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临时工陈钟

1.

我突然收到一封来信。当这封信从传达室老孙送来的报纸中跌落到桌子上的时候，我瞟一下信封，略微诧异了一下子。

我经常收到各种信件，但信封上大多是印刷字体：有的直接把邮政编码、收件人地址、姓名和寄件人地址打印在信封上；有的把这些内容打印在一张小纸片上，然后把纸片粘在信封上——纸片小得很，全部文字局促地挤在一起，但寄信的人就那么好意思。这些信基本都是做广告的，收件人姓名往往是一个所谓职务。收得多了，我有时拆都不拆便扔到废纸篓里。但这封信很特别，信封上不仅是手写字体，而且我的名字昭然其上。

多少年都没有收过私人信件了，朋友间联系或一个电话，一条短信，至多发个电子邮件。我拆开信封，里面这样写到：

“主任：

您好！见字如面，近两年身体工作可好？回想去年六月一别，不想竟把你我暂时的分离变成了长时难以谋面，把屈指可数的咫尺之遥变成了天涯般之距，把咱们彼此关系阻断成了云泥差别。”

然后另起一段说：“我是陈钟。......”

其实，在我没看到这个名字时，从那熟悉的字体和半通不通的行文方式，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而一年多来，我几乎要把他忘却了。

他在信中说，自己离开这里之后，父亲便因胃癌去世，留下了九万多元钱的债务。而自己原先的病情基本康复后，又罹患神经性耳聋，且“多方治疗，皆不理想”，数叨了大约一页多的种种苦楚，最后写到：

“只是在利弊衡量之下，更倾向于找份工作赚钱，以应对现实和稳住现实。能够想象得出，自从我走了之后，你的担子更重了，工作负荷更大了，工作量更密集了。想了许久，觉得我自己除了继续从事写稿熟路驾辕之外，现实生活中处处举动都与农村生活的需要格格不入。毕竟，自己不愿就此做一名随水逐流的仙云野鹤，所以再三思虑之后，也只有鼓起勇气向你伸出求救之手，看能否再到咱们单位工作，以走出现今举步唯艰的窘迫境中。”

我沉思半天，想如何给他回信。

 

2.

我是一家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统筹并撰写单位的各种文字材料。陈钟曾经是我的助手。

他是一名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会打字，能写点东西，和我们单位领导有一面之缘，于是托了关系安排给我作助手。每月工资六百出头，正好符合当时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

他瘦小，羸弱，面色黝黑，其貌不扬。烟抽得很凶，每天至少一盒以上。烟因为廉价，所以刺鼻，个人又不讲究，烟灰磕得满电脑桌都是。又不勤开窗户，搞得打字室总是脏兮兮一股难闻的味道，让我进去就皱眉头。

他总是丢三落四的，常把打字室的钥匙忘锁在门里，然后匆匆跑到我办公室和我借用。平常也罢，举手投足的事情，可星期天也是，给我打来电话，手机不开打到家里。我驱车过去，开门，数落他几句，教给他我带钥匙的方法：一条链子拴了系在裤子上，裤带上穿一个钥匙扣挂钥匙，开门时只需把钥匙从扣上取下来，而钥匙还被链子拴在裤子上。这种挂钥匙的好处就是，只要裤子在，钥匙就在，双保险，万无一失。他唯唯诺诺，连声答应，但之后仍我行我素。这样总有四五次吧。

他的生活习惯也很糟，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上午八点多大家都已经上班了，他还在打字室里睡觉。敲门，慌里慌张起床，脸也不洗，打开电脑，站在一旁发呆。说过他几次，仍那个样子。后来才意识到他不是不想起，是睡得太晚实在起不来。而且他放纵自己，不想睡便不睡，等实在瞌睡了才上床。

打字室是一扇铁的防盗门，开门时总是吱呀一响。我自己也有失眠症，晚上在单位值班，好不容易才修得个迷糊劲儿，突然吱呀一声，隔壁铁门一响，把我彻底吵醒了，一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他肯定还没睡觉，这是上厕所撒尿。

他撒尿也算一件大事。他喝茶很凶，喝水很多，一杯一杯拼命喝，一趟一趟往厕所跑。只要我一进打字室安排工作，还没开口，他第一反应便是往厕所跑，似乎掏空累赘才能工作。

因为这些习惯，我打心眼儿里不喜欢他。

但我很少指责他。

 

3.

