。 谁让他不知进退，敢和高太后抢功劳呢。
《宋史》里记载，真正给宋哲宗赵煦辅路的人是他的奶奶。高太后先是当众肯定了他的品德，说自从神宗病倒之后，这个１０岁的孩子除了每天守在病床前给父亲端药之外，还默默地抄写了三卷佛经，为父亲祈福。 大臣们看到了佛经，上面的字迹端庄工整，可以看出抄写时的心情。 高太后还派人秘密地做了一套给孩子穿的小龙袍，只等神宗过世，立即给赵煦穿。这些加在一起，是她拥立新皇帝的铁证。 事实上我们也要承认，她的确是一锤定音的人，赵煦能当上皇帝，最大的功劳就在她身上。可是不要因为这个就误解了她。她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一代知识女性，她有太多的事要做，而立一个１０岁的小娃娃，才是她施展抱负的先决条件。 立赵颢吗？那是个３６岁的成年男人了，她用什么来控制？甚至后宫的最高名份都要转移出去，交给新皇后；说她立赵煦是因为对神宗的爱，更是莫明其妙的判断。 真要爱神宗，为什么立即就毁了神宗一生的事业？ 归根结底一句话，她忍了快４０年了。在她的心里，仁慈深邃的仁宗皇帝是软弱的，大度谦退的曹太后是懦弱可笑的，英宗一生和臣子们纠缠，累死了只给父亲争到个虚名头，实在让她受不了，至于长子神宗，完全是个颠三倒四的小糊涂……整个世界都等着由她来拯救。 拯救的第一步是造谣。一定要给她心目中的最佳帮手找到最好的出山理由。于是她动用了刚刚死去的长子的名义。 在这段历史里有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宋神宗在死前一年说的。那是在一个宴会上，他对大臣们说，明年的春天立皇储，由司马光、吕公著做太子太傅。 但是，并没有指出要立的皇储是谁。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前面说得明明白白，在宋神宗马上就要死去，连话都说不出来时，众多大臣才紧急请示，要求立皇储。如果一年前神宗就明确安排好了，这时还折腾什么？ 尤其是当时由中立派的王珪、改革派的蔡确当宰相，怎么会给未来的继任皇帝安排反对派师傅？成心拆自己的台？ 这个谣言虽然拙劣可笑，但也是实在迫不得已，不这样做，她是请不出那几位传说中的君子的。以司马光为例，他隐居洛阳１５年，看似完全退出了官场，可是地位更加超级，比１５年前不知高出了多少。他和洛阳城里的老一辈君子大臣们的生活，早就成了一个传说。 在普遍的印象里，司马光这些年的日子很苦。比如他写书累得筋疲力尽全身是病，但仍然坚持，为了效率，他做了个醒枕。那是段圆木头，枕着非常不舒服，作用就是阻止他长时间睡眠，只要稍微动弹，木头就会移动，把他惊醒。 而富弼、文彦博、王拱辰等老派大臣都是被王安石逼出京城的，在洛阳应该是一副凄凄惨惨的失意集中营景象。错了，正好相反，西京洛阳城里，是一段广为传唱，让历代文人学者流口水的神仙生活。 司马光再出山 首先，是物资基础。 这些大佬们每个人都腰缠万贯，手眼通天，要什么样的材料没有，要什么样的地段没有，住的地方怎么能马虎呢？不要说他们自己的房子，易学家邵雍著名的安乐窝都只是他们一时兴起盖起来的。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的宅院。 西京洛阳城，官员宅第无数，光以宰相为论，就有５座。文相、富相、王相、二张相。文指文彦博，富就是富弼。 富弼的宅园一度是洛阳城中最奢华的，他不像一般的名园以前代隋唐名公的旧宅翻新，而是彻底新建，园中山水厅台湖榭楼台，每一处都体现着他数十年修身为官的品味。 富宅不轻易待客，史书中留下的珍贵资料是易学名家邵雍来访，才偶然得以一游。从富郑公的起居室出来，先穿过探春亭，上一座小山，山上有四景堂可俯览全园。下山后过河，经南渡过通津桥，桥上有方流亭。亭上远望，对面一片苍翠竹林，中间掩映着一座高堂，名叫紫筠堂。
紫筠堂向右是一片花海，名色名卉齐聚在百余步间，之后经荫樾亭、赏幽台，到重波轩。向北别有洞天，是富宅的一大特色。 北园从土筠洞转入，迎面一片竹林，里面的景物不再是砖瓦，而是全由竹子搭建。竹轩之下水声潺潺，竹石流水，幽人往来，里面共有四洞五亭。 出竹林向南是一处梅台，松、竹、梅岁寒三友，竹、梅之美兼得。再向南是天光台，此台高于竹林，遮住满院翠绿，外界只能看见山坡的绿草。 转向东，是卧云堂，此堂与起居处外的四景堂南北对望，堂外有水流环绕，水尽处又是一座小山，把富园隐藏在都市喧闹之中。 如此厅台，邵雍大为倾倒，他走遍西京名园，认定这座为洛阳之冠。他说的没错，富弼的宅第的确排名第一，这是因为王拱辰的那座一直没盖好。 状元宰执王拱辰一生好运，年仅１９岁高中魁首，２９岁成为三司使，成为大宋计相，连名字都是仁宗亲赐的。这样的显赫让他心灵极度膨胀，决定享受完美无缺的人生。 他从２７岁在洛阳兴建自己的宅院，工程之大，台榭之美，达到了让人满身冷汗的程度。以大宋最繁荣阶段的顶级工费，加上京城里各种各样官商勾结的庞大灰色收入，这座宅院直到王拱辰７４岁死亡时居然还没建好。 一共历时４８年……这是什么程度的奢侈。到他死后，他的子孙们不仅无力继续兴建，连倒塌老坏的房屋都没钱维修。 王园里最著名的是盖好的一座中堂，名叫朝天阁。这座楼高达三层，雄丽巍峨，让当时的洛阳城叫它“巢居”，意思是它是树顶的建筑，高到了云彩里。与之相对应的是司马光的地洞，他不爱盖高楼，宁可躲进地底下，安静地写书。 司马光的宅院是洛阳城顶级官员中最小的，他选的地是偏僻低矮的地方，大小不超过５亩，连苏轼四川老家的宅子都比它大，房屋的风格远看像是一座农家院。 院中有座小山，山上建有“采药圃”。山下有小河，盖了座“钓鱼庵”。其它的只是些竹篱茅舍，院中最值钱的是他近５０００卷的藏书。 他把此院叫做“独乐院”，意思就是明确地告诉外界，他不与众人同乐，专心读书写史，院外的所有事都与他无关。至于那个地洞，因为他是西北人，窑洞冬暖夏凉，住起来是非常舒服实用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量司马光这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有太多的疑团让人看不清。其中之一就是他１５年的洛阳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清苦，连住所都这样简陋？ 说没钱是不对的，他写《资治通鉴》是官方投资，宋神宗给了他一笔超级庞大的专项资金，每年还有特别赏赐。那么是他一直简朴，受苦受罪习惯了吗？也不见得。 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言行不一，不存在高深隆重的道德。要解释他在洛阳城中的生活表象，只有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与富弼、王拱辰等人截然不同的地方。 富、王等人是彻底的养老，在政治上、在恩怨上都抛开了。司马光的心里却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一边写着书，一边关注着天下局势，王安石、宋神宗每做一件事都落在他的眼里，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唯有清苦、唯有严刻，才能让自己保持住足够的状态，去等。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可是前途却遥遥无期。王安石会倒台吗？７年之后他等到了；宋神宗会改变政策吗？８年以来始终不变。 他很老了，神宗却那么年青，希望在哪里……连《资治通鉴》都写完了，天下仍然是改革派的天下！ 怎么办，继续等。司马光坚信，他在１５年之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会让他成名，更会让他达到王安石、宋神宗所必须仰视的巅峰。 他做到了。在中国这个礼仪诗书至上的国度里，一位超级学者的魅力是无限的。人们在潜意识里相信，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就会相应的有多大的德。 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确立了司马光光芒万丈的形象，有这本书在，他万古不朽。