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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彩瓷在9世纪享誉海内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颇受学界重视。早年的研究者凭借经验和肉眼观察，认为长沙窑彩瓷以釉下彩工艺为主，并将长沙窑釉下彩瓷视为中国陶瓷工艺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这种观点被写进权威论著中，在学界和社会公众之间广为流传，影响巨大，几乎完全遮蔽一些重要的不同认识。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经验和肉眼往往掺杂过多感性，因而并不一定可靠，随着科技检测手段的进步，越来越多品类的长沙窑彩瓷经检测确认为高温釉上彩瓷，反倒是至今仍未检测到典型的釉下彩瓷。这不免让人产生疑惑，长沙窑工匠真的使用过釉下彩的技法吗? 从釉下彩到釉上彩 20世纪80年代已有科技工作者对长沙窑瓷器标本的物理性能、化学组成、显微结构进行过研究，但由于实验方法不同和标本数量有局限等原因，科技检测的结论不尽相同，引起了一些争论。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同与传统观点相符的结论，不严谨的科技检测工作附会主流观点，进而又强化了长沙窑彩瓷以釉下彩工艺为主流的印象，导致一些重要检测成果和观点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比如张福康先生指出了长沙窑“釉下彩”与历代典型釉下彩的显著区别，认为这些差别都是由于长沙窑所采用的彩绘工艺与典型的釉下彩不同所造成的，部分长沙窑器的彩不是施于胎上而是施于釉上;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古陶瓷的科学》中，张福康先生进一步指出“长沙窑极大部分都是高温釉上彩，只有精细彩绘是用釉下彩的方法制作的” (张福康:《长沙窑彩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6年第3期《中国古陶瓷的科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9月)。蔡毅先生在《对高温釉上彩装饰工艺的若干认识》一文中认为“长沙窑彩瓷很有可能是釉上施彩高温下一次烧成的产物” (蔡毅:《对高温釉上彩装饰工艺的若干认识》，《文物春秋》1997年S1期)。  ▲ 左:青釉八边形露底鸟纹碟(石渚出土) ▲ 右:青釉褐绿彩菊花纹碟(石渚出土) 进入21世纪，科技检测工具与方法有了新的进步，多个品类的长沙窑彩绘瓷经检测为高温釉上彩制品。孙莹等人在应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探针及线扫描技术对4件长沙窑彩瓷样品的彩绘工艺进行了研究，检测结果显示，此4块样品的工艺均不完全属于典型的釉下彩工艺，而是属于高温釉上彩工艺(孙莹、毛振伟、周世荣、王昌燧、董俊卿、袁传勋、徐靖、姚政权:《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探针线扫描分析“长沙窑”彩绘工艺》，《理化检验(化学分册)》2008年09期)。栗媛秋等人在利用X荧光光谱分析、反射光谱、岩相分析和扫描电镜等手段对一片长沙窑白釉红彩的釉彩部分进行了成分和显微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该样品是一件乳浊釉上施红彩的釉上彩器(栗媛秋、杨益民、张兴国、张兆霞、姚政权、朱剑:《长沙窑铜红釉上彩的显微分析》，《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 左:青釉褐绿彩莲花纹盘(石渚出土) ▲ 右:釉上黑彩罐(谭家坡出土) 2016年3月~2017年4月，为配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配套服务设施项目的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遗址公园南约1千米的石渚片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出土了一批画工精致的彩绘瓷器，部分器形和纹饰以往罕见，尤其引人瞩目。