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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者谈 “职普比1：1”问题争论已久，面对初中生源减少、中等职业教育比例不断缩减的现实压力，1：1是否坚守、能否坚守、怎样的比例才合适等问题，已经引发数轮争论。 职业教育重要性研究已经汗牛充栋，无须赘述。我们一直以来也都在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是职业教育却一直面临严峻困境。职普比1：1政策推出，很快扭转了职业教育大滑坡后的颓势，成效显著。但是政策推出伊始就面临着现实冲击，并逐步后退。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一） 在上世纪90年代职教大滑坡后，为扭转形势，构建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2005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随后推出职普比1：1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显著效果，中等职业教育开始逐步实现规模发展，为后续职业教育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教育部门来讲，强力推出职普比1：1政策，是极为理性的选择。上世纪末职业教育大滑坡背景复杂——行业的退出、经济结构的变化、工人地位的坠落、高等教育的膨胀，等等。面对复杂形势，在初中毕业生分流中，强制性推行1：1，目标明确，教育部门主导，短期即可取得显著效果，是一项非常有力的行政手段，也在短期内给中等职业教育打了一剂强心针。 但是，这一政策的有效性也恰恰成为它的软肋。目标任务明确，量化考核清晰，教育部门主导，成效显著，导致一方面教育部门对此产生一定路径依赖，政策一下延续十几年，甚至产生一旦放手就会“崩溃”的局面；另一方面，高度的聚焦，也使其吸引了太多目光，从出台之日就引发争论持续十几年，且越演越烈。 这其中，一个根本问题：一项简单有力政策能否解决一个复杂体系问题。 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国家治理都需要适当缩小视野。“狭窄的管道式视野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在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事实面前只集中关注有限的一些特征”（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只有通过这种适当的简化和狭窄化才能让复杂的现实变得更加清晰，更便于治理。但是简化与狭窄化的背后实质上是国家将一个虚拟的格局强加在现实之上。 评价这种窄化是否合适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哪些内容放在了视野之外。事实上，教育部门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竭力推动上位法的修订、与行业的联合、提升质量，等等。但是十余年来，这些措施，或是裹足不前，无所进展，或者实施无力，效果低微，或是局促一地，无力大局。最终使职普比政策成为最为有效的政策。 正是职普比政策的有效与其他措施的无力，使得职普比政策更为凸显。而“括弧之外”的世界又反过来阻碍政策的实现。地方封锁，虚报人数，招生大战，职普比比例不断收缩等问题此伏彼起。 十几年的实践证明，一项简单有力的政策，的确有效保证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甚至促进了其规模发展，但是，它并未帮助其实现复杂问题的解决，反而将其延长化，江苏政策暴变，就是地方政策突然强烈反弹的结果。 那么职普比政策为何如此有力，并贯彻始终？ （二） 国民教育体系的特殊性使其保留了强烈的国家干预特征。有学者戏称，教育系统是计划经济体系遗留下的最为完整也是最为坚固的堡垒。 国家政策的简化或狭窄化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要途径，但是一项政策必然要经过利益各方的博弈与讨论，才能尽可能地避免或减轻“国家虚拟格局”对“现实”扭曲的负面作用。可是在强制权力过于强大，而“社会”又非常软弱的情况下，这种扭曲将会加大。 教育体系强烈的计划体制特征，在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同时，也会具备更强的对现实社会的“扭曲”能力。 在这里，我们要首先强调一下，教育体系的计划色彩具备其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相比于其他市场化充分竞争领域，国民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教育引导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如此，必须贯彻国家意志。而另一方面，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阶段教育也比较适应这一体制。 但是这一体制下的职业教育，则异常尴尬。一方面学校需要密切的关注产业与市场变化；另一方面，学校在体制下日益行政化、官僚化，与市场格格不入。这一体制下，学校的每一步超前探索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无论基层还是学界都将希望寄托于体制改革，呼声日甚一日。 贾樟柯说：“经过80年代的人都经历了制度变革给中国带来的改变，因此我们迷信制度，以为由体制变革带来的生活的可能性是无穷的，我们总是把改变生活的愿景，被动的寄托在体制自身的改变上。” 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贾所说的80年代的体制改革，是在承认社会复杂现实，强力的国家力量往往事以愿违的事实下，国家力量收缩而社会力量、基层力量迸发的过程，甚至是一个对“违法”“违反政策”事后加以认可的过程。而现在强调的体制改革，则是强调管控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在这方面，一个强烈计划色彩的教育体系与几乎充分市场化的企业体系、劳动就业体系，始终难以达成有效对接，进而使中等职业教育改革自上至下，除了教育部门直接管理的部分外，其他几乎陷于停滞。 （三） 而让职业教育界更为尴尬的是，职业教育自身并未得到人民的认可。 我国上世纪以来迄今所实现的经济腾飞和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是建立在数以亿计的庞大的背井离乡，站在流水线的农民工阶层之上的。在这个时段内，传统的工人阶层也好、技术工人阶层也好，大部分都困窘在下岗的浪潮中。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内，技术工人并未成为劳动阶层的主导。农民工阶层所拥用的技术，大部分也是在企业内或同乡之间习得，职业教育并未对其产生有力的影响。 而随着农民工阶层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延长，职业教育本应成为其融入城市，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的阶梯。但事实上，城市并不友好，他们往往从家乡走进城市，然后就进入了富士康等“封闭化”的厂区；当他们走出厂区试图融入城市，往往又面临户籍、学历等层层壁垒。即使他们的子女想要接受职业教育，也往往因为户籍等原因，被拒之门外。他们将子女家人留在乡村，个人就如同候鸟一样，每年在城乡两端游走。这让我想起赵本山饰演的《落叶归根》，城市并不是他们的家。这点，前段时间，那些深夜伫立在大红门街头的人们可能会有更深的感触。 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上大学上好大学才是实现阶层跃迁的通道，如果孩子不是这块料，那就不如早点出来打工、做生意，至于所需要的技能，一方面流水线并不需要太多技能，另一方面即使需要也可以在工作场景下依靠同乡、工厂师傅习得。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上学无用论”流行一时。 而随着沿海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机器换人”浪潮的兴起，以及农民工不断向内陆回缩，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可能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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