同时在当时也让全天下注目。 他的声望高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第一，在个人声誉上，全天下人不再叫他的名，或称他的字，而是统称为“司马相公”。 相公，泛指一切曾经在东西两府任职的宰执人员。比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可以领受。查司马光的履历，他在归隐洛阳之前，只是被提名去做枢密使，可惜没上任就被改革派搅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资格，但老百姓认可了； 第二，他占住了地利。 西京洛阳是块宝地，在历史上仅次于汉、隋、唐三代都城长安。自古以来公卿缙绅聚居在这里，其富裕程度，对周边的影响，并不比开封差太多。司马光在这里是太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每当他写书写累了，就坐着车离开家门，去找朋友。 他的朋友是富弼、文彦博、邵雍、程颐、程颢、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凡、张问、张焘、刘恕、范祖禹等人。看看这些人的身份吧，不是顶级高管，就是一方大儒，这些人聚在一起，随便写写诗唱唱歌，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每当这时，洛阳城中都万人空巷，簇拥着司马光的马车，去看传说中的各位名士。 这样的盛会，在大宋史上非常有名，叫做“耆英会”。 年复一年，作品出来了，声望隆重了，王安石罢相了，宋神宗病死了……司马光如日中天！ 他是宋朝还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无论谁当皇上，都没法莫视他。而他也积极地寻求机会参与国家大事。在元丰初年，吴充当宰相时，他跳出来想参与。眼看风头不对，立即又潜回去了。
８年之后宋神宗去世，他一个外地的闲散半退休大臣，本来没资格参与丧事，甚至国家也没有邀请他出席，他想了想，决定挤进去。 注意，这是违规的。比如王安石，这是真正的前宰执，与宋神宗一生利害无法分割的大臣，不被邀请，也不能随便进京。可司马光就来了。 他的马车刚到城门边上，就被卫士们发觉了，顿时全城轰动。老百姓都拥了出来，围观、欢呼、赞美、挽留，他就是当时最炫烂最璀璨的明星。可是该明星被吓坏了，面对都城的空前人气，司马光二话不说，调转马头就跑，直接跑回老家洛阳。 什么神宗不神宗的，爱死不死，我的名誉这样大，已经高过警戒线了，必须躲过这风头！可是身为巨星有时是很无奈的，他前脚刚到老家，还没在独乐园里喘匀了气，开封城的追兵就到了。 大宋第一贵妇，高太后的私人代表，内宫供奉官梁惟简梁大太监架到。先是向司马光致谦，官方考虑不周，准备不足，吓着您这位国宝了，特此慰问。接着代表太后，代表新皇帝向司马光请教治国之道，您看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 机会，盼了整整１５年的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司马光有太多的话要说，经过缜密思考，他拟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由点及面，最开始的一步是把现有的朝臣，以往的政治完全打倒。 历时１５年之后，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这样开始——“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这样一篇全盘否定熙丰时代，否定亲生儿子一生事业的奏章传进了深宫，高太后一见大喜。好，非常的好，和哀家想到了一块，司马光真是个人才，立即召他回京！
司马光和吕公著一起回的开封，起步的官职就是门下侍郎。任命刚刚下达，他的第二篇奏章也发表了。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从名字上就点出，从此割掉熙丰新法的草。这篇文章很出色，真实地反应了司马光的心声，他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犊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做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面旗帜，高太后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多年来被压制在地方上只能喃喃咒骂的反对派们更是眼前一亮，觉得终于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可是现实是无奈的，不管司马光有怎样的抱负，高太后有多大的权柄，神宗留下的领导班子还在，蔡确、韩缜、章惇乃至于中层的干部人员都是新法集团的，这些人站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着上蹿下跳的司马光，只觉得很好玩。 大家上眼看哈，看一眼少一眼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司马光。１５年前被王荆公、吕惠卿等前辈赶到洛阳码字的老古董，不知还能活多久，又跳出来咬人了。 针对这种现象，老谋深算的司马光没生气，他的表情变得更加神圣，提出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建议。太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请下令大开言路，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吧。 高太后心领神会，好，这样才公平。 这条命令一下，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开封城，司马光得逞了，全是赞同他结束新法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熙丰新法只是１５年间的事，之前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积累了多少时代的底蕴，基本上能在朝廷里当官、说法、写奏章的人，都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上面的举动新法集团都看在了眼里，他们终于意识到，危险到了。这人能成为新法教主王安石的终生大敌，是相当地不好对付的。 紧张之余，他们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既然在权力上没法对抗，那么就从礼教上寻求力量。正好反对派们时刻都标榜自己是君子，那么孔夫子的戒律是不是要遵守呢？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这是最起码的对亡父的尊重。现在登基的是哲宗小同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立即就改变神宗的政治纲领吧。而三年，这对政治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光，足以让很多变数发生。 这个说法正中要害，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反对派们都沉默了，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而“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敢在这上面含糊，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的脸都绿了，三年，他都等了５个三年了，现在他连三个月都不能再等了！