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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向来家喻户晓，从京剧传统剧目《大登殿》，到香港TVB电视台当家花旦宣萱主演的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再到徐佳莹改编自歌仔戏的华语流行曲《身骑白马》，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和贫儿发迹的薛平贵，可谓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可是您知道王薛二人的故事从何而来吗？ 上海博物馆人类学学者张经纬老师抽丝剥茧，帮我们梳理出了故事中隐藏的历史线索。今天我们就听听他是如何解读“王宝钏与薛平贵”的故事吧！ “王宝钏与薛平贵”是一则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故事。它以戏曲《五典坡》的名字流行于京剧、粤剧等多个剧种中。其最早的秦腔版本，讲述了五代后唐庄宗时（885—926）富家女与贫家子的故事。相国王允的三女王宝钏赏识乞儿薛平贵，以绣球招其成亲。王允不允婚事，王宝钏“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与薛平贵在寒窑成亲。时值西凉国代战公主率众侵唐，王允伙同二女婿魏虎遣薛平贵从军。平贵斩落代战公主驸马朱贵昌，得其再醮为新驸马，后为西凉王。而王宝钏十八年不得见夫，苦守寒窑，后以鸿雁血书传至西凉，终得夫妻重逢。 但这还不是全局的终点，最后皆大欢喜的结局是：趁皇帝驾崩，王允、魏虎擅权，令大将高士纪诛杀薛平贵。代战公主领西凉兵马攻入长安，助薛平贵登基，以王宝钏为皇后，代战为东宫。贫儿平贵最终发迹，登殿为帝。  秦腔名剧《五典坡》剧照 这个今天看来已经非常完整的戏曲故事因其情节复杂、高潮迭起而广受欢迎。各地流传的版本虽各有不同，但基本可以分为“王八出”和“薛八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王宝钏作为主人公，后者则重薛平贵；而且这两个版本的差异，更透出这个民间故事被创作、改写、再创作过程背后的文化隐喻。 这个关于五代后唐的故事，其主要人物和情节，要等到相对较晚的时期才登上舞台。今日所见最早出现“薛平贵”之名的文本，来源于一部可以断为明代初期的弹词故事《绣像薛平贵龙凤金钗传》。这个弹词故事，在明末时被秦腔《烈女传》吸收，突出了王宝钏的悲伤爱情经历。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定为唐代，情节与今天的“王宝钏”故事的前半部分基本相似，只是薛平贵从军（继而阵亡），王宝钏苦等寒窑十八年不见君归来，在鸿雁传书杳无音信后，望穿秋水，死于贫困、饥饿。 这个悲剧故事的明代版本，就是后来被俗称为“王八出”的前本《五典坡》。该版本完全没有我们熟悉的“发迹变泰”的情节，虽然故事发生在唐代，但其中犀利彻骨的现实主义风格，与明末在西北蒙古、东北女真进逼下，征人不归的真实景象不谋而合。同时，又以王宝钏忠贞不二的人生选择，为明末的观众们留下了一段颇有指导意义的道德寓言。 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大致出现于清代中叶，这个版本修改了王、薛二人的结局，在“十八年”后节外生枝，增添了薛平贵并未阵亡的情节。他不但重返故国，为王宝钏伸张了正义，最终还在西凉国外援的帮助下，顺利登基称帝。新增的以《大登殿》为核心的五个回目，又被称作《五典坡》后本。在这个版本中，改编者不光添改了故事结局，而且还细心地将时间从唐代挪到了五代的后唐，给出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和武将高士纪这两个具体的背景人物。  京剧《大登殿》剧照 历经明清两代两次较大程度的改编，我们今天看到的“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就基本定型。这个故事成型时间相对晚近，且几经修改，但其传播之广泛、成功，超乎想象。这个故事里的主要人物都于史无据，其中的种种片段，却又似曾相识，再加上最后一次改编中隐隐绰绰加上的背景人物，似乎有意令观者产生某种联想。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并无史实底本的故事，经过两次改动，在中国成百上千的民间传说中脱颖而出，久演不衰？其中的艺术魅力来自何方？ 明代的王宝钏故事是个女性视角的悲剧：丈夫从军亡，妻子挨饿死。清代的版本中，则增添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全新情节：丈夫衣锦还，登上金銮殿。这个新版似乎只是在旧版的“十八年”后直接拼接了一段全新的情节——正义的西凉之师，荡平了叛乱的翁婿权奸，帮助主角登上王位。 