我不指责他并不是因为我脾气好，而是觉得他可怜。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找上女朋友。这也成了他自己最大的心病。

他心思很重，不允许任何人当面提及这个话题，否则立即变了脸色，当然也不发作，只是默默走开。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整天闷在办公室里，人也变得越来越敏感。有人进去打印材料，顺便问他一句，陈钟你怎么总不出去玩？再平常不过的话，他却认为是对他没有女朋友的嘲讽，于是立即黑封了脸，渐渐弄得和他打招呼的人也没有。

总是苦闷成愁吧，他也喝一点酒，和厨师老常喝，这算他在单位唯一的朋友。听单位的人说，他们晚上经常喝酒，但我只见过一次。就他们两个人，没有任何下酒菜，翻扑克比大小论输赢，他总是输，一会儿就醉了。开始时，老常邀我一起玩，我笑笑拒绝。陈钟甚至邀请我都不敢，因为酒很廉价，他知道我不会去喝。就如他抽烟时也想让我，但最终没让，这一层心思从他怯怯的眼神和抖抖索索的动作我便能领会。

后来听老常说，他也看陈钟可怜，便想方设法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孩姊妹二人，她是老大，想把自己嫁出去，让老二赘婿。女孩家庭条件不错，有两套房子。两人轧了几次马路，女孩让陈钟拿一部分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买过来然后二人结婚。陈钟当时未置可否，回到单位后用手机编了一条长长的短信发给女孩，在短信里汇报了父亲的病情与家里的经济状况，请求女孩收回要求。女孩立即翻脸不再与他来往。

用一套房子的一部分钱去买一套房子还贴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姑娘，按说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可在陈钟这里就成了难题。细想也是，家里没钱，自己又没朋友，想借都没出路，又不会花言巧语先把姑娘哄骗过来，分手也是预料之中的事。老常还说，自这件事之后，陈钟大受打击，对婚姻不再抱有美好希望，只想快点找个女人草草结婚，“哪怕二婚头都行”。还有，这个陈钟，就会约人家姑娘轧马路，连请人家吃个饭都不会，不吹才怪。

我认为陈钟还不至于迂到这个地步，因为他曾经想要请我吃饭。

那年年底单位开总结表彰大会，有几个临时工表彰名额，我给他争取了一个，他因此得到一册荣誉证书和一百元奖金。一天，我正在校对稿件，他突然说：“主任，哪天我请你喝酒吧，只当那一百元钱没得。”我诧异之后随即觉得好笑，扭头看他一眼，摆摆手：“你能挣几个钱，留着自己买烟抽吧”。他笑笑，又感激，又尴尬。

尽管如此，我仍不喜欢他。因为他名义上是我的助手，但实际上帮不了我什么，为他争取表彰名额只是因为我手下只有这么一个临时工，不给他争也是便宜了别科室的人。

 

4.

临时工是我们这个社会体制产生的一个独特而庞大的群体，他是相对有编制的正式工而言的。通常人们的看法是他们干得多，挣得少，没有薪水之外的其它保障。但事实上有人能够突破我们常规眼光的局限，并以他们的实际表现让我们咋舌甚至让我们自愧不如。我最先供职的单位，那个临时工头儿就比我们一把手之外的任何正式工厉害，包括单位的所有副职，因为他最为一把手所倚重。对临时工的倚重，也是许多单位一把手的用人策略，因为他们替自己办事，一旦发生了问题，最多不过打发了事，不会有更多的后遗症。当然，无论他们有多大能量，也难以从本质上改变他们临时工的命运，他们最为忧虑的是所有体面荣耀不会长久。记得那个头儿一次酒后对我吐真言，他说，能干几天就干几天吧，即使不干也没什么可怕的，怎么说这几年我手里也握了十万块钱。十万元钱，现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他和我说这话时我的工资才四百元钱，而他的工资才二百元钱。这个数字足见他的能量。而这般幸运的临时工在我后来辗转的几个单位中至少见过两三个。