那么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作为一个名义上的纯儒，一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并且特别注明了，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 ……这是不是在隐晦地说，神宗很笨，很好骗呢？ 抛开这个不讲，“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无论哪一条，都说不通。可司马光觉得理由足够了，高滔滔更觉得充分得过了头。在她心里，这件事只要经过了探讨，都是对她尊严的挑战。难道她想干什么，还要谁来批准吗？！ 司马光如愿以偿，真的在神宗死亡三个月之后，就对新法动手了。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１００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蹦，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４０年以上的官龄，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蠢话。 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的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大宋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可司马光硬是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并且照此实施……知道什么叫无耻了吧。 和下面两段原文对比，上面的这个又不算什么了。
下一段，司马光谈到了钱——“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作为一个史学大宗师，他应该连三代以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了如指掌，那么为什么宋朝本代的资料他会选择性失明呢？ 之所以要实行保甲法，为的就是消减军队，减少军费。虽然保甲法实行中也有支出，但都由皇宫里神宗的封桩库、消减兵源节余的军费里划帐，没动用户部的一分一厘。这怎么能算是浪费呢？查一下具体的明细。以熙宁四年为例，节约军费１６０余万贯，保甲法支出１３０余万贯，还多出了３０万贯的富余。 这只是京城附近的统计，放之于全国，节余数字会更惊人。保甲法是费钱，还是省钱，还用争论吗？ 最后一段，在看之前，请大家深呼吸，别被气晕过去。原文如下——“……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 这是唯人种论了，中国人就是种地的，不管怎样训练，都没法和异族人相比，因为人家天生神武，从小练兵，我们再怎么练，只要一个照面，立即全体卧倒仆街，一点别的可能都不会有。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 司马光也算读过书，研过史，中国人在大宋之前，甚至就在大宋初年，什么时候比异族人弱过？不说燕赵习武旧地，就以农民为论，中兴宋朝最强的武将岳飞本人就是农民，之后明朝戚继光等人的军队里，农民更是骨干力量。相反，坏中国大事的，倒全是由司马光所力挺的禁军、厢军所造成。 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１５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 司马光，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腐烂的禁军身上。 当年新法登台是有步骤的，这时废除新法仍然有先有后。司马光是有头脑的，他先废了保甲法，卸掉农民身上的武装，下一步才能让农民们回到水深火热的旧时代里。 废除方田均税法。 一个时代结束了，农民成了从前的农民，地主变成以前的地主。 尽废新法 这只是开始，司马光的动作非常快，难得的是节奏感保持得妙到毫巅。要动手，先雷霆万钧，把新法集团打懵，保甲、方田均税两法废除之后，市易法、保马法也相继作废。 这四项搞定之后，帝国的军、政、商、农四大支柱都面目全非。蔡确、章惇大怒，这是图穷匕见，上来就分生死！ 可是他们一步慢、步步慢，刚想着反击，司马光的节奏感决定了一切。你们很生气是吧，很想咬我是吧，慢来~ 帝国这时有件压倒一切的重量级事务要办，要以举国之力去办，根本就没半点精力留下来吵架——给宋神宗发丧。 这在封建时代是无比重大的事情，新旧两党不管是谁，必须放下恩怨全情投入。尤其是当权的新法集团党魁，比如蔡确。王珪死后，出殡的主持人，山陵使这个职务非他莫属。想想神宗皇帝这一生对你们多么的情深意重，你们好意思在丧期里添乱吗？ 于是大家用心办丧事。 丧事过后，天下和谐，所有参与的人，不管新旧党，都升了官、发了赏。而且时间到了年底，都忙了一年了，连皇帝都死了一个，大家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呢？
于是蔡确、章惇、韩缜、司马光都回家各自过年，准备好年假过去后，再较量。注意，以上这些都是惯例，想当官，想做事，都得按着这套程序走。 只是时间走到了下一年的正月里，新党集团发现自己真是太蠢了，不知不觉之中，都是按着官场的规矩办嘛，也没什么感觉，怎么就掉进了司马光的陷阱里了呢？ 新年伊始，改年号为“元祐”。开门第一件事，旧党集中火力猛攻首相蔡确。这位一直走位飘忽，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的顶级大佬，突然间焦头烂额，怎么也没有想到，毫无征兆的，他居然大祸临头了。 其实他是有些预感的，也做了些努力来挽回。他很清楚，在之前哲宗即位的问题上，在邢恕的鼓动下，他别了高太后的苗头。这实在很不妙，可是无论在谁的心里，也没把这事看太重。 因为宋朝太宽松了，别说稍微抢抢风头，就是当面让皇帝难堪，也没见有啥后果。只是事情总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奇迹都有第一次。很不幸，蔡确拿到了这个历史性的大奖。 这个大奖是他在宋史里排名超级靠前的资本，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人生落幕的过程，是之后新旧两党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谁更狠的开端。 一个要命的借口。 事情从宋神宗的丧事开始。其实山陵使这个职务是不难当的，首先它是个暂时性工作，从出殡到入墓，这个过程只要顺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于危险，几乎可以忽略。因为惯例上这个职务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担当，而且丧事结束，该首相按例就要辞职。所以无论怎样说，有什么样的恩怨，这都是一个结束了。句号划完，人生归零，谁会去在乎、为难一个辞职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敌人，也会轻轻地放他过去。毕竟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该敌人彻底倒台，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几脚泄愤，注意，也千万别踩。第一坏了自己的名头；第二小心报应。谁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这时落井下石，当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马上退休的首相，这种双重保险下，蔡确还是出了事。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抓住了他三大错处。 １，身为山陵使，应该率领群臣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们全在，唯独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２，出殡当天，他应该与神宗灵柩寸步不离。可是他一会儿向前狂奔数十里，一会儿再向后狂跑数十里，中间还消失过一段时间，不知去了哪里，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３，神宗安葬后一个多月了，他还是不辞职。不说首相之职不辞，就连山陵使的职务都一直挂着。不知他要干什么。 以上三条，足以定出个大不敬的罪名。我们也要承认，这三条罪行真是不怎么光彩，太失职、太轻率、太不着调了！
