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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这样一部电影， 让我们看到时代，看到善意，看到希望..... 希望这部电影也能被这个时代善待…… “你怎么笑了？” ——“因为它真。” “你怎么又哭了？” ——“因为它血淋淋的真。” 《我不是药神》，这部还没正式上映就被称“零差评”的国产电影，就是在生生地抢中国观众的眼泪。很可能是今年最有价值的中国影片。 7月5日零点，电影《我不是药神》提前上映，故事很简单，就是围绕着治疗慢粒白血病药格列宁的故事。影片用中国特色的社会新闻语境讲述，一个性保健品店小老板靠倒卖药品发家致富最终被绳之以法的故事——但现实生活并不是冷冰冰的社会新闻。 如开头那句台词，程勇无意中卷入一群等着药救命的病患之中，千千万万的吕受益们因病致贫，因贫买不起药，然后只能睁着空洞的眼睛等死——这不是电影，是当下中国社会同步进行的故事。 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在波涛暗涌中慢慢展开…… 究竟是什么让“程勇”们吃不起药？ 白血病人想要活下去，可是，他吃不起药。很多人的逻辑是非黑即白，非错即对，总是急于找一个强大的假想敌作为攻击和批判的靶子。 ——药企是最容易成为批评靶子的，病人无钱买药吃，在读书人的笔下，药企自然而然被塑造成贪婪自私的形象，俨然暴利剥削造成了贫民的吃不起药。 ——执法人员需要面对法律和人情的冲突，执法机构管得太宽，也好像成为了陆勇们买不起吃不起药的推手。 ——医保政策也难逃这种口水化批判，看起来，好像正是医保不能报销药费，才造成了这一群体吃不起药。 可是我们知道，这些指责似是而非，只不过是宣泄了怒气和仇恨，并没有给“陆勇”们带来真正实质性的帮助。而这种批判也是失准的，有滥杀无辜的误伤嫌疑。 药企是商业机构，商人研发药品，拯救和提升人类生命质量最大的动力是经济。每种新药的研发，都需要耗费重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从国际惯例看，一种新型抗癌药物的研发，通常需要10-15年、花费10亿美元以上成本，而上市后大约只有10-15年的专利保护期，每年还需缴纳昂贵的专利保护费，因此厂家必须在专利保护期内赚回成本并实现盈利。 如果堵死药企的合法合理化的利润，就等于用暴力令药企变成爱心慈善企业。两者的区别在于，医药企业有强大研发资源能够生产出救命的药物，而慈善机构并不具备这种资源和能力，把药企变成慈善机构，是好心做坏事的思维。救命药贵得离谱，相比于没有救命药，两害取其轻是人类的理性选择。 医保水平受限于医保资金，取决于一国的经济水平。我国尚不属于发达国家，这个经济状况决定了医保资金的保障水平。从这个现实出发，短期内，这种病者吃不起昂贵天价药的现状，很有可能会长期存在。这不是键盘侠们点点鼠标，就可以实现一切目标。 庞大患癌群体的用药之痛 癌症已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一大致死疾病。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429万，癌症死亡281万例，相当于平均每天过万人、每分钟约7人确诊患癌。 在白血病病友的联名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进口格列卫费用昂贵，吃不起如同等死，印度仿制药的出现，才增加了活下去的勇气，请给慢粒白血病患者一些活路吧，以人为本才是正路。 然而，于中国而言，且不说创新药，连“仿制药”都还难以达到“高仿”水平。 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测算，2016年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约9167亿元，受慢性病患病率逐年增加、人口老龄化、医保控费等因素影响，预计未来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可达到14116亿元。 尽管有这么大的市场，但中国仿制药却长期面临着“安全、无效”的尴尬问题，质量远不及原研药。“以前批了很多批号，一种药几百种批号，仿制药很多是三仿、四仿，有的药效不及原研药的10%。”一位业内资深人士曾向媒体透露。 正如影片所述，主人公患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后，吃的抗癌药「格列卫」，国内价格常常是印度仿制药价格的20倍以上。 代购「救命药」，已经成了中国重病患者无奈的选择。 用上平价抗肿瘤药为何这么难？ 国内的癌症患者有没有希望用上平价救命药？影片临近尾声，静默的字幕给出了答案：药价改革、纳入医保、抗癌药零关税…… 对患者而言，这无疑是“甘霖”。但在医药界人士看来，这还不够。医保基金有限，将抗肿瘤特效药纳入医保，必然有其它药品被挤出医保，更多的常见病患者可能将得不到医保救助。 “矛盾关键不是药神，而是解决神药。”医药投资圈人士黄屹直言，目前，大量的医保资金被用在没有经过循证医学证据的所谓“神药”上，没有疗效的药物是否应该被剔除医保目录，让更多的新药及时纳入？ “价格谈判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左根永分析，考虑到在中国市场的降价可能会冲击其他市场，原研药厂家可以选择放弃中国市场。“原来只是贵，现在可能连药都没了，这是最坏的局面。”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在专利期过后，专利药的价格一般会出现断崖式下降。