陈钟也是一个临时工，但无论从现状和前景，他都不会有这样的荣耀，因为连同是临时工的通讯员也捉弄他。

他除了帮我打字写些小材料外，通讯员有事外出或请假时，也偶尔被领导安排去接听电话，收发传真。后来通讯员尝到甜头，也找到管理上的破绽，便欺侮他的老实，老是骗他替自己工作，还假奉领导的名义，然后自己溜号去玩，搞得陈钟怏怏不乐，还没有办法。他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便找我诉苦。他谈起以前的工作经历，在另一家单位写材料。他说，在那儿我就是光写材料，不安排我干其它“杂七杂八”的事情，语气中带出对现状的不满。

其实，对于许多事情，他未必象常人想得那般糊涂，只是嘴上说不出，或不愿说，更做不出。他还对我谈了一些别的，足见他懂得人情世故。他聊起他们原单位的会计，说虽是办公室的科员，却不受办公室主任管，只受局长节制。在这里他用了“节制”一词；他说厨师老常和老赵，“别看两个人住一个屋，其实是貌和心不和”；他还讲了自己和领导间的一些事情，讲到某个细节时，他解释说：“我其实是讨好领导。”他居然知道“讨好”！

对于所谓“杂七杂八”的事情，我看得出他有抵触，甚至对我也是。比如有时我让他打扫我办公室的卫生，他总是乘中午或晚上无人时去做，偷偷摸摸的，仿佛怕人看了笑话。而别人就没有他这般忸怩。这是一层，另一层是干活确少必要的机灵气儿，指一堆，吃一堆。我说陈钟把地拖一下，他果真只把地拖一下；我说陈钟拖一下地抹一下桌子，他肯定只干这两样事情。有一次我说，你把电脑桌下面的搁板也抹一下吧，实在太脏了。他果然只抹了一下搁板，对旁边的茶几无动于衷。

我安慰他一番，自己也陷入矛盾之中。其实，领导安排他干其它事情是经我同意的，我完全可以帮他顶住。问题是，他完全不能胜任本职并令我满意，我袒护他又有何道理？而他闲着又有何用？我想把这一层道理讲给他听，又怕伤他自尊，于是轻描淡写应付他几句算了。

 

5.

还有让他更糟心的事情。

单位实行工作业绩考核制度，实际上是变相给大家增加一点工资之外的补助。对于临时工，单位划分为两个序列：一个序列是从事一线工作的，这部分人参加考核；一个序列是从事后勤工作的，这部分人不参加考核。陈钟被划为后一个序列。

而陈钟自视甚高，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比一线工作更有意义，有价值，有身份。问题是单位不认他这个。第一次考核时，财务科造好表后让他打印并核算总额，核算好让领导逐页签字，然后到财政结算中心审批。审批时，结算中心的工作人员说里面的数字全部算错了。我想这是陈钟气急之下的结果。把表重新拿回来，财务科的同志给了我，由我安排让陈钟重新制表并校对正确。陈钟算好后，我问他这次没错吧，可不敢让领导签第三遍字了。他说不会有错，我信了他，想也不会有错，于是又找领导逐页签了字。送到财务科，会计不放心，自己算了一遍，恰恰又错了。会计也可怜他，这次没有再返工，错的数字用手工改过来然后盖了单位的公章，我们共同袒护了他一次。自那之后，考核都是我亲自制表核算。

但我还是婉言批评了他几句。他顺着我的话题又提起考核的事情，他没有说自己对领导的决定不满意，只说其他几个未参加考核的临时工如何如何不满。但之后，在一个晚上，领导值班时，他找了领导要求到一线工作。领导没好气，也明白他的意思，便反问他，陈钟，你来到这里也有大半年了，写过几个东西？在报纸上发过几个东西？陈钟嗫嚅道，平常稿子主任自己都写了，也没给我安排什么工作。迟疑一下，又补充说，报社发稿需要活络关系，得有经费才行。领导冷冷地看他一眼：经费是你考虑的事情吗？没再理他。他心怀忐忑出去了。