只是历史上还有相对应的别的说法。蔡确守夜当晚失踪了，可小哲宗却有和他谈话的历史记录；出殡当天他没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骑马回城了，去干了什么呢？某些资料显示，他和高太后有过交流；至于说啥都不辞职，看着是恋权不放，格调不高。 可这是过年期间，放大假好吧。 总而言之，各说各的理。专注在蔡确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击，没有心理准备的。他心里一直很有底，因为之前他曾经补救过。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建议，给高遵裕复职。高遵裕是高太后的娘家人，在５路伐西夏之战中，他像一个西夏人的卧底一样把西北军团玩残疾，当然也相应地得到了一点点的处罚。他被降职了。 蔡确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后救情，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连大牢里的罪犯都能特赦，何况本朝这时第一衙内高大将军呢？让他官复原职吧。
所以最开始时高太后冲着他怒吼时，他仍然不怎么害怕，尽管高太后吼得非常有水平，揭开了宋史里一些没人知道的细节内幕。比如说，当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当晚绕床叹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情。这条史料就是在这时公之于众的。 可是之后蔡确的心就沉了下去，因为高太后骂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态之后，并没有复高遵裕的官。这才是关键，说明了她一来不原谅高遵裕，二来绝不领蔡确的情。 她记仇了。 直到这时，谁也不知道她记仇能记到什么程度。蔡确得用一生的代价去做支照明灯，照出她的真面目，给别人提个醒。 新年伊始，蔡确被罢免首相，贬职陈州。这个处罚是很重的了，从惯例上讲，已经罪责互抵，可以重新作人。蔡确也是这样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风中走出京城时，心里有失落也有些轻松，看结果，虽然丢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开了麻烦漩涡，很不错。 只是，这才是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的噩梦，更是高高在上的皇太皇太后高氏的噩梦。不久之后，宽松、仁爱、慈善、文明的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里有好日子过。 强如高太后也别想躲过臣子们的反攻倒算！ 这时旧党一片风光大好，司马光的节奏让新党瞬间失去了党魁，借这个威势，他终于对王安石新法里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 这三项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不刻地为宋朝担忧，加上１５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１５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但得势，对王安石新法的废除这样凶狠彻底。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５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５天之内完成这种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５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５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５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５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５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眼看着国家元首、辅国重臣联手发癫痫，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的，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趟这混水还有意义吗？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都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章惇。 他是这时新法集团仅存的宰执人员了，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面旗帜，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你来我往吵了起来。其结果就是章惇捅了一个超大的马蜂窝。从开始章惇就很尴尬，一个年青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叫唤，那样子简直逊毙了。同时还被不停地打扰，提醒他吵架的风度。 以免让垂帘背后的太皇太后不愉快。 这真是见鬼，居然成了这次国策大辩论的胜负标准。章惇竟然输在了态度上。当年的辩论实录是存在的，实在太长，没法搬上来，我们只看旧党的另一位领袖吕公著的原话，就会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样的刁难。 ——“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说得有道理，可见对国家有利。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胜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马光推荐上来的各位言官老大纷纷跳了出来，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枢密，想想都让人兴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
