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尔朱氏集团兴衰的政治与文化考察 北魏末期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尔朱荣。从北魏孝 明帝正光（520 ~524)年间领兵征讨开始，到530年被杀身亡，在短短十年 时间中，尔朱荣先后经历了策动河阴之变、压平葛荣、平息六镇、拥立孝庄 帝、平定元颢叛乱等重大政治事件，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 的军事集团。 从本质上讲，尔朱氏集团与孝文帝改革所造就的洛阳汉化集团相对立， 是北魏后期反汉化政治势力的典型，具有保守、落后的历史反动性。尔朱氏 集团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的活动却对北魏末期政坛，以及其后 的北齐、北周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讲主要讲述尔朱氏集团发展、壮大、衰败的过程，分析尔朱氏集团兴 衰所包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并对北朝后期的反汉化逆流有所认识。 _、从平城时代到洛阳时代的尔朱氏 尔朱荣能够出现并活跃于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并非偶然，是因为尔朱 氏与拓跋鲜卑有着很深的渊源。 据《魏书·尔朱荣传》的记载，尔朱荣是北秀容人。北秀容，就是肆州 秀容郡，地居塞上，即今天的山西西北部流经神池、五寨、保德三县之朱家 川，朱家川当年叫“尔朱川”。因为祖先世代居住于尔朱川，所以就以“尔 朱”为姓氏。秀容郡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尔朱氏从汉魏之际即生 活在这里，并世代充当部落之“酋帅”。尔朱氏的民族属性为羯族，历史上通 常称为“羯胡”或“契胡”。众所周知，“羯胡”或“契胡”在中古时代素以 能征善战著名。 有迹象表明，尔朱氏很有可能早在拓跋鲜卑还在称“代”国的时候，就 与拓跋鲜卑发生联系，因为拓跋鲜卑早期的活动区域，也在这一带。不过， 尔朱氏与拓跋鲜卑的渊源关系，史籍有明确记载的，却只能追溯到北魏平城 时代，这大概是因为，北魏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正是从定都平城以后才 开始的缘故。 众所周知，北魏平城时代的基业是由道武帝拓跋珪开创的，道武帝登国 时期（386 ~395)在北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通 过战争对贺兰、独孤等部落进行强制性离散，正是登国时期的离散诸部奠定 了其后北魏的帝业。尔朱氏在道武帝离散部落的战争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作 为，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确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尔朱荣的高祖尔朱羽健，曾 在登国时期的军事征战中屡立功勋，并且凭借这些军功，使得尔朱氏获得了 独霸秀容川的权力。 尔朱羽健最主要的军功，就是率部参加了道武帝平定晋阳、中山的两次 战役。晋阳、中山之役是拓跋珪正式定都平城之前的关键性战役。这两次关 键之战，尔朱羽健全部参与，并在事后论功行赏，官拜散骑常侍，而且获得 了方圆三百里“长为世业”的秀容川，尔朱氏的政治根基由此奠定。 自从尔朱羽健率部随拓跋珪征战以后，尔朱氏部落成为拓跋鲜卑南征北 战的一支劲旅。尔朱羽健死后，他的儿子尔朱郁德、孙子尔朱代勤，相继担 任秀容川的领民酋长，尔朱氏领军征讨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如尔朱代勤就曾 “数征伐有功”。 除了军事上的密切关系外，尔朱氏与拓跋鲜卑还有姻亲关系，这就进一 步强化了尔朱氏与拓跋氏的密切关系。据史料记载，尔朱代勤为“世祖敬哀 皇后之舅”，所说的“世祖敬哀皇后”，即太武帝拓跋焘敬哀皇后贺氏。贺氏 即贺兰氏，恭宗拓跋晃的生母。贺氏死于神麋元年（428)，贺氏之死，有两 种可能：一种是根据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规定，拓跋晃被立为太子， 他的生母必须赐死；第二种，与太武帝拓跋焘继续执行离散部落的政策有一 定关系，因为直到这时贺兰氏的余绪仍然让拓跋鲜卑的统治者心存疑惧。但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尔朱氏与拓跋氏之间的姻亲关系都是不争之事实。 如所周知，在文明尚未开化的部落时代，婚姻是联络两个部落的重要纽 带，部落婚姻都是政治性的婚姻。因此，尔朱代勤在太武帝拓跋焘时以军功 被封为立义将军，同时获得“给复百年”的特殊优待，虽然主要是靠军功， 但与拓跋氏的姻亲关系也当起到一定作用。史实表明，尔朱代勤在平城时代， 颇受北魏统治者优待，曾被文成帝拓跋濬任命为假宁南将军、肆州刺史，孝 文帝时又赐爵为梁郡公，在退休以后，每年朝廷都要赏赐他一百匹布帛。尔 朱代勤死后，北魏朝廷除了赏赐布帛之外，还特别给他赠官“镇南将军、并 州刺史”，赠谥为“庄”。 也许有人会问，死后赠官、赠谥，难道真有什么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死后赠官赠谥，我们一定不要等闲视之，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尔朱氏 勤死后获赠，对于尔朱氏家族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尔朱氏在 北魏平城时代所受到的重视，也表明尔朱氏家族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 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人物。平城时代末期 的尔朱新兴在政治上的表现，和他的前辈已经大为不同。经过羽健、郁德、 代勤三代人的经营之后，到尔朱新兴接掌家门之际，尔朱氏已经积累起雄厚 的财富，即“太和中，继为酋长。家世豪擅，财货丰赢”。尔朱新兴是一位理 财高手，在他的手中，尔朱氏的经济实力更加壮大，“自是之后，日觉滋盛， 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尔朱新兴掌管家门 的时候，牛羊驼马之多，只能凭颜色一群一群的加以区分，或者一个山谷一 个山谷的计算。也就是说，整个秀容川都成了尔朱氏的大牧场。 