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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你现在会包饺子了吗？'电话中，母亲问我。 “不会！”我回答得干净利落。 “就是会包你也不包。”潇潇说。 还是潇潇理解我。我从来没在厨房中感受到任何乐趣。 潇潇是我外甥。他回老家过年前，我做鱼给他吃。 “可能不好吃。”我这么说一点也没有谦虚的意思。因为，很多次，朵儿尝了我做的饭，直接罢吃。 “还不错！”潇潇尝了一口。 他如果说不好吃，下次我就让他自己做。家里来了客人，我很乐意让出厨房来。哥哥嫂子在青岛打工时，来我家都是他们做给我吃。 在一条鱼和一本书之间，我肯定选择书。我的家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也很大部分是他们从小纵容的结果。而且下一辈的孩子们，也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我不注重吃的“个人文化”。 不只在吃上，在穿衣上，我也不太讲究。 “你是到处参加活动的人，要买两身像样的衣服。” 姐姐第一次说时，我回她，“我已经过了靠衣服提升自尊的年龄。” 第二次说时，我说：“不要看我的衣橱，要看我的书橱。” 第三次说时，我忍不住问她，“我穿的衣服很不像样吗？” “没有很不像样”，姐姐说，“你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 这是真的。可是在她一再这么说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衣服的“问题”。 说实在的，我对衣食住行乃至所有的物质生活，都是不太在乎的，甚至到了忽略的程度。 对我来说，衣食住行都只保持着它们最基本的功能。衣服就是用来遮羞和御寒的，食物是为了果腹，住所是为了安放身体和心灵，而车子只是代步工具而已。 忽然想起一件事。大概是十几年前，与一位记者朋友去拜访几个人。他开车拉着我。路上，他说，我这个车警察不会拦。我问他，你是“小号车”？（公车改革前，车牌号小的车享有部分特权。）他说不是。后来才知道，他开的是宝马。那时的我，包括现在的我，很少有意识去看别人开什么牌子的车。看了也不认识，认识了也不知道这个牌子的车值多少钱。 还想起一件事。一位女士告诉我，原则上她从来不穿着同一件衣服出现在同一群人面前。之所以说原则上，是因为冬天不像夏天那样可以天天穿不同的衣服，但她会天天换不同的丝巾。 物质的其它功能，在我这里启蒙甚晚。 02 物质生活，曾经是我的一个“现实问题”，但几乎没有成为我的“心理问题”。 我曾经过了好几年极其清苦的日子。那时我发现，贫穷是有牙齿的，它会咬人。可一旦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我很快把它放到脑后。也就是说，物质从来没有成为我最根本的生活驱动力。 一次，读到王小平写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故事： 他们二人都鄙视世俗生活，对市井生涯，特别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凡庸小事视为畏途，所以一拍即合，共约要振衣千仞之岗，过一种超脱世情的高尚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浪漫精神中结合了，就是说结婚成家了。他们二人都无心张罗俗事，按一般标准来看，他们的日子过得潦草之极，也就是没饿死而已。按照我妈的说法：“他们在一块儿吃什么，吃精神吗？”按照小波丈母娘的说法：“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据小波说，李银河可以一连几天靠吃饼干度日，不以为苦。小波也是得混就混，实在口中淡出鸟来的时候，才动手炒点菜吃。据小波说，李银河过日子比他还马虎，有一天，她买了几个松花蛋回来，跟小波说：“达令，我们今天有好东西吃了。”打开挎包一看，松花蛋早就挤得稀烂，连皮带壳和包里的种种杂物均匀地混在一起。小波虽是丈夫，但轻易不让老婆做一回菜，不为别的，就因为她厨艺不佳，炒出的菜实在难以下口，而小波的味觉之敏感是举世罕有其匹的。至于其他家政，也没达到居家过日子的起码水准。有一回我妻子上他家去，小波想泡杯茶待客，伸手去拿厨房餐桌上的杯子，一拿没拿起来，二拿还是没拿起来，第三次运足力气，吱啦一声，总算拿起来了。原来那东西已经被积年的油垢黏在桌面上。如今想来，他们倒是大有孔夫子贤徒颜回的风范：“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读后不觉莞尔，引为同类。 这个世界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有人从物质生活中得到极大乐趣，也有人从精神生活中得到极大满足。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物质王国和（或）精神王国的居民。这两个王国，有着不同的风景。 我以”精神“和”物质“这两个变量，把人分为四类群体，提出一个”物质-精神模型“，用以探讨在鱼与书之间，有着怎样的景致。 失意者：主要特征是物质贫困、精神贫乏。 空虚者：主要特征是物质富裕、精神空虚。 饱满者：主要特征是物质贫困、精神富足。 富足者：主要特征是物质富裕、精神富足。 