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惇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如此这般，章惇也倒台，被赶出京城。做完了这些之后，旧党内部都松了口气，觉得大局以定，可以轻松些过日子了。他们错了，事实马上会让他们清醒，有圣人、清廉、公正、博学、博爱等正面美誉的司马光党魁的真面目有多么的狰狞。 别说是敌人，就算是党内朋友，都被他气得发昏、吓得发抖。 章惇被赶走之后，新法集团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一古脑的都被贬到外地。
旧党扬眉吐气，司马党魁威武！１５年之后大振神威，把新党连根拔起，实在让人佩服。激动之余，他们不自觉地向司马光身边靠拢，认为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实在应该献出自己的一分力来，让形势好上加好。 这些人的代表是苏轼、范纯仁、韩维。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位完人。他拥有一颗平衡之心。 这种罕见的心灵源自于宋朝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家风。范仲淹一生从贫苦到大臣、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带来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住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弘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全国。他司马光可好，５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燥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地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可惜这一点我们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时的苏轼却不知道，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把这时的司马光仍然当作是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来对待的。 苏轼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都是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受益阶层。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涌了出来。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合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光继续沉默不语。 苏轼却暴跳了起来，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堂堂当代文坛领袖苏东坡说事时，听众居然脸露愤色，表情不爽，这是对他学识、风彩的极大蔑视！ 却不知在司马光的心里，他苏轼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侮辱得身无寸绦了。和《资治通鉴》的作者说法令的优劣？尤其是该法令还是他１５年之间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的免役、募役两法？ 苏轼你当我是白痴啊。 更可气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从夏朝开始说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嗦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１５年期间都干的什么吧，我用你来给我讲历史？ 居然还要求我听的时候脸露微笑！ 何况你口口声声说法令必须变，得与时俱进，我看你是忘本了。本党魁在１５年前就公布了旧党的法令观念——法不可变！ 最好是三代时的古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才会是最完美的社会。这样子与俺当面唱对台戏，你是个叛徒吧。 可惜的是，苏轼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讲了下去，这中间司马光的心理动态被他统统忽略。见到党魁大人脸色不悦，他反而怒了，觉得应该给对方上上官方礼仪课。 苏轼说，当年你和韩琦老相公争论陕西刺勇事件时态度很恶劣，说得很尖锐。韩琦很不高兴，而你坚持到底。现在你当了宰相，难道不容许下属说话了吗？ 众目睽睽，司马光的老脸上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貌似认可了苏轼的指责。心里的郁闷却成几何数暴增，在当时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觉到司马光几十年间口不对心，言行不一的众多证据，可当面指出的，除了刚刚被赶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了苏东坡。 一时口快，把话明说，苏轼爽了一小会儿。至少司马光承认了自己气量不足，狭隘跋扈。可是一来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二来根本于事无补。 司马光尴尬归尴尬，难堪就难堪，目标达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认了丢脸又如何，苏轼讲的话照样不批准。当天苏轼顶着一脑门子的乌云回到家，一边脱衣服，一边摇头叹气：“司马牛！司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 大文豪没话说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变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要怎么变，变成什么样。这时一个小人物有了个创新式的方案。
监察御史王岩叟，他主张实施“诸役相助法”。顾名思议，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为何不把它们中和一下，取长补短呢？ 司马光大发雷霆，言官管的是纪律，谁允许你乱议国策的？！闭嘴。王岩叟就闭嘴了。这记霹雳挨得一点不冤，他根本就不懂为什么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 这里面有个秘密，试部司马光推崇古法，三代以降中国历代的役法太多了，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这个争议巨大的募役法呢？答案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在金陵，司马光当政的消息传遍天下，却被人刻意地屏蔽在一座小院落之外。这是王安石的家，他的家人不忍心让他知道当年呕心沥血创制的新法被人一一破坏。可是免役法之争太大了，还是传进了王安石的耳朵。 王安石愕然。他说，连这个都要废除吗？免役法是我与先帝共同创立，反复思索两年多才颁布，内容面面俱到，成熟完备，不能这样轻易废除的。 从这时起，王安石衰老伤病的身体更差了，他几乎不思饮食，一天天沉默寡言。可是打击才刚刚开始，不久之后新皇登基的恩科考试开始了，又一个消息传到了金陵。 当年王安石修改课本，改革科考，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课本中有他亲自批注的《诗》、《书》、《周礼》，称之为新义。这是１５年间宋朝全国举子们一直研究的学科，司马光临近考试突然宣布，废除王安石批注的所有新义，一切恢复熙宁以前。 不为王安石考虑，也要为天下无数考生着想吧，临近考期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手，抛开朝廷重臣、知识前辈的身份，司马光仅仅以一位长者的年纪，都不应该这样刻薄。 他这样做了，目的也达到了。王安石整夜失眠，绕屋步行，清晨时家人看到屏风上写满了字，没有任何漫骂词语，只有数百个司马光的名字。 司马十二……不曾想１５年之后，你蜕变成了这样！但是，这还不是结束。又过了些日子，一个新的命令颁布了，严令官方人士、各地书馆翻看一本名叫《字说》的书。这本书，是王安石晚年的重要作品。
