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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8年2月，春寒料峭，万物复苏。我们衣衫不整，百感交集，十二生肖一应俱全，集结在南开校园主楼。很少有人意识到，国家命运此时正孕育着重大转折。 之前，小说《伤痕》一炮打响。据说当时读这篇小说流出的眼泪可以汇成一条河。我引以为傲的是，作者卢新华竟然是同为77级的复旦中文系学生。当时人人心里都有伤痛，谁捷足先登喊出第一声，就有可能被写进文学史，这情形与“中彩”相似。若干年后，卢新华在凤凰卫视录节目，主持人提到小说《伤痕》时，他居然微笑道：你说的是那张“彩票”？不再年轻的卢新华尽可自我调侃，历史老人却尊重岁月真相。 而曾经的岁月真相是，如何在拨乱反正中既“破”且“立”，正考验着国人的智慧与胆魄。1978年岁尾，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国家战略转移决策，由此启动了绵延40载的改革开放历程。巧合的是，这年最后一晚，我看了部电影，名字叫《激战前夜》，具体内容早已模糊，但其片名却仿佛预示了某种大变革即将来临。 1979年7月，《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震撼发表，一时间同学争相传阅，我加塞儿先睹为快——理由堂而皇之，我认识作者。有同学很好奇，追问：你真的认识蒋子龙？我信誓旦旦，这事还能假？又说，也可能，他不认识我。顿时引起一阵哄笑。 我读罢小说非常亢奋，似乎有个毛遂自荐、大刀阔斧搞改革的硬汉形象总在我眼前横眉怒目，晃来晃去。他的名字叫乔光朴。在此一年前仙逝的郭沫若，曾引用“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古诗，激情预言“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但若无经济振兴，一切从何谈起？在我看来，乔光朴就是先觉式的改革家、实干家，于是趁热打铁写了一篇阅读心得，题为《卓有成效的探索》，寄给《天津日报》，不料卷入一场纷争。那场论争随着国内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肯定与声援而尘埃落定，蒋子龙也被尊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旗帜性人物。就我个人而言，当年仅仅是一篇即兴挥就的自投稿，却成了我的评论“处子秀”，并左右了我的文学路径，这是事前没料到的。我不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浪漫幼稚，多愁善感，理性薄弱而感性膨胀，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以文学评论为业；日后被“架上”批评的战车而左支右绌，无法退身，既是宿命，也可以说是改革的时代使然。 不料许多年后，却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几年前，我在某著名杂志读到《“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的长文，深感意外。作者是一位我尊敬的教授，他在现当代文学史领域的研究颇多建树，他在文内的思考不能说对我毫无启发，但他把批评锋芒直指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作的“改革文学”，断言：“正因为蒋子龙是以'改革文学’的正当名义出现的，……他的小说模式确实影响、扭曲和改变了伤痕文学发展的方向，简化了理解历史的难度。”对此，我实在难以苟同。乔厂长立军令状的年代，正值中国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迫切需要一种目标和力量凝聚民心，提振士气。我们都是过来人，不该健忘。于是，我在《文学报》发表了《“改革文学”终结“伤痕文学”？》的商榷文章，认为无论伤痕、反思、改革或是什么其他文学潮流，其出现、繁荣和消失都是必然性的产物，怎能把“影响、扭曲和改变了伤痕文学的方向”归罪于一篇改革小说？评价一部作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抑或倒退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尽管不够时尚，但并不过时。坦白地说，今天的我对《乔厂长上任记》已失去了重读的兴趣，这是小说的时代局限性所致，但无论如何，其文学史意义不容抹杀。 三年前，我去沈阳参加一个研讨活动，不料与该教授“狭路相逢”。晚饭时，我俩的位子紧挨，彼此便有些尴尬。很快，我和教授同时起身，心照不宣相视一笑。说起来，我们还是同属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毕业生，不禁唏嘘感慨。我们虽都不胜酒力，但为了77级，为了那个年代，却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中国数十年经济巨变有口皆碑，我们已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属于过往岁月的“改革文学”功不可没，理应感恩。这也是我们聊天中达成的新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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