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为尔朱新兴提供了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为他开 辟了一条不同于乃父乃祖的参政路径。平城时代末期，也就是孝文帝南迁洛 阳之前的太和前期，北魏最主要的军事行动，仍然是在西、北两个方向上对 柔然等族的防御与征战。在对柔然的军事征战中，尔朱新兴并没有率部落参 战，但他一直为朝廷的征战提供物资支持，S卩：“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 兼备资粮，助裨军用。”众所周知，古代战争中的后勤供给十分重要，常常直 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成败，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后勤保障 的重要性。尔朱新兴虽然没有像他的先辈那样直接参加征战，但是却以其强 大的经济实力为北魏的军事征讨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援，并因此受到孝文帝 的嘉奖，被任命为右将军、光禄大夫。 从太和九年（485)开始，孝文帝在祖母冯太后的支持下，先后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以孝文帝南迁洛阳为标 志，北魏的历史也进人了新的时期——洛阳时代。 尔朱氏并没有随孝文帝南迁，继续留居秀容川，并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部 落生活方式。让尔朱氏保持原样留居故地，乃是孝文帝对尔朱氏的特殊优待， 同时也可能是孝文帝对祖先遗制的继承。为什么这样说呢？据史籍记载，太 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也曾试图让尔朱氏迁居南秀容川。“太祖初以南秀容川 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划内，差 近京师，岂以沃堉更迁远地？’”太武帝拓跋焘为什么想让尔朱氏离开北秀容 故地？其中原因，大概是为了将离散部落的政策继续下去，加速尔朱氏向编 户齐民的转化，以利于北魏政府的进一步控制。但是，拓跋焘的建议却被尔 朱羽健以“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划内，差近京师”为借口，婉 言谢绝了。拓跋焘只能放弃原有打算，同意尔朱氏留在北秀容川。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但没有要求尔朱新兴率领部落同时南迁，还特别 准许他“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应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特别优待！因为允许 尔朱新兴这么做，与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明显冲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 孝文帝为什么不惜自违其汉化政策，给尔朱氏这种特殊优待呢？其中原因， 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从尔朱氏自身来说，由于长期游离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主流之外， 而留居塞上偏僻之地，他们不仅习惯于游牧射猎的生活方式，而且在骨子里 已经形成拒绝汉化的潜意识。诸多史实均表明，尔朱氏对于这种逐水草而居 的生活方式十分受用。如：尔朱新兴“每春秋二时，恒与妻子阅畜牧于川泽， 射猎自娱”。尔朱荣也是“性好猎，不舍寒暑，至于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虽 遇阻险，不得回避”，就是说，尔朱荣酷爱射猎，不分冬夏，打猎的时候，就 是遇到多大的危险，也从不回避。甚至后来，在尔朱荣掌控北魏朝政、领兵 征战的繁忙军政活动期间，还经常“会军士列围大猎”，其迷恋于游牧射猎的 文化心态一览无遗。对于像尔朱氏这样一个从头到脚都浸润于胡风氐俗中的 游牧部落，孝文帝在决策时，不可能对他们的文化心态毫不顾及。 第二，孝文帝南迁洛阳以后，允许尔朱氏继续留在秀容川，并让他们保 留固有的部落生活方式，也有特定的政治用意，这个政治用意就是：利用尔 朱氏镇防西北边境。在整个平城时代，桿御柔然一直就是北魏王朝的一项重 要军事活动，尔朱氏世代生活的秀容川，则是征战柔然的前线基地，尔朱羽 健在太武帝拓跋焘建议他迁居南秀容时婉言谢绝，而太武帝也未作进一步的 勉强，与此就大有关系。因为只要尔朱氏继续留居秀容川，并州、肆州一带 的军事防务就可以由他们来承担。此外，尔朱新兴为北魏的军事征战提供军 需保障，又使得秀容川作为后勤保障基地的功能充分显现。 因此，正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虑，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同意尔朱 氏继续留居秀容，并保留其原有的部落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我们甚至可 以认为，在北魏南迁洛阳后，北边防务除了陆续设立的北方六镇外，最主要 的承担者应该就是秀容川的尔朱氏。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后来六镇起 兵叛乱，尔朱氏成为压平六镇最主要军事力量一事得到反证。 第三，尔朱氏部落的根基很深，不易解散。早在平城时代以前，北魏离 散部落的工作就已经陆续展开，道武帝登国时期，拓跋部与慕容鲜卑结盟，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离散贺兰诸部。登国二年、三年、四年、六年贺兰及其附 属高车诸部连续受到攻击，都可视为拓跋鲜卑对贺兰部的离散行动。贺兰部 而外，独孤部也是北魏离散的重点，离散独孤部几乎与离散贺兰部同时进行。 经过近百年的解散，绝大多数部落都被解散了，从而建立了拓跋帝国。从这 个意义上说，拓跋帝国的建立过程，也就是离散诸部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贺兰、独孤等强大部落基本上都被离散而成为编户齐民。像尔朱氏这样 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部落，只是其中的少数。 为什么尔朱氏能够保留部落制，并在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呢？