王安石是罪犯吗？为什么会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一方面废除新法，抹杀王安石在政界的印迹；一方面禁锢王安石的作品，抹杀他在人间的思想。这样的行为要怎样定位，我实在不愿让自己的文字骂人，大家自己去想吧。 综上所述，全盘思考，才能知道为什么天下有那么多的役法不用，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他就是让活着的王安石知道，你当初认为免役法先进，比募役法好，我偏偏改回来，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的目的达到了，王安石的健康急疾下降，真的死在了他前头。 王安石死在宋元祐元年四月六日，按以往的习惯，我应该为他的一生作一个我个人认为合适的总结。但反复思考，我放弃了。 不是怕争议，更不是怕难度，而是我前面说得实在太多了，这时有司马光的一举一动来反衬，更能看出王安石的本质。 还用得着多废笔墨吗？何况三百年宋史里，公道自在人心。 如此，算是我对荆公的推崇和尊重吧。 蔡京发迹 回到司马光废除免役法的时间段，在范纯仁、苏轼有话要说时，５天内废法行动一直在进行中，司马光在一片反对声中突然迎来了一股春风，一份公文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开封城周边州县按时完成任务，所辖地区内免役法全部废除，募役法已经生效！司马光惊喜交集，在这种时刻是谁这么乖，当了他的突击队长？ 看公文署名，开封府尹蔡京。 蔡京……新党、王安石的亲戚，这实在犯司马光的忌，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反而是最好的典型示范。想想连王安石的人都这样支持他，旧党党内该怎样反应？ 他召来了蔡京，亲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同志，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办事，还有什么命令贯彻不下去呢？由此蔡京捞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桶金，旧党党魁司马光赏识了他。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层，司马光树立蔡京是模范典型。想想几十年后蔡京的作为，谁该为这个妖孽买单？诚然，这时的蔡京还处于雏形，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是司马光仍然看走了眼，他没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破绽。 第一，蔡京的人品。 在这之前，在新、旧两党之间摇摆的人是有的，比如刚下台的首相蔡确。可从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反叛，第一步就拿前领袖的政治根基开刀。 蔡京这样做了，他的“零拒绝”手段再一次使用，这样没原则没底线的行为，司马光不仅不鄙视，居然还提倡，他本人的底蕴是什么呢？ 如果以一切为政治服务，以达到目的为准绳，那么他多年以来保持的圣洁光环在哪里。退一步讲，这样急吼吼地接纳蔡京，也证实了他急病乱投医，在自己党内都缺乏认可的现实。 第二，蔡京的危险性。 让庞大的京城周边州县在５天以内废一法、立一法，这里面得有多么复杂的操作。政治即人事，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边，蔡京能避开所有的障碍，迅速搞定所有办事人，为他的欲望全速运转，这体现了令人折服的手腕。 这是强人手段！
有这样的能力，加上这样的品格，司马光居然熟视无睹。他的眼光在哪里，他巨大的史学知识在哪里。说到这一点，更让人无语的事还在后面。 元祐更化 免役法废除之后，青苗法、将官法迎刃而解，司马光在国内举世无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可是他非但没有快乐，反而唉声叹气。他苦闷啊，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深深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但是怎样操作呢，四位皇帝无数能臣都搞不定的事，司马光会有什么好办法？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 之所以会和西夏人恶化到现在的地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都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榷场继续做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都以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这样的开价让西夏人疯了，宋朝人很怪耶～～这是真的吗？！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接下来他们就看到了宋朝人的诚意。四座城真的还过来了，赏赐什么的也全数送来，至于回报，宋朝只要求西夏像从前一样称臣，每年写点格式标准的拜年信。 西夏人实在过意不去了，想了想，这样吧，我们也厚道些，把永乐城之战中抓到的几百个俘虏还给宋朝吧。如此这般，司马光终于安心了，拿着西夏人送来的称臣报表，他向全国宣布，西夏被我们征服了——！！ 兴奋之余，司马光意犹未尽，他想起来王安石当政时期，好像还打下了一大片土地，现在叫什么熙河路。作人要诚实，要还一起还，把这个也还给西夏吧。 这时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拿张地图给他看。告诉他你要死快死，别再说胡话了。看清楚喽，这片地原来是吐蕃人的，跟西夏人没关系。再看看地理位置，真要还给西夏，宋朝就被合围了！ ……啊，这样吗？ 司马光勉强提起精神看了看，那好吧，熙河就留着吧。 以上的事件单纯着来看，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结合起历史来讨论，才会明白司马光此举有多么的险恶自私。 他是历史大宗师，远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如数家珍，那么中唐时期的事情会不知道吗？说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历史，一直是中国人所自豪的位面，可是曾有位外国人一句话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豪抹杀了。 