第二天，领导和我说了这个事情，我笑笑，没多说什么。随后，陈钟也大致和我讲了这个事情，只是和领导所言相比略去一些细节。从陈钟的谈话可以听出，他也知道领导对他不满，所以决定奋发图强了。他计划从报社发表稿件下手改变领导对他的印象。其实，陈钟说得也有道理，媒体确实需要活络关系，稿件好坏还在其次。问题是，也不是我挑剔，他写的稿子确实糟糕。之前，他也向媒体投过稿，并且署名时把我排在前面，我说大可不必，当然这些稿件也没有发表。这次我和他郑重声明，他投的稿件不能再署我的名字，可隔过我直接经领导审核。

我说，我不邀功，不担责。

 

6.

我之所以在文章开头大段引用他的来信，就是想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示他的文笔。可以看出，他的基础不算太坏。

比如我试用他写的第一个材料，虽不能说无懈可击，但几乎可谓行家里手。当时我就想，有这么一个人帮忙，大小材料我几乎不用自己动手了。但高兴过早，从第二个材料开始，便不忍卒目。先不说行文磕磕绊绊，壅塞不通，遣词似是而非，词不达意（以上引文可窥见一斑，但这算是好的一次），到处可见的错别字就让人心生怒火，而且许多错别字是打字所误，稍一检查就能察觉。我说过他几次，也未见有多少改观，于是懒得用他。而且，他的这种东西还很难修改，有时修改比自己写还要费劲，干脆不如亲自动手算了。

但他浑然不觉，还给我找麻烦，经常未经我安排写一些简报信息，内容完全空穴来风，让我无可奈何。我婉言劝告过他几次，但他仍旧那样。

后来，我终于明白告诉他，非经我安排，自己就不要写什么东西。说过之后，怕伤他自尊，便安排他写了一个东西，是一个关于“发展与环境”的征文，这是上级部门布置的必须完成但可以应付的任务。

等他拿给我看时，我挥一下手说自己不看了，让他直接给报上去。他悻悻地扭转身就要出门，我突然意识到如此对待他似有不妥，便又要过稿子来看，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这个征文好得出乎我对他的意料。

他写了自己少年时代故乡的山清水秀，以及和小伙伴们的快乐成长。后来，村子里突然发现了煤炭资源，随即一个个黑煤窑星罗棋布。他求学在外，他的伙伴们早早辍学却靠下煤窑发了财，发了财的伙伴们吃喝嫖赌，玩乐人生，而他空怀一肚知识求职无门。对比之下，他父亲恨恨地说：“早知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学是这个样子，当初不如送你下煤窑。”然后，他写了掠夺性采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金钱、物欲对村民道德造成的普遍冲击。

我说他写得好不是说他紧扣住了主题，而是他写出了他的真情实感。我为他能够认识并写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现实而震惊。而且，用词是那么恰当，感情是那么真挚，行文是那么顺畅。

 

7.

那段时间正好很忙，材料一个接一个地催要，我一个人顾不过来。正好自领导和他谈话后，他工作劲头正足，只是一时未见什么成绩。他也偶尔向我谈一些工作上的想法，想博得我的支持。见他这样，更由于他的那篇文章，我起了恻隐之心，于是开诚布公谈了我对他的看法。

我说，你一是写作上存在问题，二是工作态度问题。这两个问题合到一处，就是你能否适应我的问题。首先，我明确指出你写作上的缺陷：一是拖沓，能一句说完的非要写成两句，能利索收尾的非要拖个尾巴；二是磕绊，语意不顺畅，疙疙瘩瘩得让人不忍卒读；三是牵强，辞不达意，生拉硬扯，胡拼乱凑。其次，是你的态度问题，一个三五百字的小东西，里面的错别字能找出三五十个，这是任何人不能容忍的。