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来看，失意者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话语权；既不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又不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他们所得很少，所求也不多；所思很少，所想也不多。除了活着之外，他们不能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里得到乐趣，甚至一生中都没正儿八经地读过一本书，看电视、打麻将是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在我农村老家，有很多这样的人。 空虚者可能是别人眼中的成功者，他们嗓门洪亮、财大气粗、颐指气使，走在哪里希望红地毯就铺到哪里。他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是结识大人物，把与各级领导的合影摆满办公室。他们家里有钢琴，办公室里有一长溜整套图书，讲话中动不动引用几句诗词，但这些和领导合影的用处是一样的。他们也会批评社会不公，但这是因为他们不是获利的那部分人。他们一面说环卫工人真可怜，一面把垃圾随手扔到车窗外。他们很少关注社会责任和大众福祉，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社会特权和既得利益。 饱满者是一群把平常日子过出诗意来的人。岁月坚硬，他们却能自得其乐；人生苦短，他们却过得意味悠长。 看看苏东坡是怎样以苦为乐的：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云，此贾耘老法也。又与李公择书云：“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 苏东坡不仅“房梁挂钱”，在他笔下，种棵树买个瓜都乐趣无穷。让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富足者是真正的人生赢家，这群人更多的是专业人士，很多也是社会精英。他们不用经历失意者的艰辛，不需要空虚者的显摆，也不必有饱满者的忍耐，他们可以自由绽放自己的生命。 说起富足者，我想起了王世襄。他是我国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能玩出这样的名堂，需要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撑。 这四类群体，我们不能说哪一个群体更幸福，因为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一个贫穷的光棍汉，可能主观上觉得比一个家产万贯的企业家更幸福。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标准来衡量——自由。无疑，富足者是自由度最高的。他们不必为生活所迫，放弃自己的梦想，或者去忍受一段不堪的关系。所谓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可以不干什么。 在这个模型中，从左边进入右边相对容易，但从下面进入上面相对较难。也就是说，一个失意者如果足够努力，再加上运气，可能进入空虚者的行列。饱满者进入富足者亦然。但一个失意者要成为饱满者却难得多，进入富足者群体更难。就是说，物质的门槛比较好跨越，但精神的门槛太难跨了。“三代培养一个贵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精神像一个天然的分水岭，区隔着不同的人生境界。在面对人生考验时，注重物质的人更“易折”，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也更容易迷失。而精神生活丰富的人，韧性更强，不少人不仅能够超越人生困境，还能创造出丰富的精神产品。像苏东坡、杜甫、王小波等，都成为不同时代的精神高地。 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物质贫穷，而是精神或文化贫穷。一个物质贫穷的家庭，可能不缺少温暖的滋养，但精神如荒原的父母，很难让孩子的心灵和人生丰盛。 此外，我们也发现，在从物质到精神的跨越中，也有一些人玩出了很多精彩。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养花，她把养花做到了艺术的层次。每种花配什么样的花盆，用什么样的土都有讲究，每一盆都是一件艺术品。我还认识一个大厨，他能把寻常食材做成各种美不胜收的意境菜。 我还不太清楚一个家族的精神种子是怎样传播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我相信原生家庭的土壤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从我个人来说，我的家庭在农村算是有点文化气息的，因为父母都认字，但兄妹四人中似乎只有我非常注重精神生活。我的文学启蒙可能来自小时候姐姐给我读小说的经历，但她自己的孩子却几乎没有精神生活。而我的女儿，已经播下了精神的种子，她的精神探索比我丰富得多。 人生在世，无论钱多钱少，我们都需要追求一些精神生活。因为，鱼如果只是一条鱼，那就太无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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