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极言军事斗争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军事斗争的成败关乎国家存亡，宗庙存续，百姓祸福，皆系于此。一个国家如果无法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甚至出于对流血牺牲的厌恶而刻意回避军事斗争，就会招致覆亡。而一个国家如果忽视了军事斗争对国民经济和百姓生活的巨大破坏，一味穷兵黩武，同样会招致国家灭亡。所以古代军事家得出了“恃文者灭，恃武者亡”的朴素辩证观点。 长期的军事实践让中国古代兵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积累了大量军事斗争经验，摆脱了战争胜负依赖“天官地时”的蒙昧观念，开始认为战争胜负有着客观规律可循，这种客观规律古人称之为道。因为古代兵法典籍纷繁浩渺，想要详细解读以本文的篇幅实难胜任，本文只是试图从“君道和将道”两个方面为切入点，为读者解析古代兵家的制胜理念做一点有益的引导。 君道 军事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的重要作用决定了统治者必须从全局思考战争。“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执政者在制定国家方略时就必须将军事斗争的需要考虑进去。吴起求见魏文侯时，魏文侯以“寡人不好军旅之事”回答，吴起则一针见血的指出，魏文侯置备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但“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以此告诫魏文侯，置备兵器的目的是为了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如果在思想上没有积极进行军事斗争的准备，即使拥有精良的武器也不能避免国家覆亡的悲剧。 如何从思想上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呢？首先要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正如《司马法》所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战争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是争取国家利益的利器，也会是导致身死国灭的祸根。无论是《管子》所言“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还是今人所说“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更不可能得到”都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军事上的胜利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诉求最有力的手段。战争胜利带来的利益是任何行动都无法比拟的，但战争对国民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的破坏也是巨大的，在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一场战争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消耗往往大得惊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篇》），然而，战争对百姓生活的破坏还远不只是经济上的，战争造成的流血伤亡无论是对战败国还是战胜国的百姓都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所谓“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吴子兵法·图国第一》），即是指出，不加节制地穷兵黩武，即使是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是国家的祸端。战争对于国家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或者说战争对国家积极性和破坏性共存的特质决定了为政者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战争。既不可因为厌恶战争的暴力属性而回避军事斗争，也不可贪图战争带来的收益而用兵无度。而一旦开启战端，赢得全面而彻底的军事胜利是毫无疑义的首要任务，不彻底的军事胜利对国家的破坏性同样是巨大的，“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散”（《管子·兵法第十七》)。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而非所谓天命“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尉缭子·天官第一》），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人而非所谓的鬼神天命。“伐敌制胜，贵先有谋”（《明太祖宝训》），取得全面彻底的军事胜利，依靠的是人的谋划制定合理的方略，对战争态势做出谨慎合理的分析，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关于如何先胜，孙武在《孙子兵法》中给出了答案，“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并且孙武强调：“凡此五者，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那么，什么是道？孙武进一步给出解答：“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很显然，这里的“道”指的是一种政治态势。在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兵家眼中，战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角逐，而是涵盖额了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的较量，而政治手段是优先于军事手段的。中国古代兵家没有明确提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样明确的说法，但很显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古代兵家们的战争观中，政治因素的考虑往往是首要的,“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易经·谦》）即指明，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邻敌侵扰，消除战患。意即告诫统治者要慎战，争义不争利，以正义为号召争取国际国内舆论优势的同时避免国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自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号尊天子以令诸侯后，历代争霸、吞并战争无不打着各式各样的“正义”大旗，其目的无非是内亲其民外结诸侯。因为长期的实践使古代兵家意识到战争是一头体量巨大的巨兽，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着海量的社会资源和人员生命，要想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就应该调集一切能运用的社会资源。争取到政治上的正确性，取得舆论优势，能获得周边邻国政治军事上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和国内民众的亲附：“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司马法》）而真正能使民众亲附的，永远是正确而利民的政策，“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司马法》），作为君王要体恤民众疾苦，减轻民众负担，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只有民众亲附，内政稳定的国家才能有在诸侯林立的时代图谋霸业的可能。吴起在拜见魏文侯时所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即是此意。所谓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营造有利的政治态势虽然是军事斗争准备中重要的环节，但仅仅只是战争准备的第一步，毕竟除了宋襄公以外并没有太多人相信信义礼教能足以克敌。民众亲附得意义首先是能使国家获得充足的财富积累，毕竟在古代社会“国富多粟生于农”（《管子》），只有粮多财厚，国用充足，军队才能强大，国君才有进行军事斗争的本钱。和任何时代一样，民众是军队的直接来源，“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攻战巧”（《管子》）。但普通的农民是不能直接上战场的，“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司马法》），只有平时持久不断地实施对军队的管理教育和训练，才不会出现退时溃不能守，进时无勇怯战，追时劫掠四散的情况，这样的军队才足以守社稷而图霸业。要使军队能为己所用，除了日常训练，士气的激励也同样不可少，燕昭王千金买骨方得千里良驹，君王明赏罚功罪，兵将自然提携玉龙为君死。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必须成为人人皆知的政策，而且赏罚要注意策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娇子，不可用也。”（《孙子兵法》），一味恩赏宠溺的骄兵悍将是难堪大用的，“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孙子兵法》），施罚与施恩同样有着很强的技巧性。所以“凡战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诏，讯厥众，求厥技，方虑极物，变嫌推移，养力索巧，因心之动”（《司马法》）,通过每个人不同的表现确定是封爵还是治罪来激励士气，鼓舞斗志，而且要注意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虽然这些治军的原则很多时候由领兵的施行，但刑德必由君人者，否则军队会慢慢效忠于其将领而非君王。 编练军队只是为军事斗争提供了条件，要想能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离不开统兵布阵的良将。因此要想获得对敌作战的先机必须招募良将，军队日常事务的管理、作战的具体指挥、要地的固防这些具体事宜都有赖于将领的操持，惟其如此君王才能安坐朝堂把握总体的方略。“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兵法》）。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对将领的选择就必须慎重，毕竟找李景隆拜将和找白起统兵的区别是判若云泥的。那么优秀的将领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呢？如何能判断一个将领是否具备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本领呢？这就是我们要谈论的将道。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