还有一层我没有说出，也永远不能说出，就是他确实缺少常人应有的机灵。连传达室老孙背后都说，别看他陈钟是个大学生，全单位数他最笨；他的朋友厨师老常则说，陈钟也怪了，简直迟钝得厉害，他每天在厨房吃饭，碗筷就堆在柜子里，但吃饭时总跟在我屁股后问我‘常师傅给我拿个碗吧’。

这个我也有领教。比如那天，上级业务部门发来一份传真，要求上报纪律作风整顿总结，传真落具的日期是七月六日，要求七月十日前上报。这些务虚的工作，材料报过去也不会有人细看，只要有就行，大凡这些工作我便安排他去做。稿子写好后送过来，第一句就让我傻了眼：

“我单位七月六日收到上级通知后，迅速召开会议对纪律作风整顿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我的天，整顿工作已进行了三个多月，阶段性工作总结也已安排他写过好几次，他怎么能把七月六日作为整顿开始的日期呢？

我的措辞比较严厉，原想他脸上会挂不住。没想到他很谦虚，他说从来没人指出他存在的这些问题。他希望我能帮他改正，但现在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些部位，要我以后不要直接在电脑上给他修改稿子，而是输在纸上用笔划出来。话到了这个份上，我也推心置腹地和他讲明一些做人处世的道理。他咬着嘴唇，不住地点头。我当即输出他刚写的一份稿子，刀削斧凿修理一番指出其中症结，他也心服口服。

这样磨合了一些时日，他的稿子比往日有些改进。经我建议，领导决定让他参加考核。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眼睛亮了一下。

 

8.

一天傍晚，大家围坐在厨房门口，端着碗扒拉着饭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筷子朝陈钟一指：“乔家雷自杀了。”唬得一向闷声不吭的陈钟唰地从马扎上站起来：“真的？真的？！怎么会？怎么会？！”刚塞进口里的饭也忘了嚼，满脸满眼都是惊愕。

大家很少看到他如此丰富的表情，哈哈大笑起来。直到有人打趣他，他才感觉到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起来。

乔家雷是一名记者，业务上与我们有点联系，与陈钟认识得早，我是后来通过陈钟才认识的。

我讲了乔家雷自杀的原因和经过：夫妻长期不和，那天喝了点酒回家较晚，敲门，妻子不理会，于是想不开，跑到地下室割腕自杀了。然后我说，人啊，非要结什么婚，一个人多痛快，也不至于把命搭进去。眼睛朝着别处，其实是说给陈钟听的，也意有所指。

陈钟迅速接住我的话茬：是倒是，可一个人只有经历了才能明白，问题是不经历怎么能明白。说得认真，拗口，又犯点书生的呆气。我心里一笑，而旁边真的有人笑起来。

一周后，陈钟进了精神病院。

 

9.

他住院之后，我翻拣他办公桌上的稿件、材料，突然发现了他患病的证据。

那是一张白纸。对这张白纸，我记忆犹新。

那天下午，我让他填一张表格，表格需要到网上下载，但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网络一直连接不上。我说不行先放放吧，他脱口便说，误不了的。往常我安排什么，他或闷头葫芦，或慌慌答应。那天听他的语气，好像当时不耐烦去做这个事情，这多少让我狐疑。

我起身，从电脑旁过到他的工作台前，见一张干净的白纸上写着一个女孩的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码，字很漂亮。陈钟平常写的字，我是不大喜欢的，字的笔画之间过于壅塞，给人一种小气猥琐的感觉。但他专门写的字，如果再把字号放大些，总体看上去还是蛮漂亮的。这个女孩的名字就写得超乎寻常地漂亮，我一时怀疑是否出自他的笔下。

我笑着问这是谁，怕他起疑，说和我一个同学的名字相同。他说，这么巧啊。迟疑一下答道：一个朋友。我哦一声，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过去和他要表格。敲门，他不开。隔着窗户玻璃往里瞧，见他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办公室里。我再敲门，他慢腾腾过来，打开门锁。他穿一件明显见脏的白衬衣，不仅下摆没塞到裤子里，扣子也没系全。头发凌乱，胡子拉碴，目光呆滞。我问他要表格，他没理会我，自顾走到那边坐在床上，我感到有点异常，赶紧叫几个人过来，大家都肯定了他的异常，于是赶紧给他家里打电话，随后把他送进医院。

我发现，那张白纸上面除了女孩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外，赫然增添八个大字：

“祸从天降，悲从中来”。

我翻看一下电话机上的来电显示，当晚九时，这个号码在电话机上出现一次。

他患病的原因似乎不言而喻。

 

10.

