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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南都繁会图》局部 京师失守的消息是十天之后——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初八——才传到留都南京的，但由于对崇祯皇帝和太子下落不明，所以在南京留守的诸臣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将南京城门紧闭，一帮大臣每天在集事堂开会，不是愁眉苦脸、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就是仰面看着屋顶喟然长叹，自言自语道：“怎么办才好？”然后纷纷以脚蹴地，叹着气散会回家。 直到四月十七日，南京才得到确切消息，崇祯皇帝已经自尽于煤山了！ 因崇祯诸子皆陷于北，而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只得在诸藩王中另择新君。 虽然北方已沦陷敌手，但淮河以南仍旧是明朝的天下，而且南京在明朝初年曾是帝国的首都，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运行起来颇为方便，缺少的只是一位新君主而已。但在拥立谁为新皇帝的问题上，将帅之间展开了一场钩心斗角的争执。 以血统而论，有继承帝位资格的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其中福王朱由崧乃是崇祯之兄，而惠、桂二王比崇祯要高一辈，所以按“弟终兄及”的伦序来说福王处于优先地位。加之惠、桂二王远在广西，而李自成攻陷洛阳而逃出河南的福王近在淮安，到南京来继位便利。但东林党人却对福王继位大为忌惮，因为朱由崧的祖母正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正是由于当年东林党人的“力争”，才使得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老福王朱常洵（朱由崧之父）为太子的图谋化为泡影。 老福王朱常洵当不成太子，后来被万历皇帝封在了河南洛阳，得庄田二万顷，富甲天下。当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的农民军逼近洛阳时，一些官员建议朱常洵拿出财宝银两犒赏守城将士，谁知朱常洵却是个爱财胜过爱命的主儿，根本听不进去。许多守城军官知道福王府库里金银财物堆积如山，却叫自己饿着肚子去守城，都愤愤不平，一些士兵在路上公然大骂：“王府内金钱百万，有粮有肉，却让我们饿着肚子去送死！”当李自成开始攻城时，许多不满的守城士兵干脆投靠了农民军，打开城门迎接敌人进了城。老福王朱常洵与世子朱由崧躲入迎恩寺，被农民军活捉，李自成亲自审问了朱常洵，怒斥道：“你身为亲王，富甲天下。在这如此饥荒之年，不肯拿出毫厘赈济百姓，你真是个奴才。”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后， 枭首示众——野史中记载，这位重达三百斤的王爷最后还被农民军剁成肉酱，杂以鹿肉下酒，被称为“福禄（鹿）酒”。 朱由崧要比他老爸幸运得多，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活捉后，他竟然钻空子逃了出来，后来辗转来到了南京。这让东林党人十分紧张——要是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翻起旧账来，哪里还会有他们的好果子吃？因此以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立即四处开展游说，以“立贤”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明神宗之侄），一时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握有实权的首席大臣、兵部尚书史可法则在拥立问题上举棋不定，作为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他一方面对立福王有所顾忌，一方面又担心舍亲立疏引起风波。所以史可法暗自前往浦口同握有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商议。商议的结果是：拥立与神宗血缘相近，又有“贤德”之名的桂王朱常瀛。这个折中的选择大家都颇为满意，就在南京礼部准备了乘舆法物准备前往广西迎接桂王的时候，风云突变，马士英突然改变了主意。原来马士英听闻他手下的三位总兵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得到朱由崧的好处，已决定拥立福王！眼看着手下大将全部自行投向福藩，自己将要被架空，“定策之功”也要被抢走，马士英立即见风使舵的向福王表示效忠，他不但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还把史可法向他列举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书信拿出来要挟史可法，把史可法给出卖了。 山东总兵刘泽清一度支持东林党拥立潞王，但得知高杰等三镇已决定拥立福王，他也立即随风转舵地加入了拥福的行列。东林党人在朝在野虽然颇有势力，却无兵权，见福王继统已成大局，只得违心同意了。史可法也只能无奈地承认现状，将福王从浦口迎接回了南京。 史可法在拥立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导致马士英及四镇武将在立君定策上占了先机，史可法不但失去了新皇帝的信任，而且四镇以“定策之功”居功自傲，南明的武将跋扈、不受节制也由此开始。 五月初三，福王朱由崧先是在南京就任“监国”（代理皇帝），后在十五日正式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朱由崧继位后马上召马士英入朝辅政，高、黄、刘等人被封为伯爵、侯爵，史可法则被排挤出朝廷，被迫督师江北。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为了防备北方之敌，南明在江淮南直隶地区设置了四镇：黄得功驻真州（今仪征）、刘良佐驻寿州（今寿县）、刘泽清驻淮安，高杰驻瓜洲。 四镇中，高杰、刘泽清原是望风而逃的败将，黄得功与刘良佐也没有什么大功，他们自恃有拥立天子之功，骄悍跋扈。黄得功跪听弘光帝使者宣读的诏书，觉得不合自己之意，竟然不等读完就爬起来掀了香案，大骂：“快滚！这是什么诏书？！”另一员大将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驻地分在扬州，但由于其部队军纪败坏，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竟把城门紧闭，像防贼一样不让他进城。高杰恼羞成怒，竟然勒兵攻城，并派兵在城外四出抢掠妇女，奸淫抢劫。弘光帝感其“拥戴之功”，对他十分无奈。最后还是史可法亲自来到高杰营中调和劝说，把扬州附近的瓜洲让给高杰的部队进驻了事。 除四镇外，还有在崇祯年间就世镇武昌、尾大不掉的左良玉部，这五大军阀盘踞江淮，仅军饷一项就耗费七百万两白银， 但却在军事上毫无作为。驻扎在淮安的刘泽清嗜好声伎，蓄养美妓宠侍四十余人，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毫无节制地享乐。当有人问他“守御之策”时，他竟然答道：“我为拥护福王而来，他应该让我享受，万一有事，我选择江南一郡，占山为王就罢了。” 南明朝廷虽在江北设置四镇，但却志在偏安江南，根本没有进取之心， 君臣都沉浸于“联虏平寇”——即联合满洲兵剿灭李自成的农民军——的幻想中按兵不动，史可法督师四镇的驻地更是设在了离南京咫尺之远的扬州。清军在京畿地区击败大顺军后一时无力南下，南明君臣也并不十分担心，他们还沉浸在借用满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之中，由于情报不明， 弘光君臣甚至不知道吴三桂已投降清朝，都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李自成，收复了北京呢。他们还在幻想与清朝联合，一起剿杀大顺军。 为此，南明小朝廷还于七月二十一日派出了以左懋第等人组成的使团， 赴北京“酬虏通好”与清朝议和，企图效法东晋、南宋，安稳地坐拥江南， 与清朝南北分治，甚至异想天开地想让两国结为叔侄之国——弘光帝年长为叔，清帝福临年幼为侄。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此时北方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剧变，“联虏灭寇”的天真想法已是行不通了。 本文摘自《国史001：南明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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