其中原因 就在于，尔朱氏在一开始不像贺兰、独孤等部落那样强大，而且与拓跋鲜卑 的关系也不如他们那样紧密，因此不会成为拓跋珪建立帝国的阻碍，从而非 常“幸运”地保留了下来。随着独孤、贺兰等部落被解散，保持部落制的尔 朱氏得以一枝独秀，并最终发展成为可以抗衡洛阳汉化政权的军事力量。如 果在这个时候，对它强行离散，很有可能引发部落的暴动，并容易直接影响 到六镇，不利于政局的稳定。所以，孝文帝南迁洛阳，尔朱氏再一次留居 原地。 第四，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秀容川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西北部云中山、 句注山迤西，桑干河、汾河上游和黄河东岸一带。这个地区与北魏新的政治 中心洛阳之间的距离，相对更加遥远，对于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政策的负面 影响，要比平城小得多，所以没有必要马上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其解散部落。 不论出于何种考虑，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没有强制尔朱氏一同南迁，使得 秀容川成为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中的一个“特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新都 洛阳所发生的一切激烈争斗，都没有给偏居西北的尔朱氏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尔朱氏反而获得了一个更加顺畅的发展环境。 但是，远离政治中心并不意味着尔朱氏对北魏政治漠不关心。史书记载， 尔朱新兴总是利用朝见的时候，结交洛阳的王公大臣，因此，尔朱新兴与洛 阳政坛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而这也正是他在生前能够迁转、死后获赠获 谥的重要原因。有史实表明，尔朱新兴对继承人尔朱荣在政治上寄予厚望， 经常勉励他好好干，争取将来能够官至“公辅”。 总之，孝文帝南迁洛阳的时候，对尔朱氏所采取的特殊政策，使得尔朱 氏依然保持着部落制，和其他接受汉化改革洗礼的鲜卑贵族相比，尔朱氏没 能做到“与时倶进”，与北魏汉化政治中心日渐疏远，几乎成为北魏政治的 “边缘人”，但这却使得尔朱氏保持了惊人的军事潜力，埋下了日后尔朱氏在 北魏政坛呼风唤雨的伏笔。 二、尔朱氏之兴起 尔朱氏在北魏末年的兴起，与尔朱荣富有军事指挥才能有直接关系，与 北魏末年的社会政治变动有着更大的关系。 尔朱荣的军事指挥才能几乎是与生俱来，他在日常性的射猎活动中已经 表现出良好的军事素质，史书记载：尔朱荣长大以后，“好射猎，每设围誓 众，便为军陈之法，号令严肃，众莫敢犯”。孝明帝元诩正光（520 ~524)年 间，尔朱荣继承了父亲尔朱新兴的爵位，来到京师洛阳，被任命为直寝、游 击将军。尽管在洛阳任职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对尔朱荣了解北魏末期的宫 廷政治状况却很有帮助。这是因为，包括直后、直斋、直寝、直阁在内的 “直卫诸职”，乃是北魏后期君主最亲近的禁卫武官，承担近侍君主、守卫宫 廷等护卫工作，地位十分重要。不过，尔朱荣在政治、军事上进一步崛起， 并最终形成强大军事政治集团，却是在随后的一系列征战中完成的。特别是 “六镇之乱”的发生，为尔朱荣施展军事才能提供了平台。 孝明帝正光年间，胡太后总持朝政，四方兵起，天下大乱。面对动荡的 局势，尔朱荣凭借其雄厚的财富投身于军事征战。他自己出资组建了一支队 伍，“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尔朱荣所参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作 战，是跟随李崇北征柔然。当时柔然可汗阿那瓌侵掠北边，尔朱荣以假节、 冠军将军、别将的身份率部从征，此役尔朱荣率四千部属奋勇出击，一直追 至大漠，初步显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在随后的军事征战中，尔朱荣先后压 平乞扶莫于（秀容郡）、万子乞真（南秀容）、刘阿如（汾肆）、敕勒北列步 若（沃阳）、敕勒斛律洛阳（桑乾河西）等人的叛乱活动。正是凭借这些军 功，尔朱荣官拜武卫将军，不久加使持节、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 进封博陵郡公，成为北魏末期政治舞台新兴的重要人物，初步奠定了尔朱荣 在北魏政治军事舞台上的地位。 不过，尔朱荣在军事政治舞台上达到鼎盛，还是到压平“六镇之乱” 以后。 北魏初年，为防御柔然侵袭，拱卫京师平城，缘北边自西而东设置了沃 野（今内蒙古澄口县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武川（今内蒙古 武川县西南）、抚冥（今河北省张北县西）、柔玄（今河北省张北县）、怀荒 (今河北省张北县东北）等六镇。六镇将兵原本都是拓跋氏的贵族或其族民， 身份极为高贵，其任务主要是防边。然而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以 后，留在六镇的贵族兵，地位大为降低，甚或与发配到北边当兵的中原罪犯 地位同等。523年，匈奴人破六韩拔陵带领兵士杀死镇将，在沃野镇率先起 事，其他五个镇纷起响应，是为“六镇之乱”。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内陆学术界曾把“六镇之乱”看成是“农民起 义”，如今这个观点已经被视为无稽之谈。就本质来说，“六镇之乱”的领导 者和参与者，都是与孝文帝洛阳汉化集团相对立的胡化势力，他们极端仇视 汉化，从文化层面上讲，它们所要反对的是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我们这里不想对“六镇之乱”的性质多加讨论，只想说明：随着“六镇 之乱”愈演愈烈，及由“六镇之乱”所引起的全国性动乱，已经从根本上动 摇了北魏王朝的统治，洛阳朝廷已无力应对日益壮大的反政府势力。尔朱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前往征讨六镇。结果是，在镇压六镇的过程中， 尔朱荣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并逐渐与六镇官兵结合了起来，许多六镇将领转 而投靠尔朱氏，从而形成了以尔朱荣为领导，以尔朱氏家族为核心，以六镇 将领为骨干，以六镇兵为主要武力的军事政治集团——尔朱氏集团。 