即使是我，也认为他的患病与我们单位毫无关系。所以后来他母亲来找我们领导寻求经济支援，单位虽补偿了他一点，但态度比较强硬，一方面固然显示我们“难得的”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主要是怕她得寸进尺。

她母亲泪眼婆娑，一再把领导的话语打断并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话抢先端出来，无非解释此行的目的不是不讲道理的“讹诈”，只是家里经济确实困难，陈钟的父亲本就患了癌症捱日子等死，又摊上陈钟这档子事，迫不得已才来求救。她说，陈钟好赖在这工作过，这就算他的一个家，您们只当可怜他帮他一把。

问题是我们单位的临时工比正式工还多，凡事不能开了先例。领导讲明道理，我又在旁详细作了解释，她才抱着陈钟的被褥离去了。

在此之前，也就是陈钟住进精神病院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从医院跑回了单位。她母亲死活没能把他拉走，只好在打字室看护了他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上班后，她母亲见我，说医院也住不起了，就让陈钟回家养病吧。

我去办公室看陈钟，仍是那副呆滞的样子。他认出了我，朝我笑笑，但已经不能与人正常对话。

她母亲拉我出去说，我知道陈钟这个样子不能上班了，可我知道他的心思，不愿回家想留到这儿。但我们也不能赖住你们啊。一会儿我再劝劝他，麻烦您安排个车把我们连带他的东西送回去吧。

她的话正中我们下怀。陈钟患病后，领导已决定对他不再留用。但顾虑他再受刺激，便勉为其难一直给他保留着这份工作，包括工资。

我安排了车和司机，她母亲收拾他的东西往车上装，陈钟在一旁呆呆地看着。最后卷被褥的时候，他突然和母亲争夺起来，双手压着被褥死活不让抱走，眼泪登时涌了出来。

她母亲心软了，又把我叫出去说，我哄他回去给他拆洗被子，看来他不大相信。要不被褥先放这儿吧，过几天我一个人来抱走，不会麻烦您们送了。

于是，陈钟留下被褥并带走了办公室的钥匙，以此拴系着有一天能够重返这里的希望，极不情愿地跟着母亲回到了他很少回去的农村老家。

等她母亲再次来取被褥并寻求单位救济时，也没能把办公室钥匙给带过来。

据她母亲说，是“死活不给”。

 

11.

接到他这封来信，我才知道了他后来的一些境况。不知老天爷为什么总是喜欢雪上加霜，在这个时候夺去了他虽说早已患病的父亲，又给他添上一个神经性耳聋。

年关将至，单位例行组织扶贫帮困活动，我们在摄像机和镁光灯下，将事先准备好的慰问品和慰问金送给了许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但没有人想起陈钟。我原先准备请示领导将陈钟作为扶贫对象，但又放弃了，因为我了解他，凭他目前的境遇，虽说也许真的需要这点救济，但他决不想使自己成为某则应景新闻的主角，这会严重伤害他的自尊。

甚至，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给他回信——我的任何可能回复，都会使他的一线希望变为绝望。

然而，我眼前老是晃着他这个人，还有他拿走的那把明晃晃的钥匙。【2009-1】

*张暄，1976年生，泽州县人，警察，二级警督。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理事，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晋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字见于《散文》《天涯》《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山西文学》《黄河》《啄木鸟》《清明》《中国散文家》《都市》等刊，多篇作品入选各出版社年度选本，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病症》、散文集《溯》《卷帘天自高》，2017年，荣获首届“孙犁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