但在国内，不少原研药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病患家属也有疑惑：一些进口原研药在去除关税、增值税后，为何价格依然高于其他国家？ “抛开医疗体制不谈，至少说明中国医药产业的议价能力还不够。”黄屹认为，如果中国能在“格列卫”们出现后有“me－too”药物（指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药物，其药效和同类的突破性药物相当）上市，天价药或许能降价，“说白了，现在我们还拿不出这样的东西。” 美国即是典型。政府不干预市场，创新药和仿制药呈现出两个极端——创新药价格昂贵，但仿制药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便宜。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专业监管，让上市的仿制药质量得以保证。 但过去，且不说创新，中国仿制药的质量一度饱受诟病。好消息是，最近几年，国家药监部门接连发布了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多项重磅政策。“医药行业真正脚踏实地做事的企业都举双手赞成。”黄屹说。 印度仿制药为何便宜？ 普通人或许并不知晓，国内癌症家庭的经济负担已经大大降低。至少，和陆勇时代相比，砸锅卖铁甚至倾家荡产已不再是必然选项。 此前，河北肿瘤医院胸外科医生王岩接触过不少肺癌晚期患者，有的治疗了一段时间，因为没钱走了。还有的倾向于印度版靶向药。作为医生，他很不好受，但也没有办法。 2017年7月，36种药品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一半是肿瘤治疗药物。格列卫也是其中之一。纳入医保后，患者每月的负担降低到了约两千元。 “大部分患者已经不再需要从印度代购格列卫了。”前述诺华制药人士自信。 但在采访中发现，对一些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来说，代购印度仿制药的市场需求依然不小。那么，印度版的“格列卫”们为何如此便宜？ “根本原因在于印度药品专利保护启动时间晚，政府推行强仿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顺德解释说。 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署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印度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10年的过渡期，由于没有专利保护，本国药企可以低成本仿制欧美高价原研药，药价便宜上百倍，很快成为“第三世界药房”。 “中国对药品的专利保护，比印度早了十多年。”李顺德感叹。1991年，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谈判上达成一致，1993年生效的专利法删除了对药品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入世几年前，中国对药品发明的专利保护就达到了TRIPS协议的要求。 “强仿制度中国也有，但这么多年没有一例发生。”李顺德解释，大多数国家对于强仿的启动条件相当苛刻，通常是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时使用，比如艾滋病等传染病疫情暴发。 对抗癌药“强仿”因此颇具争议。癌症并不传染，也不至于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2006年，瑞士诺华制药曾对印度政府和专利局进行过“法律战争”，但最终败诉。 国家一直在努力 1 2016年5月 2016年5月，通过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用于治疗肺癌的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吉非替尼（易瑞沙）和治疗慢性乙肝的富马酸替托福韦二吡呋酯（韦瑞德），均出现“腰斩式”降价。以易瑞沙为例，月均费用从约1.5万元降至7000元。 2 2017年7月 2017年7月，36种药品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一半是肿瘤治疗药物。格列卫也是其中之一。纳入医保后，患者每月的负担降低到了约两千元。 3 2018年4月 今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颁布一个好消息：从2018年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并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 4 2018年6月 6月20日李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又确定了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 然而，这些好政策出台后，药价虽然降了一些，但依然是杯水车薪。 所以在人类生产力没有大幅度提高，国家财富水平如果还在原地踏步，这种吃不起专利抗癌药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它不会因为我们感情的偏爱偏嗜，就得到真正的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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