尔朱氏集团能够在北魏末年一步步发展壮大，其凭借主要有三点，一是 有稳固的根据地，秀容川经过尔朱氏的几代经营，已经成为其家族的绝对控 制区，这就为他们外出征战提供了坚强保障；二是尔朱氏家族人物众多，他 们在北魏末期的政治舞台上已经积聚起一定的实力；三是与六镇兵将的结缘。 首先来看第一点。经过几代人的经营，秀容川已经成为尔朱氏的政治老 巢，这是尔朱氏参与政治的根本保障。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秀容川地属肆州， 但在地理构成上，却是并肆二州之间的屏蔽，因此成为争夺、经营并肆地区 的关键性区域。尔朱荣要从根本上确保秀容川的安全，就必须进一步控制并、 肆，将并肆地区经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从北魏朝廷方面来说，虽然不得不借助尔朱氏的力量压平动乱，同时却 不希望并肆地区从此成为尔朱氏的一统天下。据记载，当尔朱荣率部到达肆 州的时候，“（肆州）刺史尉庆宾畏恶之，闭城不纳。荣怒，攻拔之，乃署其 从叔羽生为刺史，执庆宾于秀容。自是荣兵威渐盛，朝廷亦不能罪责也”。此 事值得我们深思：肆州刺史尉庆宾为何拒绝尔朱荣人城？我们认为，这应当 是奉朝廷旨意行事，反映了北魏朝廷不愿意尔朱氏在肆州地区进一步发展的 心态。对于尉庆宾拒绝自己人城背后的政治含义，尔朱荣自然也是心中有数， 所以他不惜冒着与朝廷决裂的危险，一举攻克肆州，并任命从叔尔朱羽生为 刺史，将肆州控制在自己手中。“自是荣兵威渐盛，朝廷亦不能罪责也”一 句，反映的正是尔朱荣控制肆州以后与朝廷的关系：北魏朝廷对于尔朱氏只 能求助或仰仗，而不能有任何指责。在控制肆州不久，并州也落人尔朱荣的 手中，从此以秀容川为中心的并肆地区成为尔朱氏集团东征西讨的根据地。 并、肆二州相比较，尤其以肆州最为尔朱氏之政治根本。一般情况下， 肆州的军政事务都由尔朱荣本人处置，而一旦外出征讨，他总是要留下关系 最为亲密、也最有能力的侄子尔朱天光代理肆州事务。 作为尔朱氏的发迹之地，秀容川则为其最后之老巢，特别是在并州、肆 州失守的情况下，这里就成为尔朱氏负隅顽抗的最后一窟。 503年九月，尔朱荣在人朝的时候，被孝庄帝元子攸刺杀。知道尔朱荣被 杀的消息后，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即刻率部进攻洛阳，要为尔朱荣报仇。但 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尔朱兆快要攻克洛阳的时候，却突然撤兵了。尔朱兆的 举动该作何解释？原因就在于秀容川出现了紧急情况。原来，孝庄帝在谋划 刺杀尔朱荣之前，已经“密敕”纥豆陵步蕃等人做好袭击秀容川的准备。就 在尔朱兆进攻洛阳的时候，纥豆陵步蕃也对晋阳展开攻势，并做出攻击秀容 川的态势。这就迫使尔朱兆不得不放弃进攻洛阳，而“回师御之”。 孝庄帝在诛杀尔朱荣的同时，遣军袭击秀容，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摧 毁尔朱氏的战略基地，尔朱兆无暇留居洛阳而回师防御，则是为了确保秀容 这一战略基地的安全。秀容川对于尔朱氏之重要性由此可见。 531年七月，高欢北伐尔朱兆，“尔朱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尔朱 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这个时候的尔朱兆实际上已经是负隅顽 抗的败军残将，但是却让兵强马壮的高欢一时难以措手。一直到第二年的正 月，高欢才利用尔朱兆岁首宴会、防守懈怠之机，派遣窦泰偷袭，攻破秀容 川，消灭尔朱氏。尔朱兆能够以败军之师抗衡高欢半年之久，也表明秀容川 乃是尔朱氏经营数世的根本，很不容易摧毁。 再来看第二点。尔朱氏能够在北魏末年政治舞台领一时之风骚，与其家 族人物一时鼎盛也有关系。如前所言，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虽然偏居秀容 川，但仍与洛阳政坛往来密切，并以雄厚的财力为尔朱氏参政铺开了一条坦 途。仅据《魏书》尔朱氏列传所载，在尔朱荣领兵进入洛阳之前，已经有相 当数量的尔朱家族人物任职于北魏朝廷，他们是：尔朱荣（直寝、游击将 军）、尔朱菩提（尔朱荣子，羽林监—直闷将军）、尔朱兆（平远将军、步兵 校尉）、尔朱侯真（孝文帝时，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尔朱买珍（宣武 帝朝，武卫将军—华州刺史）、尔朱彦伯（奉朝请—奉车都尉）、尔朱世隆 (孝明帝时，直斋—直寝—直阎）。可见，尔朱荣能够在魏末政治舞台叱咤风 云，并非无源之水，早在孝文帝南迁洛阳之时，尔朱氏就已经有人在朝廷任 职，特别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近侍皇帝的禁卫武官，因此可以说早在魏孝 明帝时，尔朱氏已经积聚起一定的政治实力。而到尔朱荣入洛成为北魏朝廷 的擎天之柱以后，尔朱氏之势力遂臻于一时之盛。 第三点，尔朱荣奉命征讨六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为他提供了接 近六镇的机会，考诸史籍，尔朱荣势力空前膨胀并形成为军事政治集团，是 在征讨六镇的过程中收降了大批六镇将领之后。尔朱氏集团中的骨干分子， 绝大部分出自北方六镇，或者本来就是六镇叛乱将帅。仅据《魏书》、《北齐 书》、《周书》等，粗略统计如下： 叱列延庆、贾显度、樊子鹄、贺拔胜、贺拔岳、贺拔允、候莫陈悦、 侯渊、侯景、高欢、窦泰、尉景、厍狄干、潘乐、段荣、斛律金、孙腾、 司马子如、蔡俊、韩贤、刘贵、任敬延、张琼、斛律羌举、慕容绍宗、 步大汗萨、王基、万俟普、万俟洛、可朱浑元、破六韩孔雀、宇文泰、 宇文导、寇洛、于谨、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梁御、若干惠、怡峰、 刘亮、王德、达奚武、侯莫陈顺、豆卢宁、宇文贵、杨忠、王盟、韩果、 厍狄昌、田弘、梁椿、王勇、宇文虬、耿豪、窦炽。 上述57人都是后来西魏北周或东魏北齐创基的主要军事将领，其中包括髙 欢、宇文泰这两位东、西政权的缔造者。 因此，尔朱荣的势力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空前发展，成为魏末最强大之 军事政治集团，与他拉拢、收容六镇反叛势力实有直接关系。如陈寅恪先生 在论述六镇起兵的问题时就曾指出：“六镇兵经过三次转手。第一次由破六韩 拔陵转到葛荣手上，葛荣赖之以继续与洛阳统治者作斗争。第二次从葛荣转 到葛荣的镇压者尔朱荣手上，尔朱荣欲倚之以壮大自己的势力。第三次从尔 朱氏手上转到高欢手上，高氏赖之以建立东魏与北齐。……自杀朝士，禽葛 荣，尔朱氏的势力不可一世可见，正是在打垮葛荣、收编其六镇数十万军 人之后，尔朱荣的势力才盛极一时的。 