黑格尔，他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只是单纯的重复，甚至发生的事件都不断地雷同。远不如欧洲，有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式，进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人，我乍一看，第一时间也很愤怒，觉得被蔑视了。可是仔细审视，变得无语。就比如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的行为，在中唐时就发生过。 唐朝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分为两派，牛党、李党。在唐文宗时代，牛党党魁叫牛僧孺，李党党魁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挤，在公元８３０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达到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２００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大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煽到他的脸。可是那一点都不妨碍《宋史》在他的个人列传中写出这样一句来——“……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西夏、甚至辽国人都告诫自己的边将，宋朝由司马光作首相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别去惹事！ ……别说在元祐时期西夏变得再次嚣张起来，退一万步，就算真的安宁了，也是人家手懒。想要的都白送过来了，还需要再动刀子去抢吗？ 挣扎着做完这些，司马光终于快挂了，全部的精力都扔了出去，全部的心愿也都达成，他自己都感觉没有再不死的理由。可是在七月时，他突然间回光返照，从病床上跳了起来，钻进轿子往皇宫里赶。 紧急通报，有人在高太后那儿提议重新启动青苗法！ 这还了得，我还没死呢就有人敢唱反调，必须掐死这个出头鸟。等他赶到了皇宫里时，肇事者还没来得及跑，被他堵个正着。 范纯仁，他站在高太后面前还在解释现状，阐述理由。司马光进来，没看任何人，直接对高太后说，是哪个奸邪劝陛下重施这个邪法？！ 范纯仁立即闪到了一边，一个字都不敢说了。奸邪，这顶帽子压过来，他的终生就得被定性，连他父亲都得被追贬。 司马光又成功了，哪怕奄奄一息，他都震慑全朝。可是天下的形式怎么办呢？要知道范纯仁并不是新党，他不会没事申请雷劈。他是看到了危险的现状，因为国库又开始空虚了。 青苗法、方田均税法被废，在原有的法令下土地、农民又被地主们霸占，国家的利益重新缩水，这样的实际问题谁来解决？这些司马光不管，他只管废，兴什么，管我毛事？ 这是他一生最后的真实写照，有一句他列传里流传天下的名句可以佐证。什么责任、什么危险，在他那里都能忽略掉。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好？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 司马光死在大宋元祐元年（公元１０８６年）九月一日，年６８岁。他的葬礼规格是超高的，赠太师、温国公，一品礼服、银绢７０００两，谥文正，以皇帝的名义赏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忠清粹德”。 另外，高太后带着小哲宗亲临现场致哀，她本人还当众哭了几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石死时，以荆公之名望地位，居然去世时一无神道碑、二无行状、三元墓志铭。治丧时只有一个弟弟在场。 至于之后的追赠、苏东坡的制文，是一个让人玩味的讽刺。那居然是王安石平生大敌司马光说的一句话——“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致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些话除了开头稍微肯定了一下王安石的人品之外，没有一处不是在骂人。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王安石这人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可是性格有问题还很笨，要命的是还特别喜欢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由于这种本质，他把忠贞纯洁的人都赶走了，弄得满朝廷都是些小人。现在我刚刚要改变他的过失，可他却突然死了。我料到他死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反复小人会打击他，借此进入我们光明伟大的旧党队伍，所以我认为，朝廷应该给他些优厚的抚恤名份，以免助长浮浅刻薄的风气。 我的翻译有错吗？ 如果没错，大家应该明白，他哪有半分对王安石的认同，仅有的一点点善意，也是为了所谓的朝廷风气。好了，回头说司马光。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述夹议的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大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大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融。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着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８０%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的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１００%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奉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子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列传”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不朽的哀荣 这世上有些人是极特殊的个案，他们活着时是人间的妖孽，死了之后仍然是个噩梦，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和甩粘上点边儿，立即就变味了。 比如司马光的葬礼。 他死得很巧，那天正好是宋朝大赦天下的好日子，文武百官都要进宫去赞美皇帝，顺便唱歌跳舞玩个痛快。集体狂欢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走出宫门，去赶下一个过场。 去给司马光吊唁。 无论怎样那也是一位党魁，是飘扬了十几年的一面旗帜，不管心里面怎样腹诽，还是得做出这起码的尊重的。只是突然间他们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人非同小可，在名声上惊天动地，在职务上前途远大，在行为上枯燥无味，在官场上堪称警察。 伊水河畔程老夫子，程颐。
