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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黄州，西临浩瀚长江，东依苍茫大别，苏东坡赞叹“江山如画”，是享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 黄州城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华夏文明同步的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开启了黄州文明的先河。邾城是名噪秦汉三国西晋的大都邑，西阳城是维系东晋南北朝兴衰更迭的军事重镇，唐宋元黄州城以“名邦”称雄江淮，明清黄州府城是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 （古代邾城） 螺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黄州城北约12公里的堵城镇侧，考古工作者先后于1957年，1985年，1990年进行了三次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其中属于生产工具的有石刀、石钺、石锛、石凿、石镞、陶纺轮、骨锥，属于生活器皿的陶器有鼎、杯、罐、碗、甑、簋、豆、壶、盘；属于装饰品的主要有石枕、石臂环、陶球、彩陶饼、陶环、玉环等。基本反映了黄州地域史前文化状态和文化属性，揭开了黄州灿烂的史前文明的面纱。 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我国考古和史前文化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遗址地处长江中游东部，是东西和南北各个考古文化的接触地带，物质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遗址存在多种文化因素，是多元原始文化交汇地。考古界、史学界一致认为，黄州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存在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松泽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每一种文化因素相互交汇，相互消长，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况。如果以黄州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中心，向四周进行文化辐射，就会发现其北面面临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渗入，其西南面面临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挺进，其东南面有青莲岗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松泽文化挤压。这些史前文化在自身发展、扩伸、影响过程中，都曾到达鄂东地域，并且相互交汇、碰撞、沉淀，从而使黄州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文化属性呈现复杂多元特征。 （螺蛳山） 阅历五千年岁月沧桑，与华夏文明同步的黄州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黄州古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开启了黄州历史的先河。   邾城 以黄冈市为主体的湖北省东部（简称“鄂东”），在春秋时已并入楚国版图，并发生过举世闻名的吴楚柏举之战。战国时期，习惯将楚国按区域分为三楚，其中鄂东地域属南楚，所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江，是南楚也。”（《史记·项羽本记》），而衡山地域的中心城邑就是邾城，遗址在今黄州城区北郊禹王办事处境内，与螺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相邻。 (黄州区博物馆专业人员修复青铜器） 此地于公元前655年至前640年间并于楚国版图。此后发展较迅速，到战国时期，城池已有相当规模，人口也较多，在江淮间有一定的名气。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毁楚国郢都（址今荆州市区），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后徙于钜阳、寿春。楚国的统治重心逐渐东移，故楚国贵族多迁至于此，其地域政治和战略地位日渐重要，城邑也日渐繁盛。但后人只能从楚墓考古发掘中了解此地当年的繁华，却缺乏文字记载，所以对这座城邑的详细情况仍不可知。
(黄州区博物馆资料图：青铜器） 邾城之名始于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战国后期，楚考烈王即位，在春申君黄歇的辅佐下国势振兴，遂挥师北伐，先灭鲁国，再亡邾国（遗址在今山东省邹县境内），迁邾国君民于今黄冈市区北郊禹王城办事处境内，置于楚国的直接控制之下。邾国君民在原有城池的基础上，筑城建屋，扩大规模，并将此城正式命名为邾城。在战国后期，邾城在战国七雄中声名显赫，是当时长江中下游著名的大城邑。
