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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进步40年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改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策划《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的记录、一位位医学大师的讲述和一项项医学突破的回顾，展现中国医学发展带给世界的惊喜！ 早上8点多，我们来到刘力生教授的办公地点进行采访前的准备，这里也是高血压联盟（中国）及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的办公地。刘教授的办公室位于这套两居室中的其中一间，布置简洁，其中有一整面书柜，里面摆放着高血压相关的各种资料，以及高血压联盟的文件、荣誉等。 8点45分，刘教授自行来到办公室，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步伐矫健的老教授是一位“90后”。已经90岁的她仍然奔走在高血压防治工作的第一线，事必躬亲。交谈中，我感受到了刘教授作为老一辈医学巨擘的气度，从容、健谈、谦逊、低调。谈起我国的高血压防治事业，她如数家珍一般，娓娓道来；而当问及她个人在其中的作用时，她觉得这都是团队和联盟共同奋斗的成绩，不愿提及自己的贡献。 刘力生教授 高血压逐渐受到重视 ——调查不仅是要数字，而且是要治疗 刘教授说，我国的高血压防治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1958年提出了“让高血压低头”的口号，当时上海首先成立了高血压研究所，北京则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基础研究所、药物研究所及阜外医院组成的高血压协作组，这可谓是我国高血压防控的一个起点。 1979年4月，在河南郑州召开了全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及人群防治的协作会议，会议讨论并布置了1979-1980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一次标准化的高血压抽样普查。会上，顾复生教授问：“吴院长，查出来，咱们怎么办？”吴英恺教授回答：“普查普治，查出来就得治！”刘力生教授笑着回忆到，“顾复生教授一向喜欢提尖锐的问题，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 通过顾复生教授和吴英恺教授发言与回答，我们更加明确了调查不仅仅是要数字，也不仅仅是发表文章，而是要继续往下做，目的是治疗病人。 中国高血压联盟成立 ——做实实在在的工作 名称的确定有个插曲 1984年6月22日，世界高血压联盟正式成立大会在日内瓦召开。经原卫生部和外交部、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批准，中国于1989年5月12日正式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同年10月26日，中国高血压联盟在湖北襄樊市召开成立大会，刘力生教授为第一届主席。在谈到中国高血压联盟的成立过程时，刘教授笑着说：“名称的确定还有个插曲。” 首先是“联盟”二字。当时国家不允许成立这样的分支机构，吴英恺教授提出：“学会每1~2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其余时间大家各做各的事，没有人真正在基层做防控工作，也没有人有精力这样做。但联盟可以做很多工作，包括宣传推广、下基层活动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联盟确实在高血压防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联盟”二字也被保留下来。 二是关于“中国”的争议。当年有一段时间，国家规定所有的机构都不能冠以“中国”的字样，因此后来就定名为“高血压联盟（中国）”，直到现在。“其实这个名称也是有些问题的，括号里也可以写其他的国家或是地区呀！……咱们何必呢！”刘教授有些无奈地说。 通过临床试验保持联盟的凝聚力 虽然在命名上有些小插曲，但是联盟的工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刘教授指出，联盟是在参与老年收缩期高血压治疗试验（Syst-China，1987-1993）的31个省市的医学院和医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团结各个成员单位，需要有实实在在的工作，因此联盟一直在组织临床试验，包括Syst-China研究，卒中后降压治疗随访研究（PATS）、在赞凯蒂（Zanchetti）教授指导下组织非洛地平治疗高血压研究（FEVER）等，同时我国还参加了ADVANCE、PROGRESS等国际协作项目，提供了大量的患者资源。 更重要的是，联盟各成员单位通过完成临床试验保持了凝聚力。“否则队伍可能早就散了！”刘教授感慨到。 高血压防治事业 ——再难，也会坚持做下去 不做事就没有发言权 刘教授介绍到，关于正常高值血压（130~139/85~89 mmHg）治疗是否获益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展到第十个年头了，谈到这里时，刘教授摇着头笑了笑说：“你说有多困难！但是，不做怎么说话呢？做了才有发言权啊。而且做临床试验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因为这样的工作既艰难，又没有钱。”刘教授的话语中有些无奈，但又充满了坚定的信念，“高血压研究及防控的事业贵在坚持，应该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做下去！”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要求到2020年管理1亿高血压患者，并达到降低死亡率的目的。刘教授调侃到，“有人问我们说，那么多人吃药，高血压控制率才这么低，能减少几个脑卒中？” 可以说，我们的任务还相当艰巨。那么，该怎么办呢？ 高血压防治需要下沉到基层 刘教授笑着回忆起自己1980-1981年到美国学习时的情景：“我的导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轻型高血压有多少？’我当时真的答不出来，就胡乱说了一个40%。因为我所在的阜外医院收治的都是严重的患者，轻型高血压患者根本不会来这里看病”。 因此，高血压防控不能局限于大医院，应更多地下沉基层。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HEARTS项目，明确了心血管疾病防治简单易行的落实方案及路径，并制作成海报方便基层实施和应用。我国目前准备在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做试点。刘教授为我们介绍了项目实施的经验和诀窍：首先，药物最好是单药，且长效、便宜，一个省用同一种药物、同一个初始剂量；第二，和扶贫挂钩，在当地卫生部门的支持下，患者可以以半价或更便宜的价格买到药物。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刘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的高血压防控事业而言，中国高血压联盟的成立无疑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没有联盟的成立，就没有上面做的这一系列研究和基层防治工作。她语重心长地说：“我在阜外医院工作，那里是心血管病中心，忙得不得了，但现在医学的弊病之一就是将资源都集中在危重病人身上，而战线前移、预防为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未来10年，我最希望高血压防治能够真正落地，基层真正把慢性病管起来，成为慢性病防控的主力军，实现最后一公里的目标。”这是刘力生教授的期许，也是未来慢性病防控的发展方向。 当记者问到“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您最想回到哪个年代？”时，刘教授笑了起来，她说：“我当然希望回到年轻的时候啦！不过现在我还能活动，我挺高兴的，还要继续加油干！” 作者：《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扈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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