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城市时代项目”简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城市时代项目(Urban Age)”十周年之际，LSE CITIES与德意志银行阿尔弗雷德·海尔豪森协会(Deutsche Bank’s Alfred Herrhausen Society)、《卫报》城市版合作，于2015年11月19日至12月3日，在伦敦组织了5场全球辩论(Global Debates)，辩论涵盖五个核心议题：
讲者包括世界顶尖环境学者、城市专家、市长、决策者、建筑师、社会学家和城市理论家，对21世纪城市化的社会和空间动态过程进行讨论。 ◆ ◆ ◆ 下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就辩论主题之一“公平的政治学：谁拥有城市？”所作发言。萨森教授认为，当前城市新的土地所有模式，切断了城市部分地区的公共使用，对于“城市性(cityness)”、城市活力和城市系统的可达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国或国际集团公司大规模收购城市建筑与地产是否标志着主要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2013年中期至2014年中期，全球前100名资产收购城市中，大集团公司购买现有不动产超过600亿美元，一年后这个数字达到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只包括主要资产收购，例如纽约只包括5百万以上的资产收购）。 表 2013-2014年外资收购地产前十名城市 如下我将探讨这种大规模公司资产收购狂潮意味着什么及其重要性。 城市是一个能让无权者(powerless)也能创造历史与文化的地方，这也使得无权者在城市中有着特殊地位。如果目前的大规模收购狂潮持续下去，将会导致无权者无法创造历史，我们的城市将失去世界主义性（Cosmopolitanism）。 事实上，这种资产收购狂潮导致了城市土地所有权模式的系统转变，改变了城市的历史含义，并对公正、民主和人权带来深远影响。 城市是一个复杂而不完整的系统，纵观世界城市历史，城市比许多强大正式的组织寿命更长，从大公司到国家政府。例如伦敦、北京、开罗、纽约、约翰内斯堡和曼谷历经多个朝代统治者和许多公司企业。 正是这种复杂和不完整的混合，使得城市中无权者能够主张“我们也在城市”，“这也我们的城市”。就像拉丁美洲城市与贫困斗争时所提出的口号（Estamos presents）所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并不是乞求金钱，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也是我们城市。” 正是在城市里无权者留下了印记，文化上、经济上以及社会的印记。 这些印记主要集中于社区，但最终可以传播到更广泛的城市区域，例如民族食物、音乐、理疗等。 这些印记是不可能在商业园区里看到的，尽管商业园区密度很大。商业园区是私人控制的空间，低工资工人可以在此工作，但是不能“创造”。这些印记也不可能在军事化管理的种植园和工矿里发生。只有在城市里，存在复杂性的可能，无权者的创造才得以发生，没有什么能够完全控制多元的人口和活动。 但如今，城市这种创造历史文化的能力，正为大规模收购与再开发狂潮所威胁。 中国在伦敦收购的资产 ◆ ◆ ◆ 城市新阶段 很容易误以为2008年后的城市投资热潮不过是“昔日重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这种国内外资本收购城市特别是纽约和伦敦写字楼与酒店的现象便已出现。当时的收购高峰，伦敦大部分建筑实际上是外资所有。如日本、荷兰等各国的金融公司都希望以伦敦作为立足点，以便接近欧洲资本与市场。 但深入探究的话，当前的城市投资热潮又较之以前具有显著差异，主要有如下四点：
2013与2014年地产收购（外资+内资）前25名城市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消亡产业整片土地的再开发。如中国房地产商50亿收购纽约Atlantic Yards地块。目前该地区主要为中低端工厂和工业服务、普通居民以及艺术家工作室，但他们将要为14座震撼奢侈的高级公寓所取代——他们原本就是因为下曼哈顿区大规模的城市再开发而驱逐于此。这里将成为一种“门禁空间”（gated space），虽然密度很高，但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密集且混合各种土地使用和各类居民的多元“城市”，因而这种再开发产生了“反城市”的影响。许多城市这类“反城市”的开发进行得如火如荼。
1990年代以来世界私有化与去监管化促使这种“城市巨人症”（urban gigantism）的滋生。其结果导致公共建筑减少和大型私有企业所有权比例的上升。同时，也导致了公共空间规模与结构的稀释：曾经的政府办公楼、公共监管部门以及社区中心，如今变成了企业总部，奢侈公寓或购物中心。 ◆ ◆ ◆ 土地投资的反城市化 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利润攫取的全球地理。如今已经从传统的种植园与工矿转向了城市土地。对城市土地的集团控制不仅限于高端城市地块，还包括普通老百姓和政府办公室地块。 过去几年来，世界出现公司集团大规模收购城市地产狂潮，从而导致城市土地所有权从分散私人所有转向大型企业所有，从公共转向私人所有。 城市一个主要的变化是由小型私人所有转向大型企业所有转变，由公共向私人转变。虽然长久以来这个过程便是城市土地市场与城市发展的一部分，但是如今的大规模爆发却令这个现象有了一个新的维度，甚至改变了城市的历史意义。 由“小型-公共”向“大型-私有”的转变，导致了原本在嵌入于城市中犬牙交错的街区与公共广场被逐渐移除，而由抹去这些城市公共组织的大型工程取而代之。不管城市密度增加多少，这是在私有化与反城市化城市空间。 大城市一直是个复杂而不完整的系统，这也使不同的人、不同的逻辑、不同的政治得以同时存在。一座大城市便是一个前沿的舞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角色（包括有权者和无权者）都能在此相遇互动并不受限制。 所以城市成为创新的地方，包括无权者的创新。就算无权者无法成为有权者，他们还是能够创造城市的组成部分，增加城市的世界主义性。 城市的复杂性与不完整性促进了城市主体与城市主体间性的产生。这种城市主体性甚至能超越宗教、民族、种族甚至阶级主导的差异。比如作为城市主体一员，我们共享一种城市日常惯例：早晚高峰期。
但是今天的全球城市并不是一个容纳多元背景与文化人口的空间，恰恰相反，现在的全球城市正在排斥多元居民与文化。新的所有者，虽然显得更国际化，往往只是临时居民，并不能代表多元文化与传统。他们代表着一种成功者的全球文化，同质性非常强，不管他们的出生的国家和语言有多不同。这与城市历史产生的城市主体性不同，是一种“全球企业主体”。 历史上城市去旧建新的变化总是无可避免，城市总在不停地重新发明自己，总有赢家与输家。城市的历史充满了从边缘局外人到主流成功者转变的传奇，因为城市一直容纳形形色色不凡或平凡的人。 但如今的大规模公司收购狂潮却产生了一种反城市的力量。它并未增加城市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是给我们的城市植入了一种全新的印记：无数高耸奢侈大楼的单调复制。 这种新植入包含自己的逻辑，无法与传统城市的逻辑相容。它如此强大，前景不容乐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