(黄州区博物馆资料图：青铜器） 秦始皇翦灭六国后，分天下为36郡，后增至40郡。其中衡山郡以郡境包涵衡山（即今安徽天柱山）周围而得名，今鄂东地域大部分属衡山郡地域。秦国设置衡山郡后，沿袭楚国旧例把邾城确定为衡山郡城（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城）。邾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因此大增，一跃而成为秦帝国地方政治中心之一，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城邑。 据历史学家考证，今黄州城北郊禹王城办事处境内的邾城遗址，即是秦国衡山郡的郡城，也是是秦帝国中央朝廷之下的地方政权机构所在地。
(黄州区博物馆资料图：青铜器） 秦王朝覆灭后，公元前206年，西楚霸王项羽论功行赏，分封汉王刘邦等18王，其中百越领袖吴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前汉书》卷34），衡山王即是当时天下18王之一，邾城即是衡山王国的国都。项羽败亡后，吴芮转投刘邦，刘邦改封其为长沙王，并将都城由邾城远迁长沙（今湖南省长沙市）。从公元前209年（汉王四年）至前164年（汉文帝十六年）的45年间，西汉朝廷设衡山郡，郡城在邾城。
(黄州区博物馆资料图：神秘的墓葬） 西汉有分封同姓王的制度。邾城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大城邑，所以被朝廷定为诸王立国建都之地。公元前164年，安阳侯刘勃晋封为衡山王，邾城即为衡山王国都城。前154年（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 爆发，因衡山王刘勃与朝廷“坚守无二心”，以有功之臣入朝，遂迁往济北。同时，朝廷将庐江王刘赐改封为衡山王，仍以邾城为王都。但刘赐与朝廷有异心，伺图谋反。公元前120年（汉元狞元年），汉武帝以“与淮南王谋反”罪名令其自尽并株连九族，“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受牵连而被处死达数千人之多。衡山王被杀后，衡山国废，降为衡山郡。次年，朝廷再废衡山郡，降为邾县，隶属于江夏郡（郡城在今安陆市），邾城成为邾县县城。至此，繁盛数百年间的大城邑逐渐没落。
(黄州区博物馆资料图：禹王城复原图) 邾城作为邾县县城，经历了西汉至东汉近三百年的平静岁月，各方面平稳发展。公元35年（东汉建武十一年），汉光武帝派大将岑彭招降了江夏郡太守侯登，邾城正式归属东汉。公元47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位于今鄂西的巴人造反，武威将军刘尚率兵镇压并迁降众7000余人至江夏界，安置在以五水（倒、举、巴、浠、蕲水）为中心的地界，形成了当时有名的少数民族——五水蛮。邾县境内五水蛮民增多，邾城成为管理五水蛮民的中心城邑。直到汉末三国时期，沉寂数百年的邾城又再次活跃于政治舞台。三国时，邾城地处吴、魏两国交界地，纷争不绝，干戈不断，或属吴，或属魏，每次得失都关系国势强弱，成为天下英豪争夺的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城池。 公元241年（吴赤乌四年），东吴丞相、驻镇武昌总管荆州防务的陆逊鉴于邾城在吴魏间军事地位的重要性，采纳张梁的建议，遣重兵3万屯守邾城，并修缮加固城池。邾城成为拱卫东吴的军事重镇。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建威将军王戎率军顺江东下，攻伐吴国，吴军战败，邾城遂归西晋。
西晋到东晋初年，邾城的守军数量有所下降。东晋时，羯人石勒统帅的后赵弛聘中原，以至东晋的地方政权在大别山以北无法立足。公元333年（咸和八年），石勒去世，东晋宰相庾亮认为可趁机恢复中原，并调派豫州刺史、征虏将军毛宝与西阳郡太守樊峻统兵万余驻防邾城，准备正式北伐。但同年八月，后赵石虎调动大军进攻荆州北部，其中派大将夔安领军2万奇袭邾城。守军不利，毛宝遂向庾亮求援，但庾亮认为邾城牢固，未及时派兵支援。至九月，因后援不继，晋军死败失利，邾城沦陷。毛宝和樊峻率6000残兵突围至赤壁江边，因前有大江阻隔，后有后赵追兵围堵，毛宝率6000人投江自尽。后赵军队为报复晋军在邾城的浴血抵抗，摧毁晋军军事大本营，遂将邾城夷为平地，邾城被彻底毁灭。
自战国至东晋600余年间，邾城作为江淮名城，军事重镇，见证着兴衰荣辱、得失成败，经历了国阜民安、金戈铁马。邾城的历史，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后人登临遗址，凭吊往事，唏嘘感叹。明初开国元勋刘基作有《邾城怀古》可表心声：孤城寥落偏蒿芜，万里萧条近楚符。鸦带夕阳归旧垒，雁将秋色下平湖。遗墟渺渺生禾黍，古木苍苍接里阁。故事岂劳重借问，江汉流水自萦纡。  黄州的前世今生你还想知道哪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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