他的名声和司马光一样在这１５年期间突飞猛进，首先一大批弟子成才了，职位最高的已经是宋朝的台谏官员；第二他的学问终于形成了体系，对于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有自己的感悟，理学始祖的地位确立了。这是巨大的成就，从民间影响到官场，除了极个别的某些怪物之外，没有谁不对他顶礼膜拜。 能做到这一点，是宋朝建国以来独一无二的，其效果非常惊人，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尊重，地位超然到没有拘束。 他可以和司马光平等论交，虽然身在旧党，可绝不会对任何高官假以词色。因为这种地位，司马光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加超然、神圣的工作。 给小皇帝哲宗当老师。 在宋朝的历史上，帝师的未来是无比光明的，真宗、仁宗的老师们百分之百的荣宠终生，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宰执高官，而且由于他们和皇帝的特殊关系，从小养成的信任依赖感，他们在很大程度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 一句话，前途远大，无比远大。 序幕 程颐是北宋历史上文凭最高的帝师，哲宗只有九岁，处于最理想的接受教育的年龄，这样的组合非常让人期待，他们一定会产生火花，积极互动，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师生的。 事实上有苦自己知，哲宗恨不得他立即去死。 程颐什么事都管，比如春天到了，万物复苏花木繁茂，哲宗在深宫中凭栏观景，随手折下了一根柳枝。程颐瞬间出现，喂，你太残忍了，春天是生命的季节，每一种生物都有生长的权力，哪怕是一棵柳树。你是上天之子，要仁慈，要博爱，要向爱你自己一样爱柳树，之后像爱柳树一样去爱你的子民，这样才是好皇帝…… 哲宗忍。 比如哲宗穿戴整齐走向课堂，准备接受教育。程颐拿起书本，却突然间问，喂，你昨晚洗澡时是不是脚边有只蚂蚁？ 是。 你怎么处理的？ 我给它让了路。 好！程颐击节叫好，学生开窍了。你终于做对了，由柳树到蚂蚁，他们都是生命，都是你的子民，你终于爱护他们了，你要终生这样做…… 哲宗很安静。 比如九岁的哲宗一觉在深宫里醒来，突然发现围在身边的不再是昨晚之前的姐姐妹妹，而是一律年过５０岁的大姨妈。这是怎么回事，他很想尖叫，很想怒吼，他身上流着激烈如火的神宗的血，绝不是任人摆布随意揉搓的懦夫孬种！ 可是程颐的声音出现了，一个好皇帝都是不好女色的，女色……嗯，孔夫子曾经曰过，这是一个男人的天性，所以要从小抓起，哪怕你只有九岁。 哲宗恢复了安静。
他是个非常特殊的孩子，在人类的历史上早熟的孩子、早熟的皇帝是有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在他这样的年龄上做出过他那样的理智、坚忍、深沉，把所有一切都深深地埋进了心底，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尖端时刻，从来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情绪波动。 他深深地躲在垂帘之后，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把什么都记在心里，像一具灰色死寂的孩童石像，默默无声地生存着。 传说１００多年前大宋刚刚建国时，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和第一位首相赵普有过一段对话。赵匡胤问：“天地间什么最大？” 这种话赵匡胤很喜欢问，比如他进佛寺时就曾问过和尚，我用拜佛吗？很明显是要和祖祖比比大小。和尚很识相，笑嘻嘻地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您不用拜。” 比神灵都大了，天地间还有比皇帝还牛的吗？答案只此一个，皇帝！ 可是赵普想了很久，给出了另一个答案——“道理最大。” 这个传说在宋史里非常有名，一直被几十年后纵横宋朝杀灭一切唯我独尊的理学家们奉为源头。“道理最大”是理学家们的核心力量。这些人披着宋朝的官服，口中念念有辞忠君爱国，可是在行为上敢于做一切他们认为对的事。比如程颐在现实中的身份不过是个有光明未来，可眼下还只是个低官阶的芝麻小官，他就敢上管君、下管臣。 他堂而皇之地挡住了宋朝的官员队伍，在这个队伍里有宰执、有两制、有三司、有台谏、有亲贵，哪个都是他碰不得的，可他站得非常稳，面沉似水。 你们要去哪儿？ ……司马光府啊。 去吊唁吗？你们都错了。程颐以一贯的教育家嘴脸给宋朝的顶级官员群落上集体大课——孔夫子曾经曰过，如果某天悲痛哭泣过，就不能再寻欢作乐（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刚刚在皇宫里欢乐过，这时再去司马光府上吊唁，是对亡灵的不尊重。 官员大队哑了，面对这个嚣张的扫兴人，得怎么办呢？换一个人，哪怕他是帝师，这时也是自找没趣，官大一级压死人，当面斥责、背后出招，哪一种都能让他不死不活。可程颐就不同了，他是理学宗祖、当代大儒，尤其还端出了孔夫子，从哪一点上说，都动不得。 沉默中有人打了个哈哈，“孔夫子是说过哭的当天不能欢乐，可没说过欢乐那天不能哭嘛。”搞个小怪，闪出个台阶，大家都退一步多好。 可是程颐不退，他是理学宗师，讲究的就是诚心正义、无愧天地，最厌恶的就是这类油嘴滑舌投机取巧的东西。他怒了，站在当街坚持真理，无论怎样都不放官员们走。 这时官员队伍里走出了一个人，前面说过，这世界很大，以程颐的神圣光环，也仍然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不怵他。这人就是其中之一，现任翰林兼侍读苏东坡。 谁都很生气，可走出来的仍然是苏轼，这人的天性是太强烈了，有话要说，就一定得说。他笑嘻嘻地走到程颐面前，转身面对大家。 程大人说的是有根据的，这是汉朝名人叔孙通定下的礼仪，是很有名的啊。 瞬间大笑，在场的每个人都学识丰富，叔孙通……那是汉朝时蒙冤被斩首的一个衰人，程颐学谁不好，非得像这样的例子看齐。 程颐哪儿受过这个，苏轼在他的眼里一直是个油嘴滑舌的极品市井小调的高人，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敢对他无礼！ 大怒之下，他转身就走。还好他理智尚在，没选择和苏轼单挑，和宋朝第一文豪打嘴仗，他铁定当街吐血。程颐走了，官员们比刚出皇宫时兴致更高，一路踏歌走向司马光的灵堂，集体行礼，然后各回各家。 回家之后，又有新的笑料传来。苏轼意犹未尽，在家里给程颐起了个绰号，叫“鏖糟陂里叔孙通”。鏖糟陂是开封城外的一个地名，非常偏僻，土里土气。这句话连起来读，意思就是在那个偏僻的没人去的冒傻气的地方有个人叫……程颐。 哇哈哈哈，全开封的官员们都拍案叫绝，苏轼骂人都这么有水平~实在是高！程颐在没进京之前，不管有多大的名望，本质上就是洛阳伊水边上的一个农民，鏖糟陂里，亏他怎样想得出来。 欢笑在继续，在人们的心中，甚至在苏轼的心里，这只是一时的调笑，人生是需要嘲笑以及自嘲的，这本是社交的一部分。可是谁能知道呢，就是刚才的这些小玩笑，却引发了蝴蝶效应。 官场的噩梦开始了，宋朝在这时开始变味。 宋朝是最风雅的时代，截止到司马光去世，大宋官场是一种雍容端穆的气质。每一个官员都讲究举止礼仪端庄，哪怕身为宰执，都会因为发言时声音过高丢官罢职。 在宋朝，一个没有风度的男人，不是男人。 这一点在司马光吊唁事件上也得到了体现，苏轼讽刺得轻描淡写，程颐离去时口无恶言，仍然保持了各自的风彩。只是私底下怎样就不好说了，比如在翰林院内部。 帝师、侍读平时都在翰林院坐班，苏轼、程颐每天都要见面，午饭也得一起吃。厨子们开始作难了，河南的老夫子仁慈得像和尚，从来不吃荤，他们得给做素菜；出身美食之乡的蜀川苏学士却是位举世闻名的饕餮，此人无肉不欢，就算在流放的途中，也想方设法吃猪肉。 生来的死冤家，早晚出事。 请看下回 宋哲宗赵煦之二 洛蜀党议 车盖亭诗案发酵 蜀洛朔三党难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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