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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开放存取”（open access）期刊（有时简称OA期刊），自20多年前出现以来，在西方科学出版界渐呈疯狂发展之势，目前已超过一万种。国内一些相关业内人士不明真相，秉持对一切西方事物顶礼膜拜、将西方人宣称的一切都信以为真的思维定势，以为“开放存取”又是一波“创新”和“革命”浪潮，不仅将将它正面介绍到国内，还以国内未能在此事上迅速“与国际接轨”为憾，恨不得中国也马上OA期刊遍地开花才好。 2018年5月，笔者与穆蕴秋联名发表了长篇论文《“开放存取运动”：科学出版乌托邦的背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6卷3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183期全文转载），揭示了“开放存取运动”的实质：期刊出版商通过运营开放存取期刊无限制地发表低端论文谋取暴利，为此不惜严重损害科学出版的学术生态，并且强调指出：如果“开放存取运动”还未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应该视为中国科学期刊界的幸运；如果国际科学共同体还有自我修复能力，“开放存取运动”终将盛极而衰，我们中国科学期刊千万不要去趟这滩浑水。 我们的论文发表之后，有些人士似乎有点不以为然。他们倒不是对论文中的论证有什么商榷意见，而主要是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西方人竟然能弄出这么烂的东西来。这些人士依然对“开放存取”温情脉脉：“开放存取期刊应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吧”，“让大家免费使用科研成果是造福全人类”，“开放存取运动即使带来了弊端，整体还不宜完全否定吧”等等，不一而足。这也难怪，几十年来，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习惯于相信，西方在学术上的一切都永远是高大上的，科学又是西方领先，作为科学出版中“创新”和“革命”的“开放存取运动”，又怎么能不是高大上的呢？ 笔者前几天和朋友在地铁上，又议论起开放存取期刊的问题，适逢此时有人散发小广告传单，我照例摆手示意“不想要”，谁知此时脑中灵光乍现，忽然让我兴奋莫名：原来“开放存取运动”的精义，早已经完全在街头小广告的运营中实践多年，所谓的“创新”和“革命”，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 “开放存取运动”的精义，不管《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宣言》（2002）和后来的《贝塞斯达开放存取发表宣言》（2003）或《柏林科学人文知识开放存取宣言》（2003）中说得何等动听，从实际运营的情形来看，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其实就是下列三条： 1、论文的阅读者（使用者）免费； 2、论文的撰写者（发表者）付费（这条虽不是那些“宣言”中的重点，却是实际运营中的重点）； 3、论文的一部分出版者可以赚到大钱。 在开放存取期刊的实际运营中，2和3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有那些进入了SCI的开放存取期刊才可以收费，收费的“主流区间”在每篇论文1500～5000美元之间，收费基本上和该刊的影响因子高低成正比。比如PLOS ONE影响因子2.8，每篇收费1495美元；《自然》杂志旗下的开放存取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影响因子12.1，收费就可以高达每篇5200美元。进不了SCI的开放存取期刊通常就无法收费，但因开放存取期刊运营成本极为低廉，所以仍然可以大面积存活（目前有约一半开放存取期刊不收费）。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开放存取期刊和街头小广告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相同之处了：
有此7条，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开放存取期刊了吧？ 【本文原载《编辑学刊》2018年第4期，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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