三、尔朱氏之衰败 在经过“河阴之变”杀戮朝士及攻破葛荣之后，尔朱荣的军事实力臻于 鼎盛，终于成为北魏末期最为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是，尔朱氏集团的强 盛局面并没有能够维持很久，随着尔朱荣被孝庄帝元子攸刺杀，尔朱氏集团 迅速由盛而衰，尔朱氏集团由嵋起到兴盛，再到灭亡，其间只有短短的十 余年。 尔朱氏集团由盛而衰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尔朱氏 所得六镇军人又转入了高欢之手。”众所周知，包括高欢在内的高氏集团骨干 人物也都是鲜卑化极深的六镇军人，在气质上与尔朱荣实属同类，为什么六 镇军人在高欢的手中能够成为其创业之资本，尔朱氏却未能长久控制六镇军 人以为己用呢？换言之，六镇军人何以很快转人到高欢手上？尔朱氏衰败的 原因，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尔朱氏集团迅速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集团出现了内讧。无数史实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 或一个集团，其最致命的威胁往往不是外敌的人侵，而是来自于内部的分裂 或矛盾。在尔朱荣军事政治集团中，尔朱荣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相对比较 高，当他作为集团的领导核心时，还能够有效驾御其军事政治集团的运转， 对于集团内部出现与潜在的分裂倾向或离心因素，基本上还能控制得住。随 着尔朱荣被杀，尔朱氏集团内部潜在的权力争夺及离心倾向迅速浮出水面， 特别是领导层的权力争夺愈演愈烈，甚至于尔朱氏家族内部也出现了尔朱兆、 尔朱天光、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人之间的争斗。 例如，尔朱氏集团的骨干成员之一、东魏北齐的开创者高欢，在投靠尔 朱荣之前曾先后追随过杜洛周、葛荣。尔朱荣对高欢的才能颇为欣赏，曾多 次对别人说，只有高欢具备取代他主持军务的能力，对尔朱兆，高欢则毫不 客气地指出：绝非自己的敌手。果然，尔朱荣一死，高欢很快就以讨伐尔朱 氏为号召而另“举义旗”。不过，更致命的威胁还是尔朱氏家族的内耗，例如 尔朱度律、尔朱世隆、尔朱仲远就曾因为拥立问题而发生争执。尔朱度律等 人拥立长广王元晔为帝，尔朱世隆极力反对，并因此“甚恨之”。后来，尔朱 世隆、尔朱仲远又准备立元恭为帝（按，元恭即前废帝），但尔朱度律却主张 立元宝矩（按，元宝矩即后来的西魏文帝），尔朱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因此而 进一步加深。 家族的内争，严重削弱了尔朱氏集团对外作战的力量。高欢攻克相州之 后，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仲远、尔朱度律联兵进讨，双方在韩陵摆阵决 战：“于是尔朱兆及天光、仲远、度律等众十余万，阵于韩陵。兆率铁骑陷 阵，出齐神武之后，将乘其背而击之。度律恶兆之骄桿，惧其陵己，勒兵不 肯进。（贺拔）胜以其携贰，遂率麾下降于齐神武。度律军以此先退，遂大 败。”就在尔朱兆率军与高欢厮杀的时候，尔朱度律却出于担心尔朱兆战后凌 驾于自己之上，而按兵不动，结果不仅贻误了取胜的战机，还造成了贺拔胜 临阵降敌。这样，怎么可能不败？韩陵之役，尔朱氏精锐损失殆尽，尔朱氏 集团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追究其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内部不 团结。 对于尔朱氏内部不团结的严重后果，《魏书》的作者魏收也已经有所认 识，他明确指出：尔朱兆控制晋阳，尔朱天光占据陇右，尔朱仲远镇守洛阳 东南一带，尔朱世隆居中把持朝政，北魏的内外政局全部掌握在尔朱氏的手 中，他们废立君主就像下棋一样容易。如果尔朱氏兄弟能够“唇齿相依，同 心协力”，那么，他们的统治肯定是“磐石之固”，其他人绝对没有图谋的机 会。但是，尔朱兆和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之间却“遂相疑阻，久而不和”，这 种来自家族内部的消耗，最终导致尔朱氏集团的迅速衰败。 (二）尔朱氏集团是一个主要靠武力攻讨起家的军政集团，其领导层的整 体政治素质不高，特别是集团的核心领导层——尔朱氏家族人物的政治素质 较低，这也是尔朱氏集团迅速衰败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在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的盛衰强弱，一 般来说主要取决于这个集团领导层的素质。尔朱氏集团是建立在部落制基础 之上、封闭性很强的武力集团，其领导层基本上出自胡化色彩浓厚的尔朱部 落，或与其邻近的鲜卑化六镇军将。这样的武力集团，单纯的军事战斗力可 能很强，在攻城略地的野战中可能所向无敌，而一旦局势稳定，需要安邦治 国，它缺乏治国良策的先天不足就显现出来了。尔朱氏集团领导层的政治智 慧，并不足以领导这个集团有更大发展，因为处于最核心部分的尔朱氏人物, 几乎都是有野战之力而无经邦之才的武夫。 在尔朱氏集团中，除尔朱荣以外，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世隆三人的 政治素质还算是相对比较髙的。但是，尔朱荣还是认为他们不足以继承大业。 如尔朱兆，“果于战斗，每有征伐，常居锋首，当时诸将伏其材力。而粗鄙少 智，无将领之能。（尔朱）荣虽奇其胆决，然每云‘兆不过将三千骑，多则乱 矣。’”尔朱兆为尔朱荣子侄一辈中的佼佼者，但是他在尔朱荣的眼中，也不 过是一个顶多只能统率三千骑兵的武夫，如果再多给他一点军队，那就肯定 指挥混乱，这就是说尔朱兆并没有总揽全局的统帅之才。至于尔朱仲远、尔 朱度律等人，就更加是“恃强”、“愚戆”之徒，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群 头脑简单、恃强凌弱的暴徒。 魏收在撰写《魏书》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尔朱荣之子的贿赂，因此不排 除在写作时，对尔朱氏人物有故意美化的可能。不过，就《魏书》所记载的 内容来看，魏收对尔朱氏人物的评价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如他评价尔朱兆、 尔朱彦伯、尔朱度律、尔朱天光四人时，就说：“然是庸才，志识无远，所争 惟权势，所好惟财色，譬诸溪壑，有甚豺狼”。可见，在魏收看来，尔朱氏诸 人不过是没有远见卓识的“庸才”、是争权夺利、好色无厌的“豺狼”罢了。 