长沙窑彩瓷品类众多，常见的有青釉褐绿彩瓷、青釉诗文瓷、青釉褐斑瓷、青釉褐绿点彩瓷、白釉绿彩瓷、白釉褐绿彩瓷等。其中以白釉为底色釉者，因其白釉有乳浊不透明的特征，不适宜釉下用彩，其他长沙窑彩瓷品种凭肉眼很难对其工艺过程做出准确而令人信服的判断。那么，这一批新出土的彩瓷从工艺流程上来说，到底是釉上彩还是釉下彩呢? 常见的长沙窑彩瓷品种均使用釉上彩工艺 典型的“精细彩绘瓷”、诗文瓷也属于高温釉上彩 为明确长沙窑彩瓷的工艺属性，我们以本次石渚片区出土彩瓷标本为主，同时在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年丰垸、灰坪、谭家坡等不同区域内选取有代表性的彩瓷标本，共50余件，利用基恩士VHX-5000超景深三维显微镜对各品类彩瓷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在显微镜下放大100~1000倍，重点观察彩、釉及其结合部的平面与断面。显微观察发现这些标本的彩料在平面和断面上均有打破或叠压在釉层之上的现象，没发现一例有釉层覆盖在彩料之上的迹象，而且着彩部位在显微镜下也显得干涩、皱褶多，没有釉面的平整光滑。也就是说，本次观察到的长沙窑彩瓷标本都是先施釉再于釉上着彩、然后一次烧成的高温釉上彩瓷。包括张福康先生所言“不典型的釉下彩”、“精细彩绘瓷”实际上也是使用高温釉上彩工艺烧制而成的，这类“不典型的釉下彩”恰恰是长沙窑彩瓷的典型代表。 现列举其中数种彩瓷标本的显微观察结果于下: 第一类: 青釉褐绿彩绘瓷 1.标本CS20180503001 青釉褐绿彩花卉纹碟残件，2016年石渚片区H10③出土，生烧制品，胎色灰黄，着有化妆土，青釉暗哑无光，有剥蚀，用褐绿彩绘花卉纹(图1-1)。显微镜下其断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褐彩、青釉、化妆土、胎的叠压关系(图1-2)，标本表面也可以看到褐彩下的青釉被浸染呈黄褐色(图1-3)，绿彩表层局部发黑(图1-4)，表面和断面上可见其呈色浓度从表往里逐渐变淡(图1-5)。  ▲ 图1-1 青釉褐绿彩花卉纹碟  ▲ 图1-2 胎、化妆土、青釉、褐彩断面  ▲ 图1-3 褐彩表面  ▲ 图1-4 绿彩表面  ▲ 图1-5 青釉褐绿彩 彩断面 2.标本CS2015009 青釉褐绿彩绘残片，2015年年丰垸片区出土，灰黄胎，青釉泛黄，彩剥蚀严重，绿彩泛白(图2-1、2)。断面可见绿彩下叠压有青釉层(图2-3、4)。  ▲ 图2-1 青釉褐绿彩 残片  ▲ 图2-2 绿彩表面  ▲ 图2-3 绿彩叠压青釉  ▲ 图2-4 绿彩叠压青釉 第二类: 青釉褐绿点彩瓷 标本CS2015010 青釉褐绿点彩残片，2015年年丰垸片区出土，灰白胎，施青釉，用褐绿点彩绘联珠式纹样(图3-1)。显微镜下褐绿彩表面干涩、皱褶多，都不如青釉表面不平整(图3-2)，绿彩叠压在青釉层之上(图3-3)。 ▲ 图3-1 青釉褐绿点彩 残片 ▲ 图3-2 褐彩表面 ▲ 图3-3 绿彩、青釉断面 第三类: 青釉褐斑瓷 标本CS20180427004 青釉褐斑罐残片，2016年石渚片区H10③出土，灰白胎，着化妆土，施青釉，饰褐色斑块(图4-1)。褐斑表面侵蚀较严重、不光滑(图4-2)，断面上可见青釉块被褐斑叠压的现象(图4-3、4)。 ▲ 图4- 1 青釉褐斑罐 残片 ▲ 图4-2 褐斑表面 ▲图4- 3 褐斑下的青釉块 ▲ 图4- 4 褐斑下的青釉块 第四类: 青釉褐书诗文瓷 1.标本CS2015003 青釉褐书诗文壶残片，2015年灰坪片区出土，灰白胎，着化妆土，施青釉，用褐彩书写“月中”、“无”等字(图5-1)。长沙窑曾出有“一别行万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诗文壶。该标本的“中”字褐书表面干涩无光，不见青釉覆盖的迹象(图5-2)，在断面上可见褐书部分明显叠压在青釉之上(图5-3)。 ▲ 图5-1 青釉褐书诗文壶 残片 ▲ 图5-2 “中”字写在釉面上 ▲ 图5-3 “中”字写在釉上 2.标本CS2015002 青釉褐书诗文壶残片，2015年灰坪片区出土，灰白胎，着化妆土，施青釉，用褐彩书写“君恨”、“我恨”等字(图6-1)。长沙窑曾出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文壶。该标本的“我”字褐书的断面上可见笔划之间隔断、叠压着青釉层(图6-2)，“君”字褐书墨迹明显叠压在青釉之上(图6-3)。 ▲ 图6-1 青釉褐书诗文壶 残片 ▲ 图6-2 “我”字写在釉上 ▲ 图6-3 “君”字写在釉上 ▲ 青釉褐书[君生我未生]诗文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第五类: 青釉露底褐彩瓷 标本CS20180427007 青釉露底褐彩鸟纹残片，2016年石渚片区H10③出土，青灰胎，着化妆土，用褐彩在器心露底处绘鸟纹(图7-1)。该标本器心露底处褐彩与化妆土结合紧密，不脱落(图7-2)，但在褐彩与青釉结合部的表面却可见彩釉脱落而化妆土上不见褐彩残留的痕迹(图7-3)，说明该标本应是施釉之后再在露底处绘画，只是绘画时画笔超出了露底的范围而触及釉面(图7-4)。 ▲ 图7-1 青釉露底褐彩鸟纹 残片 ▲ 图7-2 化妆土上的褐彩 ▲ 图7-3 褐彩与化妆土结合紧密，但在彩釉结合部，彩与釉同时剥落，而化妆土上并无彩料残余，说明彩施于釉上 ▲ 图7-4 露底彩绘触及釉面 第六类: 白釉绿彩瓷 标本CS20180427012 白釉绿彩残片，2016年石渚片区H10③出土，灰白胎，施乳浊白釉，饰绿彩(图8-1)。白釉和绿彩均乳浊不透明(图8-2、3)，白釉绿彩结合部断面可见绿彩叠压在白釉之上(8-4)。 ▲ 图8-1 白釉绿彩残片 ▲图8-2 白釉绿彩表面结合部 ▲ 图8-3 白釉断面 ▲ 图8-4 绿彩、白釉、胎断面 高温釉上彩是长沙窑彩瓷的 主流工艺，是否使用釉下彩尚存疑 本次观察的长沙窑彩瓷标本出土于遗址内的不同区域，涵盖了长沙窑彩瓷的绝大部分品种，包括常见的青釉褐绿彩瓷、青釉褐绿点彩瓷、青釉褐斑瓷、青釉诗文瓷、白釉绿彩瓷等类别，具备充分的代表性，结合已有科学检测成果综合分析，我们认为:高温釉上彩是长沙窑彩瓷的主流工艺。 在未充分烧结的生烧制品上，彩与釉的叠压打破关系在三维显微镜下十分清晰，可视为烧造之前施釉着彩的初始状态，这种釉上彩工艺的大致流程应为:于素胎或化妆土上施底釉，待釉层略干、充分吸附在坯件上后，再用褐彩、绿彩在已施釉的坯件上点洒、绘画或书写诗文。此外，长沙窑彩瓷施釉上彩后是在窑炉内一次性高温烧制而成，不同于后世二次烧造的低温釉上彩，正因为是高温一次烧成，而釉层较薄，所以造成了一些“釉下彩”和“釉中彩”的错觉。 长沙窑高温釉上彩工艺显然继承了唐三彩的彩釉工艺，唐三彩的主色调为白、褐(黄)、绿，长沙窑彩瓷的主色调则为青、褐、绿，长沙窑工匠把唐三彩等北方彩釉工艺嫁接在了岳州窑类型的青釉瓷器之上，可以说，长沙窑彩瓷是8世纪后半期岳州窑与唐三彩的直系后裔。长沙窑彩瓷个性突出，但又与唐三彩、鲁山窑花瓷等器在釉彩工艺上有时代共性，这些“好色”的陶瓷品种一并改变了唐代陶瓷手工业南青北白的单调格局，在陶瓷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 现在看来，不论说“釉下彩绘是长沙窑有历史意义的首创”、“长沙窑是釉下多彩瓷的发源地”或是“长沙窑首创釉下多彩绘画”，都还没有可靠的物证和科技支撑，长沙窑是否使用过釉下彩工艺尚存疑!本次观察的部分标本送已送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其中标本CS20180503001青釉褐绿彩花卉纹碟残片经检测被认定为一件典型的高温釉上彩产品，更全面的科技检测工作正在开展之中，我们也寄希望各地陶瓷考古工作者和研究者加强科技检测工作，尤其是各地出土长沙窑彩瓷的检测工作，共同推进有关历史问题的研究。 (图:张兴国、杨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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