如果说明代王宝钏故事的来源并不清晰，那么清代版本的成功除了平乱登基的主题外，更归功于其明确的源头。首先，西凉国并非凭空捏造。薛平贵入赘西凉国驸马时，斩杀了代战公主的驸马“朱贵昌”，这位驸马与情节发展并无关联，却和高士纪、李存勖一同为这个改编剧本的源头，留下了重要的蛛丝马迹。 朱贵昌在《五典坡》中不再露面，但在另一出戏中又现行踪。主要讲述后唐李克用事迹的戏曲故事《珠帘寨》中，主角在全剧的开头独白道：“孤，沙陀国王李克用。先父朱贵昌，唐王驾前为臣，只因累建奇功，圣上恩赐姓李，封为晋王……”且不论这则故事中“朱贵昌”与李克用的父子关系，这段信息量巨大的叙述还巧妙地突出了沙陀与唐朝的特殊联系。 《五典坡》中一晃而过的李存勖和高士纪也不是首次搭档，他们还在另一部传统戏剧中联袂登场。秦腔《苟家滩》（亦作《五龙二虎斗彦章》）中，将来成为后唐庄宗的李存勖，与另外四位大将（后唐明宗的李嗣源、后晋高宗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以及后周太祖郭威）合战后梁名将王彦章。王彦章在战败临终前唱道：“山东来了高士纪……死在了某的回马枪。高保童九岁为上将，还有小小石敬瑭。”这段唱词将高士纪、李存勖联系在一起，加上其中带出的石敬瑭，更是将我们领入了一段隐秘的传奇。 由此可见《五典坡》中隐藏的这几个背景人物不但确有其人，还存在密切联系。按照新、旧《五代史》的相关记述，李存勖为后唐太祖李克用之子，高士纪（高思继）是后唐将领。也就是说，清代改编版本新增的“西凉”情节，完全嫁接自后唐故事。而后唐作为五代的开端，具有一项非常显著的特征，正如传统戏剧所显示的那样：五代各朝的建立者从李存勖、石敬瑭到刘知远，或者出自沙陀族人，或者与沙陀相关。 沙陀在唐末、五代的历史上的确留下过令人称奇的事迹，在戏剧舞台上经演不衰，使这段拼接的故事散发出更大的吸引力。《新五代史》叙述了沙陀部落首领朱邪赤心得名“李国昌”的原委：“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十八将讨庞勋于徐州，以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以从破勋功，拜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曰李国昌，以之属籍。”同篇继续提到，“国昌子克用，尤善骑射，能仰中双凫，为云州守捉使。”这段记录证实了李国昌和李克用的父子关系，有助于解释《珠帘寨》一剧中，本为朱邪氏沙陀首领的李克用之所以有一个名为“朱贵昌”的父亲之原由——以朱邪氏简化为朱姓，以国昌转化为贵昌。  李克用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变成李国昌和李克用的朱邪赤心父子，也并非全然忠顺，后因祸患府、州，被唐军逐散。然而，在黄巢攻入长安之际，无兵可“料”的唐朝，不得不再次借助散居代北的部族武装，重新起用李克用为“代州刺史、忻代兵马留后”，参与对黄巢的平乱行动。克复京师之后，李克用因“功第一，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很快又“领河东节度”，后与黄巢降将朱温成为一生之敌。朱温废唐自立大梁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北阻契丹，东击后梁，终于923年“即唐帝位于魏州”，进而灭梁（魏），定都汴京，追尊李克用为武皇。 虽然李克用、李存勖以沙陀之裔而继唐嗣，可依然得到《新唐书·沙陀传》撰者的盛誉：“是时，提兵托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为唐涤耻者，沙陀也。”诚然，朱贵昌在现实世界中的继承人们飨国不久，但在后唐之后继续登殿的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以及绵祚四世的北汉（刘崇）都为沙陀族裔。五代中这些短暂朝代的沙陀建立者，几乎都在元杂剧中留下了情节类似的剧本。除李嗣源、刘知远外，连被后世史家诟病的石敬瑭也有《石郎驸马传》行世。毫无疑问，正是这些以“外邦来者终登基”为主线的戏曲故事，为清代《五典坡》中新增的剧情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母本。 这些发迹变泰的故事新篇固然为清代以来的观众所喜闻乐见，但其与明代那个丈夫阵亡、妻子饿死的版本却能无缝对接，足以令人称奇。看来，那些新增故事的沙陀主角，才是与原本那个悲伤的唐代故事巧妙衔接的原因，这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本文节选自张经纬《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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