一个由“庸才”或“豺狼”领导的政治集团，即使一时强大，也决不可能维 持长久。所以，我们说，尔朱氏集团的迅速失败，与它的核心领导层——尔 朱氏人物的整体政治素质不高也是大有关系的。 (三）尔朱氏集团政治决策的失误，以及在错误决策指导下的施政方针， 则是造成集团日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作为集团的缔造者与核心人物，尔朱荣 最大的决策失误，就是他在费穆等人撺掇之下发动了“河阴之变”。“河阴之 变”充分暴露出尔朱荣的残忍与反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恐惧与痛恨，从 而使得尔朱氏过早地失去了人心；更重要的是，“河阴之变”将朝士杀戮殆 尽，基本摧毁了北魏的官僚体系，造成了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尔 朱荣即使在事变之后控制了北魏朝政，也不可能将统治维持下去。 这里有必要大致介绍一下“河阴之变”。 武泰元年（528)二月，孝明帝元诩被母亲胡太后毒杀，胡太后另立孝明 帝的堂侄、只有3岁的元钊为帝。其年四月，尔朱荣以此为借口率兵南下。 四月十一日，尔朱荣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 同一天，洛阳东北门当户的河桥守将向尔朱荣投降。胡太后被迫削发为尼。 十三日，尔朱荣先派人将胡太后和元钊溺死于黄河，又以祭天为名，将王公 百官二千多人诱骗至河阴。尔朱荣宣称，天下大乱、孝明帝被杀，完全是由 于朝臣贪婪残暴、不相辅佐所造成。一阵责骂之后，尔朱荣纵兵将这两千多 手无寸铁的公卿百官全部杀害。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河阴之变”。 众所周知，洛阳经孝文帝迁都以来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北方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经过“河阴之变”以后，繁华热闹的洛阳城顿时呈 现出一片恐怖凄凉景象。尤其是北魏的官僚队伍，更是遭到灭顶之灾，史书 是这么记述的：“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直卫空虚，官守废 旷。”北魏的国家机器完全陷于瘫痪！ 对于“河阴之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尔朱荣事后显然也有所意识，为 此他采取了包括向朝廷“谢罪”、为死难者加官晋爵等措施，企图重建国家官 僚体系。然而这些措施只招回来一些逃亡者，并不足以重建国家机器。万般 无奈之下，尔朱荣只好放手招官，试图构建一套新的政权体系。然而，尔朱 氏集团自身的落后性、野蛮性，决定了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治国方策，因此在 选拔官吏时，根本就不可能循什么章程而只能是任人唯亲。这个由尔朱氏家 族、亲信所拼凑起来的新官僚体系，根本就不可能运转北魏的国家机器。“河 阴之变”以后，尔朱荣掌控下的北魏朝廷，吏治实际上更加腐败，统治更加 混乱。 无数史实表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如果一味地恃强凌弱、残忍暴虐，是 不可能将统治长久维持下去的。尔朱氏在掌控北魏政权的过程中，不能适时 地调整政治方略，始终坚持暴力杀戮的野蛮做法，引起了包括北魏皇室在内 的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这一点，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了，如高 欢在起兵以后，高隆之替他分析形势，说：“尔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 怨，众叛亲离，虽握重兵，其强易弱。” 531年广阿之战前，高欢对战争前景 仍然心怀疑虑，段韶又给他鼓劲打气，说：“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强者， 得天下之心。尔朱狂狡，行路所见，裂冠毁冕，拔本塞源，邙山之会，缙绅 何罪，兼杀主立君，不脱旬朔，天下思乱，十室而九。”魏收也指出：“河阴 之下，衣冠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终于夷戮也。”可见，“河阴之变” 大杀公卿朝士，为尔朱荣政治决策中的最大失误，尔朱氏集团的最后失败， 根子上在于失去了人心，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从来都是真理。 (四）尔朱氏集团在魏末政坛昙花一现式的表演，如果上升到文化的层面 上，则应视为胡汉文化冲突的结果。尔朱氏集团的大部分成员是鲜卑胡人, 即使不是胡人也是被鲜卑化了的汉人，这是一个彻底胡化或鲜卑化了的军事 政治集团。这就决定了它与洛阳汉化集团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鸿沟或无法调 和的矛盾，尔朱氏集团在控制北魏朝政后所采取的统治措施，无不是对六镇 反汉化势力做法的继承而与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背道而驰。这种根源于 文化基础上的冲突，随着尔朱荣进人洛阳而愈加凸显。 尔朱荣天性喜欢打猎，不舍寒暑，以致“天下甚苦之”，元天穆曾就此事 规劝他：“宜调政养民，顺时蒐狩。何必盛夏驰逐，伤犯和气。”尔朱荣却满 不在乎地说：“我听说那些朝廷上的文臣太宽纵了，我还打算和你一起在嵩山 附近打猎，准备让那些朝廷贵臣到围场里捕捉老虎呢。现在如果放弃围猎， 就会造成士兵们懈怠，以后还怎么让他们征战沙场呢?”尔朱荣喜欢打猎，不 舍寒暑，正是他习惯于游牧射猎生活方式的表现，他对元天穆所说“朝士宽 纵”、“令贪污朝贵人围捕虎”等话，实际上是对汉化生活方式的拒绝和敌视。 再如，尔朱荣和吏部尚书李神俊、孝庄帝等人在选举问题上都有冲突，城阳 王元徽和侍中李或等人之间的争斗等，都不仅仅是由于政见不同所造成的权 力之争，而是具有胡汉文化冲突的内涵。 尔朱氏集团的胡化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洛阳汉化集团之间的冲突 无法调和。作为集团的最高领导，尔朱荣在控制朝政的过程中，本应设法去 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但是，尔朱荣却采取截然相反的做法，实行了一系列 加剧彼此对立的反动措施，尤其是发动“河阴之变”，充分暴露出尔朱氏集团 残忍暴虐的反动本性。