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清中期·瞿子冶刻吉安、月壶款紫泥调砂石瓢壶 款识：月壶(底款)；吉安（把款）；冶、子冶（刻款） 镌刻：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见玉壶清话。子冶写。冶。 7×14.5cm “不肥而坚，是以永年”，这是曼生在其所创制的石瓢壶上寄思的感悟。青松劲柏，栖石饮露，恒古不催，为人亦要清淡寡欲，不与俗流，才能乐享天年。想必这也是作为后生的瞿子冶与前辈之间产生的共鸣，才有其继曼生壶之盛，绘订砂壶独爱石瓢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曼壶”更多的是追求以铭文为主的壶式多样性，那么“瞿壶”则是将以梅、兰、竹为题，书画并茂的砂壶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开创了清代梅开二度的子冶壶艺风格。 作为“贡生”（ 清代的科举制度，只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才能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的瞿子冶，少时即是秀才中的“尖子生”，他是继曼生、石梅后又一位与砂艺密切结合的擅长金石书画的文人。于笔墨之暇，创“瞿壶”品牌，留下了一段“子冶石瓢壶”的佳话。 石瓢壶造型俯瞰实为一圆壶，侧看则如展开的扇面，这样的几何结构形式，极利于书画家构图布局，施展才情。 此壶腹之向，子冶亲自操刀，刻绘《野兰图》。刀势生动，笔法凌而不乱，寥寥数笔，制更古朴，筋骨兼备，率真处颇近自然。写兰兰叶偃仰，墨花横溢，超然出尘，得文征明之秀媚，而更气厚力沉，格调简率遒劲。子冶固工写生，尝为墨戏，勤摹元四家梅道人竹石、明四家文待诏兰卷、明陈元素兰草等。其壶多刻绘竹、梅，鲜有兰草者。 瞿应绍《竹石图》摹梅道人大意，甲午之春，子冶瞿应绍。 瞿应绍《墨兰册》五月梅风泠碧纱……临文待诏兰卷，子冶。 于墨竹之外，子冶对画兰其实是颇有偏好和钻研的。此件石瓢壶上，亦能看出他在探讨竹与兰外部形式上的关系，“曾写巨帧修竹，拟更写兰而未果，兹仿画竹意”，他以画竹法画兰，兰亦竹也。非竹非兰，未能免俗否？”答案是肯定的。以不入俗尘的意识形态驱动自己在艺术造诣上的历久弥新，子冶做到了。
子冶书法造诣亦是颇高，书画俱师恽草衣，尤好篆刻，精鉴古。其刻茗壶规摹曼生砂壶上诗、书、刻之法度精髓，精整入古，金石之味溢于壶身。作为一位工诗词尺牍长于文辞书法的画家，子冶著有《月壶》题画诗集，足见其对诗词的钻研积累及文学修养。题画诗得之不易，欲工尤难，贵在诗传画外意。
正如壶腹之背俯视角度，依壶身顺时针镌北宋黄夷简《山居》诗句“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子冶从北宋僧人文莹撰写的《玉壶清话》文中读到了黄夷简及其晚年退隐福建安溪之轶事。黄夷简眼中的安溪可谓满目翠芽、清芬沁人，其有感而作此诗。子冶见读后亦颇有感触，遂提笔而书，记于壶上，可谓是茗史、茗诗、茗壶间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清·方熏所云：“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山静居画论》)，于砂壶之上亦是同理，切定茗壶并贴切壶形作铭，需诗绘并工，富丽成观，非等闲之辈漫无鉴别，择刻前人诗句而能为之。 对于陶艺家身份的“壶公子冶”，在民国·李景康、张虹编撰的《阳羡砂壶图考》中有这样的记述：其倩邓符生至宜兴监造砂壶，精者子冶手自制铭，或绘梅竹，锓于壶上，至寻常遗赠之品，则属符生代镌铭识。细观此壶流口下端，乃刻有一小“冶”字，在子冶自镌石瓢壶传器中甚为罕见，绝非寻常遗赠之品，乃自用之精品无疑。 结幽兰以延伫，拥月壶品清话，韵致清绝，清闲娱目，品碧草芳兰，雅物明真韵，格物至真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