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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成吉思汗的几个大儿子们，各自领有土地，称为四大汗国。中国部分，和蒙古草原东半边的老基地，所谓“腹里”，按照蒙古习惯，则由看家的小儿子拖雷管理。除了五个领地外，还有一些分封的小汗国，而且原来的四大汗国，经过两、三代，分分合合，也有许多变化。蒙古大汗国的各个部分，都逐渐和分封地的原有居民逐渐融合，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也容纳了地方的精英。在这一个多元、共存大集团中，中国虽然已经全部被蒙古征服，然而，只不过是蒙古大汗国中的五分之一，甚至只是较小的部分。 在拖雷系统里有中国和“腹里”，其实并没有获得当家家长的地位。屡次选举大汗，常常是其他系统的汗，得到大汗的地位。忽必烈曾经和西方诸汗国争夺汗位，他并没有经过合法的推举，就自称为大汗;因此，西方诸汗国，共同抵制忽必烈，忽必烈的号令，不能行于自己领土之外。他与西部海都大王之间的争执，十分激烈;海都据有今日新疆一带的领土，恰好挡住了蒙古大帝国东方领土与西方领土的交通。 元代统治中国，有相当部分，承袭了辽、金统治北方的方式。虽然，最初他们曾经打算将整个中国转变为广大的牧地;后来知道，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并不适于放牧，他们才搁下这个政策。元代的政府，终于逐渐倾向于两元的统治，一方面有不同来源的“签军(探马策军)”驻防在中国，以维持征服者的控制;另一方面，延续中国人传统的州县体制，相当程度地接受汉法，统治中国。这种二元制度，在辽、金也都执行过，只是元代中国，在南宋灭亡后，整个的中国疆域，都处于这一“二元”体制之下。 族群同化，也是改变人口结构的情况之一。辽、金时代，就有许多汉人的地方武力，不属于中国管辖，自成势力;辽、金收编这些武装力量，给予“公”“元帅”等封号。元代承继这一传统，单单以河北、山东，真定至东平之间，就有十余家汉军“元帅”，他们长期与征服者合作;只要征服者不进入他们的地区，他们也愿意跟随征服者参加南征的任务。这些胡化的汉人，处于胡、汉之间，乃是人口中归属模糊的另一类。 除了因为政治因素移动的人口，还有蒙古与中亚、中东之间，因为贸易，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通称为“胡商”)大量地移入中国。许多汉人也因为贸易，进入东南亚，甚至于越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明初郑和下西洋，所经各地，几乎都有中国人小区;他们不是在明代才开始迁移;那些早期的移民，可能是在元代就纷纷移入广大的海洋地区。 经过辽、金、元三个时代，至少有三次，中国北方不断的战乱，逼迫许多中原和北方的人口，逐步移向南方。以变化最激烈的靖康年代，以及后来的南宋，一百多年来，南方人口增加数字，不只二三倍;淮河以北的人口，即使加上征服者迁移进来的族群，总人口和南方相比，大概只有南方的三分之一左右。 人口中心的转移，在辽、金、元时代，造成了南方一面倒的情势，南方人口密度远高于北方。这些内部迁移的汉人，也使人口结构，呈现完全不同的形态。如前所述，北宋极盛时，人口大概已经超过一亿，在忽必烈征服南宋时，南宋人口可能只有七八千万，北方则不过二三千万而已，南北比差，从此不再逆转。中国南北人口成分经过这一次混合，再加上新人口的进入，造成了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人口结构。 如果调查人类基因，重建中国人口南北差别，必须理解，凡此差异，乃是这次人口大规模移徙的基础上，造成基因分布状况的剧烈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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