而最后的结果，就是使得胡汉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并最终造成尔朱氏集团的败亡。 尔朱荣集团败亡的经验教训，显然为后来的高欢提供了前车之鉴。高欢 在“举义旗”以后，就特别注意调和胡汉矛盾。他在起兵时就与边镇鲜卑兵 将约定：“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 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 笑天下”。高欢的意思是说，你们如果真想以我为领导，就得听我的号令，不 准许欺负汉人、不准许违犯军令。在掌握政权以后，髙欢更是尽力调和胡汉 冲突，他在对鲜卑人讲话时，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 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意思就是说，汉人是你们的奴隶，男人替你 们种田，女人替你们织布，让你们衣食无缺，你们为什么要欺负他们呢？如 果讲话对象是汉人，高欢就会这样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 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意思就是说，鲜卑人是你们的客 人，拿了你们一斛粟米、一匹绢布，却为你们击退强盗，让你们获得安宁， 你们为什么要敌视他们呢？ 由此可见，同样是掌握了六镇鲜卑的武力，尔朱荣终无成功，高欢却能 “因之以成大业”。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高欢能够想方设法调和胡汉民族之 间的矛盾，尔朱荣却激化了胡汉之间的冲突。如果尔朱荣当初也能意识到这 一点，并采取相应的对策，那么这个盛极一时的军事政治集团是不会转瞬之 间就烟消云散的。所以说，胡汉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是造成尔朱氏集团 快速衰败的深层原因。 四、尔朱氏兴衰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就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尔朱氏集团在北魏末年的政坛上稍纵即逝，但 它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来看尔朱氏兴衰所造成的政治后果。 尔朱氏集团给时代政治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并没有随尔朱氏的灭亡而消 散，其在魏末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不仅直接成为高欢的先驱，而且由于 尔朱天光领兵西征，为宇文泰崛起关中埋下了伏笔。所以，放开历史的视野， 我们就会发现，尔朱氏集团的由兴到衰，实则开创了其后关中与关东（即西 魏北周与东魏北齐）东西政权对峙的政治局面，而东西对立格局的形成，又 进一步延长了中国分裂的时间。 高欢集团的兴起，乃是尔朱氏孵育的结果。髙欢本来就是尔朱氏集团的 骨干分子，正是在追随尔朱氏东征西讨的过程中，高欢积聚起“举义旗”的 军事实力，尔朱氏的决策失误则为他进一步扩充实力提供了契机。只要查阅 一下高欢集团骨干分子的背景，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曾经都 是尔朱氏旧将。西魏北周的情况也是如此，宇文泰赖以创业的军事将领，原 本也都是尔朱天光、贺拔允西征关中的军团将帅。他们是（东魏北齐者据 《北齐书》，西魏北周者据《周书》）： 东魏北齐——窦泰、尉景、厍狄干、潘乐、段荣、斛律金、孙腾、 司马子如、蔡俊、韩贤、刘贵、任敬延、张琼、斛律羌举、慕容绍宗、 步大汗萨、牒舍乐、范舍乐、厍狄伏连、张幕、张亮、王紘、平鉴、万 俟普、万俟洛、可朱浑元、破六韩孔雀、破六韩常、金祚、韦子粲、赫 连子悦、綦连猛、元景安。 西魏北周——宇文导、寇洛、贺拔胜、贺拔允、贺拔岳、念贤、寇 洛、李弼、李标、于谨、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梁御、若干惠、怡 峰、刘亮、王德、达奚武、侯莫陈顺、豆卢宁、宇文贵、杨忠、王雄、 王盟、长孙俭、赫连达、韩果、常善、辛威、厍狄昌、田弘、梁椿、梁 台、王勇、宇文虬、耿豪、高琳、窦炽、陆通、杨荐、王悦、赵善、元 定、杨标、梁昕。 以上所列东魏北齐将领共33人，西魏北周将领共46人，这个数字可能 还不是全部。他们原本都是尔朱氏集团的军事将领，后来又成为东、西政权 创业的核心骨干。 所以说，以高欢、宇文泰为核心的东、西两大军事政治集团，正是尔朱 氏在魏末政治舞台活动之后所遗留下来的最大政治后果，北魏灭亡之后中国 北方的东西对抗格局，是尔朱氏集团一分为二之后所展开的内部争斗。 进而言之，中国北方的东西对峙，又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弱化了北方对南 方的优势地位，使得南北统一的进程又被延缓了几十年。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说，尔朱氏兴衰给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造成了北方中国的再 次分裂，还表现在它改变了南北朝之间的政治格局。 再来看尔朱氏兴衰所造成的文化后果。 尔朱氏在魏末政治舞台的一兴一衰，给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陈 寅恪先生在谈到北齐的鲜卑化中曾指出：“北齐的民族成见很深。这种民族成 见以‘化’分，非以血统分。其表现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鲜卑化人，反对、排 斥与杀害汉人或汉化之人。北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常情况，是因为北齐的 建立，依靠六镇军人。而六镇军人作为一个保持鲜卑化的武装集团，本是洛 阳汉化文官集团的反对者。六镇起兵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这种反动， 在北齐的鲜卑化中表现出来了。”实际上，不仅东魏北齐存在着鲜卑化的问 题，西魏北周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原因也与六镇军人有关。 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建立和六镇军人有关，也就是和尔朱氏集团的兴 衰有关。尔朱氏集团在尔朱荣掌控北魏朝政的过程中，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抵 制汉化的政策，鲜卑化现象的抬头从尔朱荣在世时就已经开始。所以我们说， 正是尔朱氏集团的兴起，使得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出现了逆转，造成了 汉化的中断，尽管尔朱氏很快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但接踵其后的东魏北 齐、西魏北周却到处弥漫着胡族文化的气息。关于北齐的鲜卑化与西胡化， 陈寅恪先生甚至认为，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隋唐。以下再撮举数例，对陈先 生所论加以申述： 其一，胡语、胡俗的流行。东魏北齐境内流行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鲜 卑语言。由于六镇军人是东魏北齐军队的主力，所以，鲜卑话成为军中的主 要语言，如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再如，《颜氏家训·教子篇》曾 讽刺一个自命善于教子的北齐士大夫，他的办法是“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 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这个士大夫为什么要教儿子学习鲜卑 语言，原因就在于鲜卑话在北齐很流行、很时髦。在北齐，不仅官僚贵族喜 欢讲鲜卑话，民间也有很多人通晓鲜卑语言。除鲜卑语言以外，其他少数民 族语言也比较流行，有些人还因为通“四夷语”而受到宠幸，如祖挺除了 “解鲜卑语”，还“解四夷语”，并凭借通晓鲜卑语而免除罪责。再如，刘世 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北齐后主高纬曾命令他用突厥语言翻译《涅 槃经》，赠送给突厥可汗。 西魏北周在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上与北齐有所差异，曾有意于汉化，但由 于其统治集团和军队同样出自北方六镇，所以鲜卑语也是通用的语言。周武 帝宇文邕就曾经用鲜卑话对群臣进行训示，这说明北周大臣中有很多人是懂 得鲜卑语言的，否则周武帝怎么会使用鲜卑话呢？《续高僧传》还记载，有一 次周武帝曾用鲜卑话问讯众僧，当时有个叫法藏的和尚，“挺出众立，作鲜卑 语答”，这表明周武帝可能经常讲鲜卑话。另外，《隋书·经籍志》记载有13 种用鲜卑语言书写的字书，其中《鲜卑号令》一卷的作者，就是周武帝，由 此推知，北周军队同样通用鲜卑语。 其二，重用胡人。胡语胡俗的盛行，与胡人当权、受重用有直接关系。 北齐重用胡人，轻视汉族士族，如北齐文宣帝高洋曾问杜弼“治国当用何 人”，杜弼回答“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结果高洋“以为此言讥我”。 可见，在高洋的心目中，鲜卑人是“我”，而“中国人”即汉人则是外人， 因此北齐用人重鲜卑车马客。北周也同样重用胡人或胡化的汉人。前面所罗 列的北齐、北周主要军事将领，绝大多数都是胡人或胡化的汉人，足以表明 胡人在北齐北周政权中受重视的程度。另外，北齐后主高纬曾听信韩长鸾的 话，大杀崔季舒等“汉儿文官”，这不啻是“河阴之变”的继续或翻版。 其三，赐复胡姓。北齐、北周都出现了赐、复胡姓的现象，特别是北周， 为了加强府兵制建军，更是掀起了几次赐复胡姓的高潮。赐复胡姓与此前孝 文帝改胡姓为汉姓的做法正好相反，显然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 讲到这里，我们该对本讲内容作一个小结了。 北魏末年的政治变动为尔朱氏乘时而起创造了条件，在特定的社会政治 背景下，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尔朱荣为核心的军事政治集团。尔朱氏集团以武 力起家而盛极一时，凭借强大军事实力一度掌控了北魏的朝政。但是，尔朱 氏集团自身的落后性与野蛮性，使得它在掌握政权以后没有能够适时调整统 治政策，而是继续坚持暴力屠杀的方针，公然与汉化主流敌对，结果引起了 朝野各种势力、社会各个阶层的一致反对。随着集团创始人尔朱荣被杀，这 个强焊一时的军事政治集团很快陷人土崩瓦解的境地。 尔朱氏由盛而衰以至于败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胡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则是其中的深层原因，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尔朱氏集团的失败乃是胡化势 力与汉化势力对抗的结果，是胡汉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造成了尔朱氏的最 后败亡。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尔朱氏集团兴衰的历史，早已随 着日夜流淌的黄河水，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回眸并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 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明智。 尔朱氏集团在历史的舞台上虽然稍纵即逝，但它对历史却产生了十分深 远的影响。从文化层面来说，由尔朱氏集团为肇端的反汉化逆流，直接造成 了北魏孝文帝以来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暂时被中断，汉化成果也受到一定程度 的破坏，胡汉矛盾、民族对立情绪一度有所加深，这具体表现在东魏北齐、 西魏北周所推行的一系列反汉化政策以及弥漫于整个中国北方的胡化气息。 从政治层面来讲，由尔朱氏集团分裂、孕育出来的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这两 大军事集团，再一次在北方中国形成了对峙局面，东西对抗的政治格局不仅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朝对南朝的军事优势，又使得天下形势一度演变为北 齐、北周与南方梁陈政权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从而延续了中国分裂的局面, 迟缓了中国实现再次统一的进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